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下)

【2012-08-30 10:21:57 来源: 《百年潮》 作者:萧超然点击数:15573


  三,《略传》和《事略》记述李大钊生平经历业绩,基本相同,但有繁简之别。《略传》相当详细,共有2500余字,《事略》则较简单,只有500来字。这大概是由于《略传》为刊物提前约稿,高一涵写作时间比较充分,因此对相关内容的情节写的比较详尽具体。如对脱险经过,《略传》写道:“时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是年因散布北京市民宣言反对安福系事被捕系狱三越月。出狱后潜离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讲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时,即被警察追踪而至,陈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带上瓜皮小帽,手携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无人盘问而安然脱险矣。”这与几十年后1963年高一涵的回忆,几乎完全相同(见前相关引文),细节描绘惟妙惟肖。足见脱险一事对高一涵印象之深。而《事略》是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的报告纪录,一则,报告时间有限,不容许讲的很多;二则,记者也不可能把高所讲内容全记下来,再经过整理概括,相比较而言,《事略》比《略传》就要简单多了。但所记下的都是李大钊的重要经历和所作大事,少有赘语。《略传》记述了不少高一涵本人和陈独秀、李大钊相互交往过从之事,《事略》则完全阙如。《事略》所记陈、李脱险经过,言简意赅,特别是写有“化装同行”“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一语,我认为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记述。这或者是高一涵在大会上就这么讲的,或者是高一涵在大会上讲了这种意思,由记者笔录整理概括而成的。但不论是何种情况,如果高一涵没有在大会上讲到陈、李脱险途中有相约建党之事,记者是决不可能写出这样一句话,《民国日报》也是决不可能这样刊出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略传》在写了脱险经过紧接着就说:“独秀脱离北大后,即往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这几句话足可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一语之有力佐证。就是说李大钊在获悉陈独秀抵达上海按约定建立党组织后,他也就按约定率先在北京建立了党组织(即所谓“最先加入”),以为响应。文字表述虽有差异,但两相印证,事情是很明白的。

  此外,对于高一涵来说,我们还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在同行脱险途中所作的一件最具历史意义的事情就是两人秘密商定要建立一个革命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但在几十年前1927年那个时候,高一涵或许并不这样认为而给予特别关注,很有可能当时他最为关注的是两人如何脱险和脱险经过,所以在《略传》中对脱险情节描述很多,生动具体,而对途中相约建党,却未直接提及。这并不值得奇怪,而是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不能据此而就认为《事略》中所说“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是不可靠的。这两者之间原本也就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因此,我认为《略传》与《事略》是具有同等可信程度的珍贵史料。两者的篇幅尽管有大小长短之不同,文字表述也有差异,但两者所写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又出自于同一个人,它不可能是两份相互矛盾的材料,而只能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材料,如果我们把二者这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许更能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他是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