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重要的政治地标，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建成之初，它主要由万人大礼堂、五千人宴会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和中央大厅组成。其中，“水天一色、满天星斗”的万人大礼堂最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人民大会堂最具标志性的场景。许多人都知道，“水天一色”设计方案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但周恩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又是如何提出“水天一色”的呢？
中共十九大会场
■沈勃回忆：周恩来在1959年2月初审查模型时首次提出“水天一色”■
当前流行的说法一般是依据当事人沈勃和张镈的回忆（以下简称沈说和张说）。当时，张镈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沈勃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是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成员。应该说，二者从始至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建设，并且担任了核心职位。他们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然而二者的回忆却是互相矛盾的。这也造成了一些文章在提及这个问题时，要么泛泛而谈，只说周恩来提出了这一方案，要么将沈张两种不同的说法硬生生拼凑在一起。
1958年，人民大会堂总体方案确定后，万人大礼堂到台口宽为74米，深为60米，到顶棚高为32.5—33米。这个尺寸是一般礼堂的两三倍。如何才能使代表们能在里面看好、听好，同时不因礼堂过高过大而感觉自我渺小，成为设计师们面临的一道难题。为此，周恩来在研究之后，提出顶棚与墙面交接处不做折角，而做成圆角。这便是“水天一色”设计方案的缘起。对此，沈张两说并无本质不同，但周恩来提出“水天一色”的具体经过，沈说和张说差异较大。
沈勃回忆，周恩来是在1959年2月初审查万人礼堂大模型时，第一次提出“水天一色”想法的。“为了把万人大礼堂内部设计处理好，特地在故宫午门前做了一个一比十的大模型。2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总理由万里、吴晗和我陪同去看了这个模型……周总理先问了一下各方面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汇报说，不少建筑师认为净空高33米太高，人在里面会显得太渺小；但后面有两层挑台，如果压得太低，又会使人感到压抑。并说这个问题过去彭真同志听取汇报后，曾讲过‘人在室外并没有感到天高可怕’的话。周总理思忖了一会说：‘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要用折角，可做成水天一色，看看效果如何？’”
随后，周恩来回到交际处，听取吴晗汇报情况后，讲了10条意见。其中第4条是：“大礼堂要水天一色，不要折角；天花板和墙，要用鸭蛋青的白色。”
2月13日，建筑审查小组向周恩来提交审查报告，“大礼堂天花板向台口倾斜，与舞台做成‘水天一色’”。
沈勃回忆，其后周恩来又第二次审查了大模型，并针对“水天一色”再次提出方案。“2月16日，周总理又一次到午门前看了大礼堂模型后，谈了如下意见：把墙面和顶棚相交处改成‘水天一色’比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环是齐的，是否做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业一浪高过一浪。”
■张镈回忆：1958年底，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首次提出“水天一色”■
相较之下，张说与沈说相差甚大。
张镈说，由于万人大礼堂尺寸过大，大家都没有相应的设计经验。周恩来对已有的几种方案都不满意，“委托吴晗同志负责邀请外地各省市的专家、学者二次到京，共同商议”。很快，杨廷宝等著名专家再次来京，“主意多，出手快，不几天得出十几个方案”。但几种方案中，大家“议论纷纷，犹豫不决”，“不得已，我们拿着各个方案图纸，再度到中南海西花厅向总理当面汇报”。
张镈回忆：“总理对大家反映又宽又深又高的意见，经过思考之后说，人民大会堂大厅是议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应该庄严、朴素、明朗、大方，不能按照歌舞剧院的形式处理。在形式和内容上应该以人为主，一切从人的观感、舒适、卫生、安全出发，以简洁、干净为宜。总理先对艺术形式定了基调。总理想了一下又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水有多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的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方面出发去作抽象的处理？总理又具体地用手比划着说，扁圆卵形的观众厅，后边的圆角大，前边浅弧线夹角小，都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缘。上边的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的空间。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如果做成大圆角形，就可能把顶棚的大弧线与墙身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缘，没有角，就会产生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可能会冲淡一般长、宽、高同在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印象。”
周恩来的创意得到了设计师们的赞扬，张镈“马上进行了具体绘制”，在第三天就绘出草图。“为了打破穹隆的单调，做了三圈水波纹式的暗灯槽。中心安排了直径5米的镶红色有机玻璃的五角星灯，围以一圈镏金的葵花瓣花饰。以红五角星为中心向360°的圆周边连以镏金的直杆，象征着金光闪闪的光束。甘东建议把这个光束做成38根，其含义是红五星代表党，到1959年是建党的38周年，以万丈光芒的象征作为庆贺，一圈镏金的葵花象征着各族人民对党犹葵花向阳，离不开太阳的温暖和沐浴。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象征着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张镈、沈勃将草图送到周恩来面前，并请他提意见。周恩来说：“这个葵花向阳的五角星和三圈水波纹，象征着大海后浪推前浪的气势，很好！”最后，周恩来对张镈和沈勃说，“这个礼堂是整个建筑的核心，为了取得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必须做一个大模型，以能进去观察每个细部才好”。
沈勃和张镈商量后，决定做一个1∶10的大模型，这样有利于总理检阅。“尤其是水天一色的穹隆顶和葵花向阳红五角星灯，以初次方案向总理汇报作了绘制，总理未置可否。”周恩来指示，“红五角星地位应在池座仰望时不受挑台的遮挡，要把红五星完整地露在二层挑台之外”，它的中心点离台口在34米左右，“也要在大模型中反映出来”。
张镈回忆，制作好的模型十分精美，“顶棚除倾斜外也把三圈水波纹暗灯槽和红五角星做好。满天星斗也如实做了反映”，“时在1958年12月中旬”，模型做完“已是当年年底”，周恩来立即来到现场观看。他首先指出，顶棚斜向台口的做法不够庄严、肃穆，“穹隆顶不高、不大、不正、不平，有损红五星居中的形象，必须按原草图示意复原改正；红五星露在挑台的外边是好的，但不能斜挂”。周恩来就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和葵花向阳的顶棚处理方式说：“中心的第一圈做正圆形为好，可以烘托好红五星和金光灿灿的38根光束。二、三圈的椭圆形的设计，近台12处可按你们设想的按正规椭圆形式做，后半部的椭圆线应该逐层放宽。”
周恩来在大模型中审查方案，左一为张镈
■沈说和张说的不同之处■
将沈勃和张镈两人的回忆对照来看，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是先有“水天一色”设想，还是先有大模型？按照沈说，周恩来是在审查大模型时，提出的“水天一色”设想。按照张说，周恩来先在西花厅审查方案时提出了“水天一色”，随后绘制草图，再根据周恩来对草图的意见和制作模型的指示，制作大模型。
第二，周恩来提出“水天一色”是在1958年底还是1959年2月初？按照沈说，周恩来在2月初和2月16日两次审查大模型时，均提出要做“水天一色”。而按照张说，大模型做好是在1958年底，此前周恩来已经提出“水天一色”。
第三，是做了一次大模型，还是做了两次大模型？周恩来又看了几次？按照沈说，周恩来审查了两次大模型。第二个大模型出现了葵花和光环。并且，周恩来在审查第二个大模型时，还对外墙颜色提了意见，并要求“找清华建筑系的学生来看看。对于柱头，也应该做出模型来加以研究”。然而，按照张说，第一个大模型就是按照“水天一色、满天星斗”做的。至于外墙颜色，周恩来是在第一次看大模型时提出“找清华大学学生来评论一下”。但是，此时墙面样品已经摆在模型现场会上，“样板色泽鲜明，因石碴的大小不同而产生不同质感”，故而周恩来才提出“听听青年们意见”。后来，周恩来确实还看过一次柱头模型，张镈没有提及此次审查有万人礼堂模型。
第四，“人在室外并没有感到天高可怕”之类的话，是周恩来说的还是彭真说的？按照沈说，是彭真此前的意见。按照张说，则是周恩来在提出“水天一色”时所举的例子。
两种说法各执一词，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从自身的逻辑严密性来看，沈说似有一些漏洞。
首先，按照沈说，周恩来第二次审查大模型时，提出“把墙面和顶棚相交处改成‘水天一色’比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由此可以推断出，第二个大模型没有将墙面和顶棚相交处做成“水天一色”，否则周恩来就不会说“改成‘水天一色’比较好”。可是，沈勃自己称，2月13日建筑审查小组就已经决定做成“水天一色”，为什么在2月16日周恩来审查第二个大模型时没有落实呢？难道是时间过于紧张？此外，按照沈说，天花板中心是没有葵花瓣的葵花，也殊不可解。
其次，按照沈说，周恩来是2月16日看完第二个大模型后，看的人造假石外墙样板，并提出“再找一些青年人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时要求做柱头的模型。沈勃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在午门前做了一面实墙，上面做了两种人造假石，又做了10根1∶10不同柱头的模型。2月15日，吴晗邀请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25人、学生24人观看人造假石和柱头模型，随后在交际处进行了座谈。“2月16日中午，周总理到北京市交际处，用很短的时间听取了吴晗同志的汇报。确定采取清华师生的意见，大会堂外墙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
这种说法自相矛盾。不可能是周恩来于2月16日提出做人造假石样板、柱头模型，邀请清华师生提意见，而2月15日清华师生来观看模型。16日中午，周恩来又怎么能回来听取清华师生的意见呢？时间逻辑显然是错乱的。
综上所述，沈说自相矛盾之处较多，时间逻辑有错乱之处。而张说较为周密，前后一环接着一环，从回忆中挑不出什么毛病。
以上仅仅是根据当事人回忆所作的分析，还需档案等其他证据作支撑。
■老照片助力揭开“水天一色”之谜■
1998年4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牵头成立的写作组，在万里、赵鹏飞等的关怀和指导下，2001年出版了《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一书。此书“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并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未按学术标准标注出处，具体使用了哪些档案史料，我们无从知晓。
该书在谈及“水天一色”方案的诞生时，基本沿用了沈勃的说法，但也杂糅了张说的一部分。例如，将沈说中周恩来审查第二个大模型时说的话删去，改成张说中周恩来在第一次审查大模型时说的话。此外，该书还修改了沈说中的时间漏洞：将清华大学师生观看模型的时间改为2月25日，将周恩来听取清华师生意见的汇报时间改为2月26日。
该书的一大价值是，选用了60余幅照片，“均为当时各个方面拍摄的第一手资料”，“许多珍贵照片为首次正式发表”。其中，就有一张周恩来在审查大模型方案时的照片。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辨沈说和张说。
从此照片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正在张镈等人的陪同下，指着顶棚，似乎正在发表意见。首先，照片符合张镈回忆所述，在顶棚和墙面方面，已经做了“水天一色”，沈说与之不符。其次，模型中出现了葵花向阳红五星和三圈水波纹，且红五星放出光束（但不是38根），基本与张镈回忆相符。再次，照片中的葵花是有花瓣的，与沈说“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不符。不过，此模型中的确如沈勃所说，“光环（水波纹）是齐的”。而张镈的回忆也有错漏。张说，模型里“满天星斗也如实做了反映”，但照片中显然不见“满天星斗”的踪影。
综合两人回忆和照片显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水天一色”方案很可能是这样提出来的：1958年底，张镈等人向周恩来征求关于顶棚设计方案的意见，周恩来提出了“水天一色”的想法。随后，张镈初步绘制了“水天一色、满天星斗”，中间有葵花向阳红五星的设计草图，并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周恩来指示，将万人大礼堂设计方案制作成模型，方便认真观察。为此，设计院根据周恩来修改意见，制作了一个1∶10的大模型。1958年12月，周恩来审查了这一模型，并提出进一步修改方案。最终，“水天一色、满天星斗”成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经典设计。
“水天一色”设计方案的提出过程，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者们为了这座人民的殿堂，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以人为本”的建筑思想，使他无愧为国庆工程的“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