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米夫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

1928年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

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

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的结论，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4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建议说：在党的工作处于秘密条件下，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应该比上一届的人数少一些。至于选举办法，米夫提议先由选举委员会提出一个40人的名单，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再由选举委员会归纳出候选人的名单，提交大会。会议采纳了米夫的建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会议同时决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7月10日上午，召开大会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周恩来报告了51名候选人预选的结果。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会议讨论这些名单时，瞿秋白提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增加2人。经过充分讨论，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结果，联席会议通过的名单上的人选全部当选，共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等致词。周恩来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向忠发致闭幕词后，在《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中，六大完成了预定的议程，胜利闭幕。

7月19日，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布哈林和米夫都出席了六届一中全会，足见他们对选举工作的重视。

会议开始时，有人提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理由是原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不同意这个意见，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

接着，进行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选举。选举结果是政治局委员7人：苏兆征（22票）、项英（22票）、周恩来（21票）、向忠发（21票）、蔡和森（16票）、瞿秋白（16票）、张国焘（10票）。候补委员7人：关向应（22票）、李立三（22票）、罗登贤（18票）、彭湃（17票）、杨殷（17票）、卢福坦（14票）、徐锡根（14票）。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常委会候补委员是李立三、杨殷、徐锡根。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分工，决定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习惯上仍称之为总书记），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主笔，杨殷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苏兆征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原是武汉码头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1926年10月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武汉码头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此人在中央的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正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井冈山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因而毛泽东未能参加六大。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六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瞎干，其方法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为此，六大明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由此可见，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这次大会也有其缺点。比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大会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此外，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工人当选，完全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领导人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老出错误，总有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担任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坚定，具有两面性。因此，要多推举工人党员进入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周恩来回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向忠发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可以说是六大“唯成分”论的副产品。

总之，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一段时间，按照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党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比较大的有中央（由赣南、闽西两根据地组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此外，在川东、苏中、浙南、河北阜平等地，也建立过短期的苏维埃政权。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白区党的组织也逐渐恢复发展。到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