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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亲属回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
来源:《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作者:胡长明  点击次数:

偏僻的韶山冲何以走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一直是学界和民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树有根,水有源,人们在敬佩毛泽东不世之业的同时,自然要追寻其所以成之之故。毛泽东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都初步形成于在韶山生活的17年,他是带着这片山水赋予他的文化气息而走向外部世界的。要还原毛泽东的少年生活,除了依据他本人对斯诺等人的谈话,还必须求诸于韶山亲友的回忆。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19604月,韶山有关部门曾组织召开老人座谈会,邀请王淑兰、毛宇居、文运昌等亲属和友人详谈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汇集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从学术经验来看,我以为这批史料比那些大而化之的论文要有价值得多,因为其中有生动的历史细节,有韶山当地的民俗民情,乃至回忆者的语言风格都令人回味无穷。然而,其中不少史料却从未被完整地发表和引用过。为了缅怀毛泽东,笔者从中选取三则史料以飨读者,并作一些必要的解读。

一、王淑兰回忆毛泽东

王淑兰(1896~1964),189625出生在今湖南湘乡市金石乡团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与毛泽民结婚,是毛泽东的大弟媳。她嫁到韶山冲以后,侍奉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父亲毛顺生六七年(文氏和毛顺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去世),从翁姑和邻里乡亲那里听到许多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故事。19604月,她在老人座谈会上说:

妈妈(即毛泽东的母亲)告诉我:“你伯爷七岁就发蒙读书,读书的学堂就在南岸,发蒙的老师是邹春培。”邹春培是个老读书人,他对我妈妈说:“五十婶子,你家这个学生有些特别。”妈妈问他什么特别,邹讲:“我要给他(指毛泽东)点书,他就对我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难费累。我就讲,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点,我背就是。他就是天分好,填红蒙字(即用土红写字,学生用纸蒙在上面摹写)他也不填,要自己写,比一般的学生照着填还要好一些。”由于他天分高,会读书,大家就给他起个浑名,叫“省教员”。以后只要听到喊“省教员”,就晓得是喊泽东。有一次,邹春培出了个题目“茶炕子”(注:烘茶叶的用具),叫泽东做文章,做得蛮好,邹春培说他口气大,不敢教……

泽东八岁时,正月间到唐家圫(毛泽东外婆家),正碰到耍狮子。那时耍狮子耍到一家人家,一边耍还要一边赞。泽东只有八岁就会赞,他赞了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要热些烧,肉要烂些煮。”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说他是奇才。

毛泽东后来到毛宇居先生那里读书,妈妈对宇居先生是不大满意的,毛泽东对他也不大满意,原因是宇居先生要泽东喊他先生,泽东就偏要喊他大哥。宇居先生又爱打人。有一次,他把毛泽东打得跑到湘乡他外婆家里去了。

毛泽东十三、四岁时,就没读书了,在屋里出工下力。他有两门工夫不做,不担牛粪,还有一门不记得了,其他样样都做。

住在南岸不远,有个下山的和尚萧贵桶,毛泽东小时与他搞得蛮好,主要是到他那里去借经书看,经常把一叠叠的经书搬回来看。后来,就到唐家圫借《三国志》等书看,表兄文运昌人好,他总是帮毛泽东到处借书。热天晚上睡觉时,就在床档头放一张凳,凳上放一盏灯,把脑壳伸到帐子外面看。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看了《三国志》,他就跟妈妈讲:“三国志还是好,有道理。”

王淑兰回忆了毛泽东在故居旁边的南岸读书的情况,还特别提到他与一位下山和尚萧贵桶的交往。这在当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韶山生活时,佛教兴盛,在毛氏家族聚居的韶峰一带就有韶峰庵、仙女庵、白莲庵、寻源庵、慈悦庵等五个庵堂。毛泽东的母亲便是虔诚的佛教徒。受母亲影响,少年毛泽东也相信佛教,并一度为父亲不信佛教深表担忧。尽管后来毛泽东不信佛了,但对佛教的兴趣却终生不变。在他看来,佛经也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坊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56年,毛泽东的文家表兄文运昌、文涧泉等去北京看望他,他还饶有兴致地问起仙女庵、慈悦庵、白莲庵的情况,当得知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已毁坏时,他遗憾地说:“其实,这几处也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高,四周古树参天,山泉沥沥,曲径通幽,风景蔚为可观。每日晨钟暮鼓,响彻群山,别有一番风味。”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研究佛学的水平还很低,除了任继愈的几篇文章,好的实在太少。”这样的评论,显然是建立在他自幼阅读佛经的修养基础之上的。

王淑兰在1921年春节后,随丈夫毛泽民去长沙生活。1927年到1949年,曾长期在长沙、上海、湘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韶山解放后,她回到韶山冲,收集、赎回了部分家俱和农具,为毛泽东故居对外开放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成为首位讲解员。1964年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

二、毛宇居回忆毛泽东

毛宇居(1881~1964),派名泽启,字先甲,号宇居,毛泽东的族兄,家住毛泽东祖居地滴水洞东茅塘北侧的萃嘉塘。他的高祖父毛祥玙与毛泽东的高祖父毛祥焕为亲兄弟,毛祥焕居长,毛祥玙排行第四(后称“四房”)。毛宇居的曾祖父毛兰芳、叔父毛麓钟、父亲毛福生都是读书人。从毛兰芳到毛宇居,四房书香不断,形成韶山毛氏家族中少有的人才链,并对毛泽东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1959年6月,毛泽东和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1906年秋,13岁的毛泽东成为族兄毛宇居的学生。毛宇居年长毛泽东12岁,对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关于这段师生之谊及其他情况,毛宇居在19604月的老人座谈会上说:

我与毛泽东是族兄弟。我父亲叫福生公,与泽东的父亲顺生公要好,来往密切。

泽东大概是八岁发蒙读书,地点在韶山土地冲的南岸。老师名叫邹春培。我们毛家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劝学》等书是一些俗书,不给读,所以毛泽东开始发蒙的书是《三字经》。

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个农民,家里很穷,作了一世的田。后来家境转好,是由于顺生公勤俭持家,并做些谷米、牲猪生意而上升的。

他家的家教很严,在邹春培那里读书时,早晚要看牛,晚上还要学打算盘,学记账。

他父亲没有打算让他读长书。当时韶山毛姓读书的少,只有我们四房的人讲究读书。他父亲的打算是让他种田,或做生意。

他在邹春培处读书后,又转学几处,才到我这里读书。当时我在韶山冲口的井湾里开馆,有七、八个学生,都是寄宿,读的是《春秋》。泽东最喜看小说,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等。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小说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

读完一年后,他父亲不要他读书了,要他下力务农,于是他就在家里作田、砍柴、加工大米。

泽东在家下力两年后,想再去读书,但父亲不肯。他找了我父亲福生公和毛麓钟(秀才)谈,总想读书。

那时我家有《盛世危言》、康梁文集,他经常借去看。后来得到父亲允许,他就到毛麓钟、毛简臣那里读了一年,地点是在东茅塘、乌龟井,读的是古文、《纲鉴易知录》。这时他最喜看《盛世危言》和康梁文集,也喜韩文。记得泽东在这时作了一篇“策论”,作得好,内容记不清楚了。

文运昌是泽东的老表,见他会读书,就邀他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校长、教员都喜欢这个学生,因为他的文章作得好。

泽东的字写得很好,开始习欧字,后习钱字、习草书,后来他的字独具一格,应归功于钱字和草书。

宣统二年发生饥荒。有次从长沙来了许多豆商,说长沙饥民抢米,为首的被抚台斩了头。泽东听了,很是不平,说饥民起来造反是逼成的,怪不得饥民。

泽东的母亲最贤慧,泽东与父亲意见不合,但最听母亲的话,受母亲的影响最深。

有次家里来客,来客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父亲叫他出来陪客,他不肯。父亲叫了几次,见他不出来,就骂他不孝,他就冲出门去,不回来。后来把他找回来,母亲要他去同父亲说好陪礼,他不肯。父亲要他读书,是想要他学会“和是非”、“做状纸”,或者能成为秀才,而泽东却不想这样。

有一次,泽东从长沙读书归来,简臣公问他读书出来,要作何事。他答,做翻天覆地的事,简臣公听了很高兴。简臣公死后,泽东还作了一首挽联,表示悼念。

毛宇居在回忆中两次提到的毛简臣(1848~1925),派名恩鎔,字羽义,是毛泽东的堂叔祖父。毛简臣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年轻时曾跟随左宗棠的湘军远征新疆,回乡后便开办私塾,课读乡间子弟。在毛简臣门下,毛泽东主要研读《史记》,初步了解到秦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并苦练书法。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后,仍与毛简臣保持着联系。当毛简臣问他读书出来做何事时,他回答要“做翻天覆地的事”,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高远志向。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还专程去韶山乌龟井看望过毛简臣。毛简臣的儿子毛岱钟毕业于一所政法学堂,早年与毛泽东有些交往,后官至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专员,1936年病逝。

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与毛泽东交往频繁,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书信有近十封,居韶山各亲友之首。1951923日,这对昔日的师生欢聚于北京。毛泽东用家乡菜如红烧肉、鲢鱼汤、空心菜等招待毛宇居等乡亲。毛泽东搀扶着毛宇居走进餐厅,歉意地说:“没有好菜吃,但不敢忘了乡情。”毛宇居笑了:“人意好,水也甜啊!”毛泽东示意毛宇居坐上座,毛宇居诚惶诚恐,连连摆手:“您是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哪能坐上座。”毛泽东马上引用了一句古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我的老师,当然要坐上座。”1959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在前往毛震公祠参拜祖宗时,银髯飘拂的毛宇居与身材伟岸的毛泽东手牵手走过田埂,成为当时最为感人肺腑的场面之一。

1941年,毛宇居等主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称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见识。他还煞费苦心地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笔记《讲堂录》等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材料。

三、文运昌回忆毛泽东

毛泽东有两位亲舅父,即七舅文玉瑞(1853~1920)和八舅文玉钦(1959~1929)。毛泽东从小拜七舅文玉瑞为干爹,八舅母赵氏为干娘。8岁以前,毛泽东主要在湘乡唐家圫(现属韶山)外婆家生活,那时八舅文玉钦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时常旁听,所以文玉钦算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文运昌(1884~1961)为文玉钦的次子,是毛泽东交往最密切,也对他影响最大的外家表兄。关于少年毛泽东读书和生活的情况,文运昌回忆道:

毛主席乳名石三,泽东是派名,号润芝。他七岁上学发蒙,老师点授的书,读后即能背诵。他见书就看,最喜欢看《水浒》、《三国志》、《西游记》等小说,有时模仿古代英雄,神情毕露,好似身历其境一般。我的《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书,他借去读了又读,熟记脑中。

到了十二、三岁时,他认为乡村塾师脑筋不新,只照书本点授,不讲解,读死书,有些教法不对,不合自己的心意。他觉得在此海禁大开,外强侵略,国家危险的时候,宜废科举,设学堂,改旧制,研究科学技术,造就爱国的文武双全的人物来,以挽救大局。

有一年元宵节,他的父亲(我的姑父)说:“今年送石三到郭家亭上边阔人家去读书。”那户人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家里有男工做茶饭,女工洗衣服,生活过得好,极好自修学业。上学之日,主席挑着书箱、被帐,随父亲进入那家私熟。谁知那塾师仍是只点读而不详解,他实在不愿读了。放端午假时,他回家陪双亲过节。到这时,他逢人就讲,不想秀才功名,秀才背了时,一文不值。意思是说,不愿再去私塾读书。到了五月十五日那天,他父亲穿了整齐的衣服,提点鱼肉、盐蛋送他上学,走到离家近三里的关公桥下面路边一口大塘附近时,他不走大路,却往田埂上走,父亲随追随骂,他便跳到田中,抓走一把田泥撒在父亲的衣上。父亲快步追赶。他站到塘基上,对父亲说,来吧,我就跳到塘里去。父亲见田野无人,没人排解纠纷,只好忍气退让。我姑父回家后,怒气冲冲,责怪我姑妈养此不知礼义的儿子,出此不争气的后人,就上床睡觉了。这时主席心想,此次虽得胜利,但回家定会挨打,免不了皮破血流;不回家吧,父亲又会望我,因此决定晚点回家。他到邻近屋里坐坐谈谈,我姑母泪盈双眼,前来教诲:石三,你不该这样不懂事,你爸爸不送你读书了,你只和牛结得伴了。为娘的抚养你成人,而你做出这样无礼的事。你的干爹和八舅要晓得这事,定会帮同打你的。你想想,谁不望你读书成名,知法明礼,你做出这种蠢事,人家都会指娘失教。你辜负了外家的爱护和希望。主席听了后,声柔气和地对娘说,儿不是逃学、偷懒,是不想读死书,不喜欢那些不明时局的、拿着八股文章说之乎也者、讨人敬奉的塾师。回家耕田是件好事,不是丑事。这时姑母和邻居娭毑对他说,你爸爸气得要命,睡了。你先回去吧,是你自己断绝学路的,你爸爸再不送你读书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回到了家里,吃过晚饭,还和四弟(即毛泽民)、六弟(即毛泽覃)等人细细讲了些笑话才睡。第二天一清早,主席就上山放牛,还捡柴、刹草、收粪。种地耕田,他边学边做,样样动得手,不落人后。晚上读书,声音嘹亮,把有趣的文章、诗词、歌赋同四弟朗读讲解,好似博学多艺的老师。他与四弟同练小楷书法,学珠算,谈白话,唱山歌,讲古代英雄事迹,谈他们成败的原因。对于农业,他说,务农为大本,动手就有收,勤动手就多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抓紧去做,衣食丰足,不成问题。过了一个多月,我姑父想起上次送他读书的事,恐怕他将来闹出更大的事来,必须早加约束。于是请来房族,想用族规家法来教育儿子。那天,请的客齐来了,他们谈谈笑笑,但都认为不用家法为妥,好象都站在石三一边,嘱我姑父:要顺情顺理,切莫粗言,好儿要培养,等等。酒后,大家围坐闲谈,讲起耕牛行情、谷米涨价、县里派捐许多事情。我姑父说:今日起动各位,无好招待,因石三不肖、秉性横蛮,不读书,做出这次无礼的事,我不会管教,特请前辈以族规家法处理,免得以后闹出大事,使韶山堂堂的毛族丢脸。主席年轻胆壮,听了父亲的话以后,马上出来答辩,说:父亲不送我读书,并不是我罢读,也不是我逃学、偷懒,我只是不愿读那死板书,他老人家不理解儿的心意。那些老先生不知时局危急,国土就要被人家瓜分了,还是这种教法,我实不愿这样学,还是罢读好,种田好。公开的说,我不信什么天牌不天牌!请来的那些房族尊长,大概觉得这话有道理,一齐劝我姑父:你家石三,是个不羁之才,品质不凡,见地不错。今后慢慢劝导,并托外家舅父多多指点,定会成器的。这次,主席又得了胜利。

有一年,主席的父亲要送主席到湘潭一个米店去当学徒。那时他家里有两张大碓,我姑父修宽猪栏,专走湘乡农家做猪、谷转贩生意,用自家毛义顺堂的花票,扩大贸易资金,运回猪、谷,把猪喂大喂肥,把米碾成上熟米,运到湘潭卖高价。他想送主席去米店当学徒,练习写算,学会做生意,好把家业兴隆起来。然而主席的心志,如泰山般摇不动。他说,这个行业,损人肥己,我不动心;湘潭城里虽未去过,听说市面繁荣,是个好玩的口岸,但是不合我的心愿。务农为本,我还是当一个田秀才吧。

后来,我父亲来到南岸,与姑父讲起石三读书一事。我父亲说,还是要送他去读书为好,他不愿到农村读,就送城里去;不爱读老书,就送洋学堂;赶快去,莫耽误了时间。我来是劝你们送他上东山这个洋学堂,同我家运昌一起去读书的。姑父动了心,说:我石三家在湘潭,只怕有界限。我父亲说,你莫管,有我家运昌去办,求学不分界限,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很多,以志为先。你要把眼界放开些,以顺应潮流,赶上时代的变化。科举已废除,维新教育会兴起。书院改学堂,重在选人才,挽回国运,抵住列强侵略……石三好手,具有满腹爱国心,快培植他,将来你们会看到的。姑父母笑着答应了,说:石三去读新学,我们送。

我记得是七月初,我在东山放署假回来,我父亲和伯父对我说:你校下期招新生时,要带润芝去试一试,考试不成问题,湘潭籍也能变通的。过了几天,我到韶山南岸上屋场,专约表弟去东山应考。姑父姑母问了校舍、校规、教员、课程等情况,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样的新学堂正合石三的意。姑父说:“石三,你同十六哥去投考,考不上,回来作田。”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钵团鱼炖大蒜,不顾天气炎热,走路到湘乡县城,住在北正街豫昌公馆。他头次来到湘乡县城,满眼都是新鲜事,连街心用小石头铺成,也觉奇怪,问我:“为什么不用石板,而填些小石头?”我说:“此城古名龙城,用小石头砌成,象龙的鳞甲。”东山高等小学堂在东岸坪下边,县城的东面(即今东山学校)。主席跨进学校时非常惬意,问我除东山外,还有哪几个学校,问了又问,我一一告诉了他。

主席进东山考试,试题是《言志》。他交卷在前,发榜时名列首位。东山校长李元甫先生,学问眼光都好。新生揭榜的那天晚上,教职员一起叙谈,校长说:前日考试的新生毛泽东,定是一个建国才。大家争看试卷,个个称赞。

主席编在戊班上课,自修室、宿舍在后斋,他除做好作业、复习课文外,还选读古文作家如苏海、韩涛的文章,加圈加点……新时代的经济策议,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读了又读,手不释卷。

当时学校里,大多数是富户子弟,穿得很阔气;主席穿的大布长衣、夹衣等全是旧的。他看到社会上的不平等情况,对我说:“穷的冒得饭吃,要讨米;富的餐鱼餐肉,还要坐轿子,要女人招扶,还要欺负人。只有他们才能当绅士,我们这些冒得的哪有份?”他心里积下了这些对社会不满的材料。

文运昌的回忆,再现了少年毛泽东与父亲的矛盾,以及他不满旧时私塾教书方法的态度。那句“秀才背了时,一文不值”,是何等传神!至于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情形,文运昌更是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刻画了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惊奇和向往。

文运昌喜欢读书,也喜欢藏书。毛泽东从读私塾起,就源源不断地找他借书。至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1915年毛泽东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便条中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1927年后,文运昌因为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曾长期颠沛流离,尝尽了乱世谋生的艰辛。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并先后六次进京面见毛泽东。文运昌保存有大量的文物资料。新中国成立时,他将毛泽东父母照片、毛泽东兄弟与母亲的合影等图片上交文物部门,为韶山开展毛泽东生平陈列贡献甚多。1961年12月11日,文运昌病逝,毛泽东拍发唁电,并寄上500元作奠礼,以表达他对表兄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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