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28年苦苦追寻和浴血奋战，迎来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历史新纪元。同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其中明确写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引领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关注、思考并回应、回答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回答经济悲观论调：“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进入1949年，面对历史的大转折、大变革，正在中国共产党着手筹建新中国的时候，社会上基于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对我们党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所要采取的经济战略不清楚，出现了一种经济悲观论调。这种论调很快传到党内，就像毛泽东指出的：“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这种“糊涂思想”，将从根基上严重影响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建设。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并决定亲自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这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从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别在开幕时的报告和闭幕时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深邃思考。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

这次会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后来无论在任何国内外形势复杂变化中，我们全党都必须保持的清醒头脑，保持的一种坚定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内出现了两种比较明显的思想倾向：一种是骄傲自满、功成名就的思想，一种是本领恐慌、畏惧悲观的“糊涂思想”。两种思想状态都不利于我们党即将面临的伟大时代。

对前一种思想状况，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这就是毛泽东给全党的回答，因此才有“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提醒，才有“继续地保持”两种作风的交代。

■以“一总七分”的方式回应经济上的悲观论调

对后一种思想状况，主要反映在即将接管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困惑上。因为这种困惑，引发了经济上的悲观论调。这种悲观论调，被毛泽东称为“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的“糊涂思想”。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回答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总七分”。

一总，即总体上的回答，主要针对的是那种认为中国工业现代性不足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回答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了我们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也明确了我们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明确了我们党在经济战略和策略上的重要任务以后，毛泽东分别从七个方面批评了“左”和右的观点，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新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第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挥领导作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已经具有的大约10%的、具有进步性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

第二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基础。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具有落后性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但是，我们党领导进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个方面，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营经济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但必须受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被限制地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第五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对占绝大多数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加以引导，组织合作社，不能放任自流。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有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个方面，毛泽东果断地提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采取内外贸方面节制和统制的基本政策。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第七个方面，毛泽东进一步批驳经济悲观论者，明确指出，不能只看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面，更主要的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主要提到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最后，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有了上述科学、求实和充分自信的分析，毛泽东才坚定地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讲清政治制度构架：“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见雏形，建立新中国的步伐也日益紧促。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向全国执政、建立新政权的时候，必须清楚地回答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撰写文章的形式来解决的。他曾经对秘书胡乔木提出：“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本想让胡乔木承担这个任务，但胡乔木的初稿起草出来后，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后来，胡乔木回忆这件事时说：“稿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后来，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说：“在政治方面，国体政体是建立新中国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1949年1月会议上，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半年以后，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关于政体问题，毛主席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主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就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上讲清楚，就会出现混乱。毛泽东通过这样一篇重头文章给予回答，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把一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讲清楚了。

1949年6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日子，由《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刊出。这篇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特别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毛泽东在撰写这篇重要文章时，贯穿了问题意识，许多地方是从回应和回答问题的角度着眼的。比如，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所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特别强调了这种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

对于为什么要叫“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1949年初接见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进展和即将建立新政权情况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作过这样的解释：“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毛泽东还说明，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除了在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实践的发展。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随时注意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发现并总结推广了一些地方的基础民主建设经验。比如，他推广过华东地区的经验，1949年10月13日，为转发上海附近松江县（今松江区）创造的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毛泽东起草了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提出：“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应为代表会议）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他还要求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再比如，他也推广过华北地区的经验。10月30日，他就华北经验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各城市强调各地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又比如，他还推广过华南地区的经验。11月27日，他要求把广东的经验推广到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地，提出：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总之，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既有顶层设计上的思考，又有基层探索的总结。其中表达的主题，就是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向世人昭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