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

■回应外国势力干涉：搞清楚反动派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如何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如何在西方侵略者惯用的谎言手段面前教育人民搞清真相、分清敌友，这是创建新中国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总会存在有模糊认识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而这些人大多存在于知识界。对这样一些人，需要“进行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就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这种“破坏和捣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此，毛泽东告诫那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政府，“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恰恰就在此时，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5年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最后遭到失败的经过，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但却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对中国的关切”，“对中国的友谊”；还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

这份白皮书，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真实记录，从另一方面展示了美帝国主义者侵华的罪行，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为了帮助党内外人士提高警惕，并说服一些思想糊涂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毛泽东通过修改或起草新华社社论等方式，亲自做工作，并号召：“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经毛泽东安排部署，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连续以新华社社论形式，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6篇评论。这6篇评论，后5篇是毛泽东撰写的。这些重头社论文章，回应和回答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面目，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和教育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的幻想，警告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他提醒人们：“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在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试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在撰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这篇社论中，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在撰写的《“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友谊”还是侵略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侵略写成了‘友谊’。”他列举了1840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撰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的原因在哪里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自1840年到1919年间的70多年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反抗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明确告诉人们，是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在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因此，他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还批评说，“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说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通过这些回答，一步步剥开问题的内核，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世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帝国主义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华民族被人压迫和侮辱的日子，将永远成为过去，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经翻开了“从此站起来了”的时代篇章。

■回应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万岁”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本质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二字被赫然写在这个国家的国名上。那么，什么是“人民”呢？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与人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是建立这个新国家首先需要回答清楚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探索中，都作过清晰的回答。在这些回答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彻底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个党“人民性”的体现，也是这个党建立政权的根基和出发点。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过，除“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外，“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建立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毛泽东认为，更应该把“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讲清楚，把领导者与人民的关系搞清楚。因此，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他深刻阐释了“人民”概念，回答了“人民是什么”的问题。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政权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毛泽东在解释清楚了“人民是什么”的概念后，还反复提到“中国平民”“一般平民”的问题。在谈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一般平民”长期以来所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等的专政工具压迫的情形时，他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22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毛泽东所表达的这种人民立场，以及人民意识、平民意识，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的政治舞台时，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清晰地表达自己执政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因此，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特别讲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党，主张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的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彻底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个党“人民性”的体现，也是这个党建立政权的根基和出发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更要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有了这样的宗旨理论和思想基础，当真正面对人民的时候，特别是人民由衷地欢呼拥护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被胜利和拥护冲昏头脑。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站起来了”的人民群众，在游行时欢呼雀跃地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响亮口号。面对这一场景，毛泽东保持着一种思想上的冷静，他回应人民群众有关“毛主席万岁”口号时，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喊“同志们万岁”，就是想表明我们的成就归功于大家；喊“人民万岁”，就是想表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在新中国和旧中国交替这种被称为“改朝换代”的历史当口，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恰恰体现了他思想中的核心观点。这既是毛泽东彻底的唯物史观的真实体现，也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它代表着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来临。

■表明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格局：“要搞五湖四海”，“打破关门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早在中共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过，我们的党组织不是一个狭小的圈子，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延安时期，他曾说：“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我们党逐步从一个狭小圈子中走出来，成为有战斗力的全国性的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人们仍在观察这个党的胸怀和格局。为此，毛泽东主动回应、回答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仅在1949年我们随处可以找到毛泽东回应这一问题的一些片段：

一是回应非党人士疑虑的片段。毛泽东提出“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要搞五湖四海”。就在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24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与绥远军区负责人傅作义等作了一次长谈，回答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以及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问题。

毛泽东清醒地指出：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谈到合作的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其意义何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讲到如何看待对方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同一天，毛泽东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上，还批评了党内一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的现象，说：“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二是回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片段。毛泽东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1月14日，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

三是应对亲友们工作请求的片段。毛泽东断然拒绝，“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在旧制度下，“皇亲国戚”皆沾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毛泽东在对待自己的亲属朋友问题上，提倡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比如，孩子的舅舅杨开智等亲属欲进京谋事，他得知此事后，严肃地批评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并致电杨开智：“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对其他一些亲友故交，毛泽东也一律采取“按正常规矩办理”的原则，拒绝了众多欲进京沾光谋事的人。■

（来源：《党史博览》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