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会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外召开的，这就是党的六大。这次大会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所谓的“清党”，对革命者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或影响的北伐军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随后，党组织、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等。虽然这些起义大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它们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扩大了党的影响。

然而，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时，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一味地强调进攻，鼓吹暴动、再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对于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又采取命令主义、惩办主义手段进行组织制裁，加上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仇恨，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了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使革命遭受了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说，“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决议还规定了出席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要求各地以省党部为单位，500名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500人以下的党部也选出一名代表，凡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未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者，可以参加六大，但无表决权。另外，规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可以派5名代表。凡所选代表均需1年以上党龄。

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了下列事项：

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不能确定六大召开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人数：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

会议还决定，在两个星期内要起草好共青团大纲、党务组织大纲、工会运动大纲、农民土地问题大纲、政策问题大纲等，并确定了起草这些文件的负责人或部门。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研究部署今后工作。而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也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六大将在5月召开，于是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召开党的六大，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3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政治局委员除已在莫斯科的向忠发、苏兆征外，再派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同月，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召开事宜作出决定：（一）同意中国党的请求，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二）六大议程大致应是：共产国际报告，瞿秋白作中国党的报告，长江局或湖南省委作报告，任弼时作青年团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三）代表人数100至110人；（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立即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为六大的召开作准备；（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大会。

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工作。

本来，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郑超麟回忆：“毛子（指苏联人）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王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同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参加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就这样，陈独秀和彭述之都没有参加六大。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启程，大部分从大连、哈尔滨，经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

中共六大的会址设在莫斯科郊外纳罗法明斯克的五一村。会场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共产国际还给代表们统一发了一套西装或列宁装，主要是为了不因别墅里有一群穿戴各异的中国人而引起市民注意。还在别墅设了一个医务室，为代表们做体检和治疗。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寄予莫大的希望。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独立地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应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成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的重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在斯大林面前争论中国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

为了开好六大，中共中央在会前进行了一系列的文件起草工作。这些文件，有的是在国内起草，有的则在莫斯科起草。

政治报告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的起草任务落在瞿秋白身上。

瞿秋白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上他出身记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来莫斯科之前，就完成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这一长篇报告。

斯大林对于中共六大非常关心。大会召开前，6月12日左右，他在莫斯科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接见，米夫和王明也在场，王明还担任了翻译。

这天，斯大林心情很好，很随意地坐在会议桌对面的地方，两旁坐着中共领导人。

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说：“秋白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当然，某些地区城市工作有了开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不足以证明革命处于高潮。广州起义不是革命高潮的开始，而是革命高潮的终结。”

这时斯大林还没有被神化，年轻的中共领导人还敢在他面前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回忆：“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等21人。布哈林强调，这不是一次正式的会议，谁都不要因为开这个会而拘束，大家可以把党的上层干部中存在的各种意见都在今天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来，在这里举行小范围的、初步的讨论会。布哈林建议，今天只讨论主要的政治问题：（一）过去的教训；(二)对目前局势的估计；(三)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与会者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谈话，澄清了党内在革命形势等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对于即将召开的大会有重要意义。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单。

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预备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60人，确定了主席团名单，他们是曾文甫、项英、徐锡根、余茂怀、关向应、向忠发、王凤飞、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杨殷、邓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简青、王藻文、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大会还确定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由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等7人组成，以苏兆征为主席。至此，六大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