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贺龙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归来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对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与责任，许多人都有过分析。

毛泽东的分析

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在1964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说过这样的话：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

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

毛泽东还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邓小平的分析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内部谈话以及与外宾交谈时，曾多次提及中方在中苏论战中的责任。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来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来纠正。在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党客人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邓小平还胸怀坦荡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论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我们反对人家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其他人的分析

江泽民在主持一次座谈会时，提出中苏关系恶化责任这样一个大问题。与会者大多为国内顶级经济学家，笔者作为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也参加了。大家一致认为，双方都有责任：苏方“老子党”行径根深蒂固，而中方“批修”，显然批错了。因为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与会者也就没有深谈这个问题。

2000年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笔者（时任驻乌大使）曾向他请教过，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他说：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他还告诉笔者，社科院曾组织过两次座谈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让笔者回国后找座谈会纪要看看。这个纪要很长，但可用一句话概括：在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主要责任在苏方；在引发中苏大论战方面，主要责任在中方。

对于中苏大论战乃至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与后果，就苏方而言，笔者见到过一些苏联、俄罗斯政界人士、专家学者的分析，总的感觉是，虽不乏偏颇之词，但还算比较客观。原苏联驻中国经济总顾问、曾任苏联第一副总理的阿尔希波夫分析得颇为贴切。1989年初，他根据当年5月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牵头起草了有关问题的三份报告，现将其要点摘录于后：

在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基本上是出于苏方的主动。我们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效果，低估中方抗拒施压的能力。客观地讲，在最初阶段，中共表现出相当大的克制，随后则进行反抗，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尖锐。在宣传手段和外交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们便运用经济和军事杠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即使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苏联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证明，我方使用的方式方法，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这种方法，不仅给中国，首先是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苏联领导在对华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

在以上论述中，承担责任的主体虽多为“我们”“我方”“苏联”，但明显可以看出，实际上指的是赫鲁晓夫。

如前所述，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也指责过赫鲁晓夫，说他“在国际共运中喜欢以教师爷的面貌出现”，这主要是就中苏论战而说的。

谈到苏联时期的消极面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要摒弃苏联历史上某个时期。当时，我们试图领导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成为领袖，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那时，我们想把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虽然犯错误的不仅苏联一个国家，但是苏联的错误最明显，最具代表性。”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当年的中苏对立、对抗而讲的。作为一个从事苏联、俄罗斯方向工作将近40年的人，笔者觉得普京说得既中肯，又有分寸；既言明苏联应该负主要责任，也指出其他国家并非没有问题。

中苏两国经历了将近10年的友好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在赫鲁晓夫执政中期，其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到了晚期便开始恶化，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达到严重恶化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到了1989年春，由于邓小平以及苏联多位领导人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如上所述，中苏双方都理性分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诚恳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深刻吸取个中教训，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政治财富，为日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俄关系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最好时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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