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革命必须学习而且正在学习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
1951年2月11日至19日，越南党在越北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越南党的名称叫印度支那共产党，共有党员76.6万人。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上方悬挂有“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红色横幅。横幅下有胡志明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画像。当胡志明和中国政治顾问罗贵波、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并高呼“胡志明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胡志明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应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在大会上发了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谈论如何争取抗法斗争的胜利和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
会议期间，胡志明几乎每天都要和罗贵波会面，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关于党的名称，胡志明说，印支共成立之初，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同处于法国殖民地“印支联邦”内，成为法国总督统治下的一个大行政单位。现在情况不同了，柬埔寨和老挝已经成为两个国家，再以一个党去领导三个国家的革命是不妥当的，故将越南党的名称定为越南劳动党。柬埔寨和老挝将成立单独的党。
大会肯定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的影响和帮助。胡志明在报告中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极大影响，因此越南的革命必须学习而且正在学习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正是“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依据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也正是依据这些，我们赢得了许多胜利”。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
■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26日，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为体现对印支人民抗法斗争的全力支持，中方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
5月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除了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外，还有越南外长范文同，以及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的代表。由于东西方立场尖锐对立，会议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越南、中国和苏联认为，印度支那全境应当同时停火。英、法等国则认为，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事是由于越南部队的入侵造成的，根本不存在当地的抵抗力量，只要越南撤军，这两个国家便会自然停火和恢复和平。因此，他们主张把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同越南问题分割开来，单独解决。直到6月中旬，经过7次全体会议和16次小范围会议，谈判仍毫无进展。按照会议议程，各国代表团团长将于6月中旬休会一段时间，回国处理政务。如果各国外长在这种气氛下离开，很难设想他们还会重返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危险。
针对这种局面，周恩来认为，谈判的关键是越方能否承认有军队进入老挝和柬埔寨。如果不想让谈判破裂，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条出路，而且时间十分紧迫。他考虑，可以承认在老挝和柬埔寨有越军，对外可解释说，过去确有越南部队在两国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也可以按照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处理。这个方案立即得到苏联代表团的支持，越南外长范文同也同意。经过艰苦的工作，西方国家终于接受了这一方案。休会期间，周恩来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会晤，就如何争取日内瓦会议取得更有利的成果达成共识。
早在1953年11月，毛泽东就曾致电胡志明，阐明中方对印支形势和斗争策略的看法。毛泽东指出：“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和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放松自己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为此，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周恩来通过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越方组织打几场漂亮的胜仗，以配合外交上的斗争。越南劳动党认真讨论，并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决定在奠边府发起对法军的进攻。
奠边府是靠近越老边界，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6至8公里的盆地平原，是法军控制越南西北部的重要军事基地。法军调集了精锐部队1.3万人空降于此，并建立了8个据点群、3个防御分区。每个据点群都有多层火力配备，区内布有多层铁丝网、电网，并埋有稠密的地雷。法军高级将领声称这是“不可侵犯的堡垒”，扬言要在奠边府“碾碎”越南人民军。
1954年3月中旬，根据韦国清和武元甲共同制订的作战计划，越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奠边府发起总攻。经过55天激战，歼灭法军3个主力兵团、7个伞兵营、3个炮兵营，连同工兵、装甲、运输部队和少量正规部队，共1.62万人，其中俘敌10903名，包括少将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尉官和军士1749名。击落击毁各种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降落伞3万多具和大量物资弹药。奠边府战役给法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
经过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日内瓦会议于7月20日达成最后协议。根据协议，法国将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与会各国保证“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越南暂时以北纬17°线作为双方军队集结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将在两年内即1956年7月20日前举行全国普选，实现全国统一。
7月22日，胡志明向全国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1960年越南劳动党三大的决议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了完全解放，越南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草棚里举行中国国庆招待会■
1950年9月24日，罗贵波回国汇报工作，刘少奇和朱德听了汇报。随后，刘少奇带着罗贵波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朱德和周恩来也一同接见。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恩来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的打算吧。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但当时越南尚处于抗法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国无法在越南设立大使馆。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军在三个月内撤出了河内。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罗贵波为中国驻越南大使。周恩来召见罗贵波，指示他立即筹建中国大使馆。罗贵波问：“现在越南还没有首都，中央机关还在山沟里，是现在就去，还是等进河内后再去建立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要先去建馆，没有进河内没关系，就在山沟里建馆，这样更表示我们支持越南。”罗贵波又问：“现在越方还没有房子，住在草棚里，怎么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呢？”周恩来说：“就在草棚里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有什么不好？这样更是表示我们支持嘛。苏联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等到进了河内以后才去建立大使馆，我们就要在解放河内以前去。”
罗贵波率领驻越南大使馆的工作班子，迅速赶到越北解放区，并于1954年9月11日在越北山区越南中央驻地的一个草棚小礼堂里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10月1日，罗贵波在大使馆驻地一个小山头上的草棚里举行了中国国庆招待会，胡志明出席，气氛十分热烈友好。
10月10日，河内解放。一周后，罗贵波一行率先进入河内，暂时住在较为安全的原法军的军医院。越南外交部提出，准备将原萨罗中学的校址拨给中国当大使馆使用。萨罗中学是以原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阿贝·萨罗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很气派。罗贵波认为，大使馆不应占用越南的教育机构。后来，越方又找到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阮氏王朝驻北圻大臣黄仲夫的官邸，经胡志明同意后，就作为了中国大使馆馆舍。至今，它仍是河内最漂亮的建筑之一。
进入河内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的各种交往、联系都要逐渐按照正式外交程序办理，起初都不太习惯。一次，罗贵波在大使馆宴请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长征、范文同等徒步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大家都不熟悉外交礼仪，结果三人并排走进了大使馆。一天黄昏时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院内散步，胡志明的秘书武期从侧门走进来说：“胡伯伯来了。”罗贵波闻讯后立即出来迎接。胡志明说：“没什么事，只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越关系十分融洽。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而胡志明和越南党对中国也高度信任，双方少有分歧和矛盾。不幸的是自1978年底起，中越关系恶化达13年之久。1991年11月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的交往与合作全面发展，同时也存在某些不稳定因素。2011年1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越期间，针对中越关系现状，意味深长地说：“只要双方都能以中越友好大局和两国发展大计为重，始终坚持友好合作大方向，始终坚持互利合作，始终坚持把分歧和矛盾放在适当位置妥善解决，始终从政治高度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中越友好就一定能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