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190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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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0岁读私塾，13岁上小学。1917年因家庭贫困辍学，到河北阜平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919年春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并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和训练。1921年毕业后，先后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当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灌输爱国进步思想，被校方辞退。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在第1队。在校期间，参加了由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年9月被编入孙中山的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11月毕业后留校，在第3期入伍生第1营担任副排长。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升任排长。后被派到河南国民第2军第6混成旅，先后任教导营教官、司令部参谋、第2团团副等职。北伐战争开始后，于1926年11月前往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队长，曾率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负责对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进行军事训练并率队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战争。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的三次“会剿”，并与第31师党代表戴克敏等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7条游击战术原则。1930年4月起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红4军参谋长，参与指挥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新集战斗中，首次采用坑道爆破法攻坚，全歼守敌。1931年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率部南下攻占浠水、广济等地。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以劣势兵力歼敌6万余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扩大了鄂豫皖苏区，并使红四方面军逐步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错误推行“不停顿地进攻”的军事冒险路线，红四方面军没能打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率部向西转移，途中在漫川关附近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主张，集中兵力一举突围成功，保存了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后，他又灵活运用多种战术，指挥部队甩脱尾追敌军，翻越秦岭、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指挥红四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先后取得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苏区和红军得以巩固和扩大。几乎每次战役战斗，他都亲临前线，研究敌情和部署作战行动，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在此期间，他还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指挥部队发起嘉陵江战役。6月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后率右路军攻占包座，打开北进通道，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但张国焘拒绝北上，并强令他率军南下。在中共中央率红1、红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0月率部抵达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尔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与陈昌浩率部继续西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策应红一方面军河东作战的战略任务。由于敌众我寡及个别领导人指挥失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最后弹尽粮绝而失败。1937年3月，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与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途中历尽艰险，于6月中旬辗转抵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并在中共中央于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随周恩来等至太原等地，利用同乡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就八路军开赴山西及合作抗日问题与其展开谈判。经过谈判，阎锡山答应与八路军共同抗日，并给予后勤保障。11月率129师一部转战晋东南，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以及反“六路围攻”和反“九路围攻”作战。1938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由129师和115师各一部组成的“路东纵队”挺进冀南，创建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他明确提出依靠群众建造平原地区“人山”的思想，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迅速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武装，并相继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6月奉命到山东沂蒙山区，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并对制造军事摩擦、破坏抗日大局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必要和有节制的反击，使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1940年6月奉命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延安后不久即被一匹受惊的马踢中左腿，造成胫骨骨折，卧床半年多，边休息治疗，边坚持工作，曾撰写《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等文章。1941年10月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当选为主席。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中共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8月任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书记，领导抗大的整风学习。1944年7月因患肋膜炎住进医院治疗。此后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未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转移伤病员的决定，被先行疏散至绥德。他不顾身体虚弱，到绥德后不久即请求重返前线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后转赴太行地区休养。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军区主力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强渡黄河，南下挺进大别山后，负责主持军区工作，并于同年底组织留守的第8纵队和地方武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实施运城战役。1948年3月指挥发起临汾战役。鉴于临汾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他先命部队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采用坑道爆破方法突入城内，全歼守军，解放晋南全境。为攻克临汾立下头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3旅，因此荣获“临汾旅”的称号。同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改为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指挥发起晋中战役，利用运动战充分调动敌人，再寻机予以分割包围，一个月内歼敌10余万，解放县城14座，兵锋直指阎锡山老巢太原。7月起担任中共太原前线前敌委员会书记、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由于劳累过度，导致新旧病症并发，但他坚持不回后方治疗，边养病边指挥战役。太原解放后，他辞去有关职务，赴青岛治病疗养。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他身体一直没有康复，因此并未到任，总参谋长一职由聂荣臻代理。1951年5月病情趋于好转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军工合作问题。11回国途中因肋膜炎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并长期接受疗养。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与刘伯承分管战略问题研究，并任战略问题研究组副组长，曾就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战场建设等问题提出不少意见。1964年8月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主管民兵工作。多次到浙江、广东等地视察，在军委会议和民兵工作会议上多次阐述民兵工作的有关原则。1965年底参加中央上海会议，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被任命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同康生、陈伯达展开激烈交锋，后被江青等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错误批判。1969年2月起被派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学习。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陈毅主持的国际形势座谈会，与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许多战略性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被林彪以加强战备为借口，“疏散”到河南开封。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先后任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人谦和谨慎，文雅朴实，见者多形容他像一个“教书先生”。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于1937年访问延安后，在其所著《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曾评价他“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十分谨慎，讲求实际”。但徐向前用兵打仗却韧劲十足，胆略超人，尤其善打恶仗、硬仗，惯于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其主要著述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队长，曾率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负责对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进行军事训练并率队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战争。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的三次“会剿”，并与第31师党代表戴克敏等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7条游击战术原则。1930年4月起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红4军参谋长，参与指挥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新集战斗中，首次采用坑道爆破法攻坚，全歼守敌。1931年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率部南下攻占浠水、广济等地。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以劣势兵力歼敌6万余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扩大了鄂豫皖苏区，并使红四方面军逐步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错误推行“不停顿地进攻”的军事冒险路线，红四方面军没能打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率部向西转移，途中在漫川关附近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主张，集中兵力一举突围成功，保存了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后，他又灵活运用多种战术，指挥部队甩脱尾追敌军，翻越秦岭、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指挥红四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先后取得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苏区和红军得以巩固和扩大。几乎每次战役战斗，他都亲临前线，研究敌情和部署作战行动，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在此期间，他还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指挥部队发起嘉陵江战役。6月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后率右路军攻占包座，打开北进通道，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但张国焘拒绝北上，并强令他率军南下。在中共中央率红1、红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0月率部抵达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尔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与陈昌浩率部继续西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策应红一方面军河东作战的战略任务。由于敌众我寡及个别领导人指挥失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最后弹尽粮绝而失败。1937年3月，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与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途中历尽艰险，于6月中旬辗转抵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并在中共中央于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随周恩来等至太原等地，利用同乡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就八路军开赴山西及合作抗日问题与其展开谈判。经过谈判，阎锡山答应与八路军共同抗日，并给予后勤保障。11月率129师一部转战晋东南，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以及反“六路围攻”和反“九路围攻”作战。1938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由129师和115师各一部组成的“路东纵队”挺进冀南，创建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他明确提出依靠群众建造平原地区“人山”的思想，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迅速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武装，并相继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6月奉命到山东沂蒙山区，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并对制造军事摩擦、破坏抗日大局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必要和有节制的反击，使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1940年6月奉命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延安后不久即被一匹受惊的马踢中左腿，造成胫骨骨折，卧床半年多，边休息治疗，边坚持工作，曾撰写《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等文章。1941年10月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当选为主席。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中共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8月任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书记，领导抗大的整风学习。1944年7月因患肋膜炎住进医院治疗。此后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未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转移伤病员的决定，被先行疏散至绥德。他不顾身体虚弱，到绥德后不久即请求重返前线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后转赴太行地区休养。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军区主力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强渡黄河，南下挺进大别山后，负责主持军区工作，并于同年底组织留守的第8纵队和地方武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实施运城战役。1948年3月指挥发起临汾战役。鉴于临汾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他先命部队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采用坑道爆破方法突入城内，全歼守军，解放晋南全境。为攻克临汾立下头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3旅，因此荣获“临汾旅”的称号。同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改为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指挥发起晋中战役，利用运动战充分调动敌人，再寻机予以分割包围，一个月内歼敌10余万，解放县城14座，兵锋直指阎锡山老巢太原。7月起担任中共太原前线前敌委员会书记、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由于劳累过度，导致新旧病症并发，但他坚持不回后方治疗，边养病边指挥战役。太原解放后，他辞去有关职务，赴青岛治病疗养。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他身体一直没有康复，因此并未到任，总参谋长一职由聂荣臻代理。1951年5月病情趋于好转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军工合作问题。11回国途中因肋膜炎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并长期接受疗养。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与刘伯承分管战略问题研究，并任战略问题研究组副组长，曾就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战场建设等问题提出不少意见。1964年8月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主管民兵工作。多次到浙江、广东等地视察，在军委会议和民兵工作会议上多次阐述民兵工作的有关原则。1965年底参加中央上海会议，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被任命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同康生、陈伯达展开激烈交锋，后被江青等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错误批判。1969年2月起被派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学习。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陈毅主持的国际形势座谈会，与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许多战略性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被林彪以加强战备为借口，“疏散”到河南开封。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先后任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人谦和谨慎，文雅朴实，见者多形容他像一个“教书先生”。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于1937年访问延安后，在其所著《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曾评价他“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十分谨慎，讲求实际”。但徐向前用兵打仗却韧劲十足，胆略超人，尤其善打恶仗、硬仗，惯于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其主要著述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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