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隆重上演。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概括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周恩来对《东方红》的指导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或文艺活动。作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总策划，周恩来自称“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为编创人员不止一次讲党史，包括一次有7000人参加的长达6个小时的党史报告。《东方红》是一部党史宣传教育的精品大作。
1964年8月1日，周恩来对周扬关于国庆演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示
■《东方红》初衷：“一次党史教育”“歌颂党的历史”■
■“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
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再次提出要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有关负责人商定大歌舞事宜。大歌舞的名称经周恩来同意定为《东方红》。周恩来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炼又切题。周恩来指出：“争取按计划在国庆十五周年之前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十月一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新。”“《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他还说：“如果搞出来了，我给大家讲党史。”会上，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又称“大歌舞指挥部”）名单。领导小组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为组长；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
8月1日，周恩来批准了周扬起草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示五条原则，第一条第一句就是“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节上演”。
8月12日，全体人员被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在排练队伍集合之初，周恩来对编创和演出人员说：“参加大歌舞工作，是一次革命化的实践，是一次党史学习。”
9月15日，《东方红》进行彩排审查。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开演出，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陪同各国贵宾观看。
周恩来策划《东方红》，也有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中苏两党正处在公开论战之中；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国内，国民经济克服了“大跃进”带来的三年严重困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3年12月、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还多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以及许多作家、演员受到错误的批判。《东方红》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当时也受到批判，正作检查。周巍峙在1994年回忆：“总理还让我参与《东方红》的领导工作，说这些人是可以革命的，给我以及文艺界许多朋友一个亮相的机会。”这个亮相的机会对3000多名演创人员都是一种保护。
《东方红》演创人员也明白《东方红》党史教育的初衷。
当年参加演出的总政宣传队人员在1977年回忆，1964年8月，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要搞一部歌颂党的历史的大歌舞，你们支持吗？”周总理要部队带头，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回忆：“当时这是周总理亲自管的，一开始就打算把《东方红》做成最有代表性、最能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的精品大作。”音乐组指挥之一严良堃称：“《东方红》（我们叫它‘大歌舞’），是第一部全面表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文艺作品，其内容由我们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组成。”
1964年10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
■“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早在1943年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全体中央委员出席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第一次公开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中的重大作用：“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4天后，即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这篇讲话。
1964年,在策划《东方红》的4个月前，即3月28日，周恩来在观看文艺节目后同乐队同志谈话时说：“乐队伴奏太响了，是以唱为主，还是以伴奏为主呢？伴奏是配合演唱的，你们乐队要和演员比，演员怎么能比得过呢？乐队用的是乐器，是钢丝弦，演员的肉嗓子怎么能比得过呢？”“你们乐队是搞配合工作的，就要有个主次。我们也是搞配合工作的，我们的工作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是主，我们是配合他的。政治如此，艺术也是如此。乐队伴奏太响，演员很苦恼。”“毛主席是主，我们是配合他的”，这正是周恩来对他在党史上政治地位的自我认知。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讲话，开头就强调：“第一个问题，指导方针。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传播。”“整个电影《东方红》要贯穿一条红线，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周恩来讲话的最后一句是：“《东方红》是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我们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业。”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强调：“‘井冈山’一场要体现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这样才能突出三大法宝，才能展现出建党以来最光亮的火炬。”
《东方红》公开演出后，1964年10月8日，陈亚丁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毛泽东思想是全部史诗的灵魂，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斗争是史诗的骨干。”
1964年10月，周恩来观看《东方红》演出后，祝贺演出成功
■《东方红》总导演：“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
■“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周恩来在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东方红》总导演的地位。
1964年10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说：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正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还说：你们看过的《东方红》革命歌舞，“便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在座的外交部长陈毅抢过话来，介绍：“革命歌舞剧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导演革命的歌舞。”从此，参加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都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东方红》前台、后台、直接、间接等在背后辛勤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有1万人；参加演出的演员、歌唱家、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3700多人；供演出使用的中外样式的服装共4000多套。对于《东方红》能够在经过45天的准备后就成功上演，领导小组组长周扬说：“没有总理，我没有办法。”
《东方红》正式公演前预演了8场，周恩来完整地看了5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并发表意见。周巍峙回忆：周恩来至少参加过17次《东方红》创作活动。
《东方红》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党史”。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
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回忆：“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
《东方红》演出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无法把党史上的每个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1964年7月24日，周扬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了十条具体意见，第一条就提出：“如果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来表现，就不免挂一漏万，很难平衡。”《东方红》音乐组指挥之一严良堃说，“像这样一部全面总结我们党历史的大型综合文艺作品，对其中重大历史事件应该突出表现哪一段，孰轻孰重，怎样处理，要有比较恰当的把握”，“《东方红》演出中的这些具体问题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指导、安排的”。周恩来对如何在党史的长河中抓住最关键的东西，作出了明确指示，使《东方红》成为党史的艺术缩影。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个关键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现出来，“是周总理最关心的事情”。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过去在艺术上很少表现。对于遵义会议，编创人员一开始理解不深刻，认为表现一个会议很难搞好，仅仅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发现之后，当天深夜就赶到导演组召开会议，给导演们讲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周恩来严肃地说：“表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这场戏无论如何不能少，一定要加上，要用专场来表现，而且要努力表现好。”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的党的斗争历史中，“党的诞生是个关键。再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遵义会议、到敌人后方去、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是这段历史的几个关键”。
■“我给大家做过一次党史报告”■
1964年10月23日，在《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长篇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东方红》演出人员外，还有中央、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约7000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还说：“遵义会议是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最后，周恩来说，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不要在台上演革命戏，回到生活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我自己革命了四十多年，还时常要想是不是今天说错了、想错了，要改嘛。我说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孜孜不倦，到死为止。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何况你们青年人。要表演革命的文艺，必须首先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两个多月后，即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在电影《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起了这次党史报告，说：“我给大家做过一次党史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每讲一次就是一次学习，每次都感到自己的不足。”
1977年1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北京文艺工作者还回忆起这场党史报告：“其中最长的一次讲话长达6小时。那是一天下午，天气很热，周总理身穿短袖衫，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战士作党史报告。周总理每当讲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党带来巨大损失时，是那样沉重；讲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使革命转危为安时，又是那样神采奕奕，无比兴奋。”
2011年，孟兆祥（《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的执行编导）回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堂精彩的党史课。”“《东方红》演出了几场后，为了让全体演员再接再厉，演好后面的几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做了连续4个小时的党史报告，使参加创作及表演的3000多人重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总理的报告事先没有拟提纲，全靠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出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满场的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全被他折服了。万人大会堂台下安静的时候鸦雀无声，而报告中时时迸发精彩，又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和笑声。我注意观察到，讲台上明明放着茶杯他却没喝一口水，连续站着讲4个小时竟没有休息一分钟。”刘水发（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队演员）说：“记得总理当时对演员们说，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想让你们对党史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让《东方红》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剧表演得更加真实，更加完美。”
尽管“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周恩来在创作和排练遇到问题一时不能作出决断时，却总是坦率地对编导们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等我去请示一下少奇和主席。”在表演长征的一段中，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如何在艺术上正确表现，当时有些争议。有的同志主张统称红军就行了，不必提3个方面军,因为舞台上讲不清楚。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反党当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作战是英勇的，不应歧视。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也建立了特殊功勋。周恩来虽然这样讲了，为慎重起见，还是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3个方面军都要表现，不要只表现一方面军。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提出：用“飞渡泸定桥”一场表现一方面军，用“过彝族地区”一场表现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用“过草地”一场来代表。在西花厅，周恩来在周巍峙的歌本上亲笔改定了欢庆３个方面军会师的《会师歌》。
周恩来还就《东方红》朗诵词多次征求彭真、陆定一、周扬、郭沫若等的意见。1964年9月25日，距离公演仅有7天，周恩来还在修改朗诵词，并以“特急”方式分送“彭真、定一、康生”等，“请他们严加审查，将修改意见于今晚明早交给周扬同志汇总，并作最后定稿”。
周恩来还请熟悉某一段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
■《东方红》最初的评价：“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 1964年，北京观众：“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
1964年10月6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上演《东方红》。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人的陪同下，与解放军指战员8000多人一道观看。10月19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最后一场，也是连演的第14场。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全国掀起了看《东方红》、学《东方红》、唱《东方红》的热潮。
196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东方红》观后感，许多观众称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
观众徐新奎撰文《表现了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称：“看了这次演出，等于上了一次生动的党史课和军史课。大歌舞把我们党从建党一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进程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赵存生《光荣而艰巨的历程》称：“在我的面前展现了我们党所走过的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解放军驻西藏某部国庆观礼代表唐良忠《难忘的教育》称：“这个歌舞很有教育意义，从建党开始一直表演到今天，简直就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
郭沫若在《赞〈东方红〉》长诗中称：“《东方红》的演出要永不闭幕，永远正在开头”，“在《东方红》的照耀下我们感受着百倍的鼓舞”。
1965年，《东方红》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被模仿演出。2月7日正是春节期间，湖北省千余名文艺工作者在武汉演出了《东方红》，“观众一致反映：看《东方红》等于上一次生动而形象的党史课”。4月5日，出访归来的周恩来、陈毅路过武汉，在当晚观看了《东方红》。当天，周恩来还为影片《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7月16日，周恩来在广州陪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观看《东方红》，对演职人员指出：“《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上海演，北京演，汉口演，现在广州又演，演出还要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 1977年初，《东方红》影片序言：“重读我们党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3000多名人员。接见之后，周恩来就约文艺界人士谈话，倡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强调：“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于全国人民都很有教育意义。”毛泽东指示：“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先拍第一集，内容到新中国为止；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节目可编成第二部，在国庆二十周年上映。”因此，电影《东方红》只选取了舞台演出版本的序幕《东方红》和前六场，后两场《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没有被收入。
1965年10月1日，彩色宽银幕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在全国上映。
周恩来并不认为《东方红》是“百分之百的好”，曾说：“搞这个大歌舞的过程是仓促的，远不是什么经过千锤百炼了，才只经过几锤几炼，还要不断改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一伙咒骂“《东方红》大歌舞是劳民伤财，是个大浪费”，“大歌舞是有问题的，就是不能上映”，等等。《东方红》电影也被打入“冷宫”。《东方红》成为“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时中国文艺界最后的辉煌与绝唱。
1977年初，《东方红》名列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重见天日”的“复映片”。《东方红》影片片头特意加了500字的序言，介绍该片渊源。序言第一句就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正确表现我党的战斗历程，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优秀作品。”还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和领导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排演和电影摄制工作，从确定主题思想，安排重大情节，到歌词、朗诵词的修改定稿，总理都花费心血，一一作了具体指示。”这是第一次明确且公开指出周恩来对《东方红》的贡献。序言还号召：“让我们高唱《东方红》，重读我们党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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