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朝鲜停战谈判的 幕后“指导员”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2期 作者：茆贵鸣 点击次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界，朝鲜战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至是年10月19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朝鲜并攻克平壤，是为第一阶段；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是为第二阶段。这期间，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于开城谈起，到1953年7月19日在板门店就有关问题达成停战协议结束，历时两年多。周恩来为此曾感慨：朝鲜战争打了三年，谈判我们就谈了整整两年！本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选取乔冠华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的几个片段，以飨读者。
“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对方断然否决中方建议。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带有共产主义浓厚色彩的红色标志，理应被他们拒绝。
中方联络官耐心解释并提醒：“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战争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
对方一名代表似乎很在行：“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符合科学道理。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
此话一出，双方立刻便争执了起来。中方认为，既然你方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是我方建议在先嘛。对方则认为，红色是你们的专用色，你们共产党的旗帜全是红的。
一方坚持挂红旗，一方坚持挂白旗，双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谁都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双方自愿选择的两种标志色都很显眼，都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
面对多国新闻记者，对方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通过此次会议还获悉，对方代表团来时将乘坐直升机，中方代表团遂做好欢迎的周密准备。但是，怎样才能不失身份并及时而礼貌地通知对方呢？思维敏捷、办事灵活的乔冠华一锤定音：“让记者以目睹会前准备情况为名，发一篇通讯或巡礼。”
果然，对方及时从报刊获悉：开城市区内不仅已辟有安全的降落地点，而且还制作了“WC”（英文welcome的缩写）欢迎标牌。
■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指导员”■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方的全盘工作均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出于保密需要和安全考虑，中方谈判代表团对外称为“学习队”，李克农、乔冠华的代号分别为“队长”与“指导员”。
犹如大战临近，谈判前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美国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第一强国，同时还是联合国主要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个强国在朝鲜战场却没能打赢，很丢面子。那么，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队长”与“指导员”都不敢怠慢。他们设想了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和局面，并相应地采取了应对措施。谈判开始前的头一天深夜，“队长”与“指导员”又召开了一次由中朝两国代表出席的联席会议。“指导员”将第二天会议的安排详细地进行了一番汇报和说明后，“队长”就有关谈判的全局性问题再次作具体阐述。
按照“队长”的指示精神，“指导员”在进行会前的事务安排及场地布置的具体落实过程中，还专门设立了“前指”。
根据中方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工作人员秦叔瑾（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司令部参谋）记录谈判过程的日记记载，“前指”就设在距离谈判会场仅百米左右的一个小房子里，时称“学习队前指”。谈判开始后，“队长”和“指导员”都会静坐在这里，密切关注整个谈判过程；谈判桌上一旦出现什么状况，联络官柴成文将军负责，及时前来“前指”向“队长”和“指导员”报告。
■参与指导“静坐”式谈判■
1951年7月10日上午9时，一队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在中朝方安全军官引导下，驶入开城西北的来凤庄，谈判开始。
不出李克农和乔冠华所料，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对谈判并无诚意，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原则上的分歧，并充满敌意。在中国和朝鲜方的提案中，以三八线为基准建立军事分界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这是最重要的内容；但美方的9项议程草案拒绝将这两项内容列入议程，所提出的讨论范围仅限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嚼着口香糖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一言不发。他时而双手托腮，时而以左右两手玩弄着桌上的两支铅笔。
与其针锋相对，中朝方代表也是沉默不语。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口叼象牙烟斗，眼睛死盯着对面的乔埃。
这是一场精神战，谈判双方的意志力、忍耐力、克制力都在经受严峻考验。中方联络官柴成文悄悄离开谈判会场，直奔“前指”，迅速将会场的僵持状况报告给“队长”和“指导员”。
听完汇报，李克农给了柴成文一张字条，三个字：坐下去！
于是，谈判桌上的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发一声。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静坐，已僵持了132分钟。美国首席代表乔埃终于按捺不住了：“我建议，今天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
次日，谈判由中朝方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宣布会谈开始，双方代表落座，一言未发。南日将军宣布：休会。全程25秒！
谈判桌上又遇强劲对手。美国人料定：幕后定有高人！
经过几轮交锋，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美国人说完，愤然而去。
离开了谈判桌，美国人在战场上同样也没捞到便宜。
■“七步”挽联与打油诗“公函”■
1951年7月26日，谈判又在开城的来凤庄继续进行。双方此前讨论所确定的议程，共有五项：通过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关于战俘的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建议事项。然而在谈判中，美方却针对中朝方所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无理要求其海、空军的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
毫无诚意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朝方的驳斥和拒绝。随后，美国和南朝鲜方便不断制造事端，阻挠谈判进行。
8月19日清晨，为保障谈判代表团的安全，中方9名军事警察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正常巡逻在松谷里以北高地一带。巡逻队行至中立区松谷里附近，突遭预先设伏的30余名南朝鲜武装人员袭击，由于敌强我弱，排长姚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
对美国和南朝鲜方故意制造事端、恶意破坏谈判的罪恶行径，中方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在谈判代表驻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前，中方正式通知美国和南朝鲜方，要求其前来悼念烈士。
非同寻常的追悼会，被赋予了浓重的外交色彩和政治用意。
外交无小事！会前的布置正在进行。姚庆祥灵堂的两侧，悬挂着一副挽联：“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中央摆放着烈士遗像，两边摆满了花圈、挽联等。
布置完毕，李克农、乔冠华等前来灵堂察看。现场虽说已经有了一副挽联，但他们还是感到有点不满意，似难以充分表达中方的愤慨之情。这时，李克农回过头对站在身旁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再想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嗯。”乔冠华点头应了一下，便在灵堂里来回踱了几步，随即便停步朗声吟道：“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怎么样？”革命烈士与头号战犯，敌对鲜明，对仗工整！李克农为乔冠华的七步之才连声叫好：“赶快布置，以免耽搁时间。”
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的追悼大会开始了。会场庄严肃穆，尤其是那副挽联特别引人注目。前来采访的各国新闻记者纷纷打开闪光灯，拍下了不同角度的照片。次日，乔冠华写的对仗挽联在各大报刊刊载后，美国和南朝鲜方枪杀姚庆祥事件，受到世界各国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
美国和南朝鲜方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发变本加厉：美军飞机公然多次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会场上空，肆意轰炸中方代表团驻地。与此同时，他们在战场上发动夏、秋季攻势和“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就范，致谈判彻底中断。
在炮火连天、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乔冠华虽也几次险遭厄运，却始终不失潇洒气度，其乐天派的幽默与风趣随处可见。请看他在天气渐冷的秋夜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一封“公函”：
炳南仁兄左右：
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以如此幽默的打油诗“公函”，报告如此严肃的谈判并叙说急迫的给养大事，乔冠华的浪漫洒脱，从中可窥见一斑。
■谈判最艰难、耗时最长的一项议程■
面对“联合国军”继夏季攻势后又接连发起的秋季攻势和“绞杀战”，中朝方严阵以待，奋勇抗击，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地面和空中攻势。
战场上没有捞到便宜的美国和南朝鲜方，不得不重回谈判桌；中朝方在作出重大让步后，同意将谈判地址由开城的来凤庄移至板门店。1951年10月25日，双方中断了63天的谈判恢复。
此次谈判的主题，依然是最为敏感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方为打破谈判僵局，先后提出根据实际接触线全面调整或稍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而美方则要求中朝方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1500平方公里土地。经过多次唇枪舌剑，双方以中朝方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初步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一，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实际接触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其二，如果停战协定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签字，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将不再予以变更；其三，如果在30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的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
11月27日，时谈时停、谈打结合的谈判双方，再次回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此次谈判，双方在关于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等议题上，已无大的分歧；但在与其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斗争依然激烈，焦点是如何保证停战稳定而又不损害朝鲜主权。比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和南朝鲜方拒绝从军事分界线以北所有岛屿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便以军事方式解决，即组织多次渡海登岛作战，直接收复黄海道近海的大部分岛屿，这就迫使美国和南朝鲜方与中朝方达成协议：黄海道与京畿道界以西所有岛屿（除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和隅岛），均置于中朝方军事控制之下。再如：在增加军事力量问题上，美国和南朝鲜方企图限制朝鲜战后在主权范围内修建机场，中朝方自然是毫不退让，最终美方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
但是，在事涉内政和主权的监督与视察问题上，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主张由双方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鲜全境实行“自由视察”，遭中朝方坚决反对，因为这是对朝鲜内政与主权的干涉和侵犯！中朝方的建议是：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同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报告。
最终，美国和南朝鲜方虽然接受了此项建议，但这一议程成为谈判最艰难、花费时间最长的一项谈判议程。1952年5月2日，双方就此项议程达成的协议是：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4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双方各5个口岸（朝鲜半岛北方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朝鲜半岛南方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进行监督与视察。
■“一动不如一静”■
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向来是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
表面上看，谈判似乎出现转机，可能会达成协议，乔冠华此时却另有预感。他认为，战俘问题将会是达成停战协定的重大障碍。他说：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但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就是个信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然支持汉莱的声明，却又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更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绝非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的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对此，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但我得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乔冠华的这个“担心”的正确。
1951年12月11日起，根据1949年8月《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中关于“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等规定和国际惯例，中朝方提出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果然遭到美方的无理拒绝。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军队被俘13万多人（其中志愿军2万多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俘2万多人（其中美军战俘3193人）。由于美国人不愿意将13万多中朝战俘完完整整地交还回去，所以他们先后提出了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同时还唆使南朝鲜和国民党特务对中朝方的战俘进行“甄别”，强迫其刺字、写血书等，以示“拒绝遣返”，由此扣留中朝战俘，从而造成战俘问题谈判长期陷于僵局状态。
1952年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便发动“金化攻势”，企图达到其扣留战俘的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坚决击退美军军事进攻，同时在谈判桌上既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的进展。
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那么，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台阶？是否可以由我方提出复会？1953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乔冠华等对此研究筹划，并提出具体建议和设想。
意想不到的是，乔冠华竟一反常态地于2月19日向中央提出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见几乎相反的看法！他的分析如下：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而吓倒了自己……
（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行动，激化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二）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来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即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本来是应该提出行动方案的建议和设想，结果乔冠华却要“让现状拖下去”，而且要“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好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结论！这个似简单却深奥，似大胆却谨慎的“让现状拖下去”的方案，真可谓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其中的“动”与“静”的分析，简直是妙不可言。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
诚如乔冠华所料，形势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果然很快——美国还真的不愿意“让现状拖下去”了。三天后（即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在内外压力之下，主动致函中朝方，建议在战争期间双方首先遣返伤病战俘，中朝方表示同意。双方遂于4月11日签署《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4月26日，中断了6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6月8日，以中朝方关于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转交中立国公正遣返的建议为基础，谈判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有它迂回和曲折的一面。对于恢复谈判后的形势走向问题，乔冠华在1953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再一次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他说：
前途如何？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我们有力量、有道理。最后，它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还得谈，还得停。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而且已经胜利了。
历时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过程迂回曲折。中朝方面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同美方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朝鲜停战谈判的成功，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新的范例。回顾谈判过程，人们也不得不惊叹外交家乔冠华的足智多谋和料事如神。■
■初次交锋：标志色之争与“WC”标牌■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周恩来就深谋远虑地拟就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并一直密切关注各方面的反应。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建议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6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愿为其实现而努力。6月30日，“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谈判，并建议在元山港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过广播复文，同意谈判，但提出以开城为谈判地点的建议。
谈判条件已经成熟。周恩来随即果断挑选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的李克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同时特意挑选具有广博外交知识和丰富外交经验、时年38岁的乔冠华担任代表团高级顾问。乔冠华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杰出的职业外交家。出发之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就朝鲜停战谈判有关重大事项与他们长谈。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乘专车由安东驶往朝鲜。次日上午抵达朝鲜后，受到金日成的亲切接见。
“联合国军”代表团乘坐插有白旗的汽车来到开城进行谈判。前车乘坐者即他们的首席代表美国海军中将乔埃
7月8日，谈判双方首次正式接触的联络官会议，在位于开城西北的来凤庄举行。会议商定了谈判日期以及双方代表团各由5名代表组成。中朝方面组成的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为邓华将军（1951年10月23日和1953年4月26日由边章五将军和丁国钰将军相继接替）和解方将军（1953年4月26日由柴成文将军接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为李相朝将军和张平山将军；“联合国军”代表团，则由美国海军中将乔埃为首席代表（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中将哈利逊接替）。
联络官会议关于挂旗标志色之争的插曲，颇为幽默。
会上，中方联络官考虑到战争期间双方代表团的往返安全，专门就谈判代表（包括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所乘车队或直升机须有明显识别标志问题提出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红色最显眼。”“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对方断然否决中方建议。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带有共产主义浓厚色彩的红色标志，理应被他们拒绝。
中方联络官耐心解释并提醒：“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战争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
对方一名代表似乎很在行：“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符合科学道理。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
此话一出，双方立刻便争执了起来。中方认为，既然你方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是我方建议在先嘛。对方则认为，红色是你们的专用色，你们共产党的旗帜全是红的。
一方坚持挂红旗，一方坚持挂白旗，双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谁都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双方自愿选择的两种标志色都很显眼，都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
面对多国新闻记者，对方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通过此次会议还获悉，对方代表团来时将乘坐直升机，中方代表团遂做好欢迎的周密准备。但是，怎样才能不失身份并及时而礼貌地通知对方呢？思维敏捷、办事灵活的乔冠华一锤定音：“让记者以目睹会前准备情况为名，发一篇通讯或巡礼。”
果然，对方及时从报刊获悉：开城市区内不仅已辟有安全的降落地点，而且还制作了“WC”（英文welcome的缩写）欢迎标牌。
■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指导员”■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方的全盘工作均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出于保密需要和安全考虑，中方谈判代表团对外称为“学习队”，李克农、乔冠华的代号分别为“队长”与“指导员”。
犹如大战临近，谈判前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美国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第一强国，同时还是联合国主要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这个强国在朝鲜战场却没能打赢，很丢面子。那么，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队长”与“指导员”都不敢怠慢。他们设想了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和局面，并相应地采取了应对措施。谈判开始前的头一天深夜，“队长”与“指导员”又召开了一次由中朝两国代表出席的联席会议。“指导员”将第二天会议的安排详细地进行了一番汇报和说明后，“队长”就有关谈判的全局性问题再次作具体阐述。
按照“队长”的指示精神，“指导员”在进行会前的事务安排及场地布置的具体落实过程中，还专门设立了“前指”。
根据中方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工作人员秦叔瑾（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司令部参谋）记录谈判过程的日记记载，“前指”就设在距离谈判会场仅百米左右的一个小房子里，时称“学习队前指”。谈判开始后，“队长”和“指导员”都会静坐在这里，密切关注整个谈判过程；谈判桌上一旦出现什么状况，联络官柴成文将军负责，及时前来“前指”向“队长”和“指导员”报告。
■参与指导“静坐”式谈判■
1951年7月10日上午9时，一队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在中朝方安全军官引导下，驶入开城西北的来凤庄，谈判开始。
不出李克农和乔冠华所料，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对谈判并无诚意，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原则上的分歧，并充满敌意。在中国和朝鲜方的提案中，以三八线为基准建立军事分界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这是最重要的内容；但美方的9项议程草案拒绝将这两项内容列入议程，所提出的讨论范围仅限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嚼着口香糖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一言不发。他时而双手托腮，时而以左右两手玩弄着桌上的两支铅笔。
与其针锋相对，中朝方代表也是沉默不语。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口叼象牙烟斗，眼睛死盯着对面的乔埃。
这是一场精神战，谈判双方的意志力、忍耐力、克制力都在经受严峻考验。中方联络官柴成文悄悄离开谈判会场，直奔“前指”，迅速将会场的僵持状况报告给“队长”和“指导员”。
听完汇报，李克农给了柴成文一张字条，三个字：坐下去！
于是，谈判桌上的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发一声。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静坐，已僵持了132分钟。美国首席代表乔埃终于按捺不住了：“我建议，今天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
次日，谈判由中朝方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宣布会谈开始，双方代表落座，一言未发。南日将军宣布：休会。全程25秒！
谈判桌上又遇强劲对手。美国人料定：幕后定有高人！
经过几轮交锋，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美国人说完，愤然而去。
离开了谈判桌，美国人在战场上同样也没捞到便宜。
■“七步”挽联与打油诗“公函”■
1951年7月26日，谈判又在开城的来凤庄继续进行。双方此前讨论所确定的议程，共有五项：通过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关于战俘的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建议事项。然而在谈判中，美方却针对中朝方所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无理要求其海、空军的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
毫无诚意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朝方的驳斥和拒绝。随后，美国和南朝鲜方便不断制造事端，阻挠谈判进行。
8月19日清晨，为保障谈判代表团的安全，中方9名军事警察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正常巡逻在松谷里以北高地一带。巡逻队行至中立区松谷里附近，突遭预先设伏的30余名南朝鲜武装人员袭击，由于敌强我弱，排长姚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
对美国和南朝鲜方故意制造事端、恶意破坏谈判的罪恶行径，中方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在谈判代表驻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前，中方正式通知美国和南朝鲜方，要求其前来悼念烈士。
非同寻常的追悼会，被赋予了浓重的外交色彩和政治用意。
外交无小事！会前的布置正在进行。姚庆祥灵堂的两侧，悬挂着一副挽联：“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中央摆放着烈士遗像，两边摆满了花圈、挽联等。
布置完毕，李克农、乔冠华等前来灵堂察看。现场虽说已经有了一副挽联，但他们还是感到有点不满意，似难以充分表达中方的愤慨之情。这时，李克农回过头对站在身旁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再想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嗯。”乔冠华点头应了一下，便在灵堂里来回踱了几步，随即便停步朗声吟道：“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怎么样？”革命烈士与头号战犯，敌对鲜明，对仗工整！李克农为乔冠华的七步之才连声叫好：“赶快布置，以免耽搁时间。”
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的追悼大会开始了。会场庄严肃穆，尤其是那副挽联特别引人注目。前来采访的各国新闻记者纷纷打开闪光灯，拍下了不同角度的照片。次日，乔冠华写的对仗挽联在各大报刊刊载后，美国和南朝鲜方枪杀姚庆祥事件，受到世界各国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
美国和南朝鲜方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发变本加厉：美军飞机公然多次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会场上空，肆意轰炸中方代表团驻地。与此同时，他们在战场上发动夏、秋季攻势和“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就范，致谈判彻底中断。
在炮火连天、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乔冠华虽也几次险遭厄运，却始终不失潇洒气度，其乐天派的幽默与风趣随处可见。请看他在天气渐冷的秋夜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一封“公函”：
炳南仁兄左右：
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以如此幽默的打油诗“公函”，报告如此严肃的谈判并叙说急迫的给养大事，乔冠华的浪漫洒脱，从中可窥见一斑。
■谈判最艰难、耗时最长的一项议程■
面对“联合国军”继夏季攻势后又接连发起的秋季攻势和“绞杀战”，中朝方严阵以待，奋勇抗击，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地面和空中攻势。
战场上没有捞到便宜的美国和南朝鲜方，不得不重回谈判桌；中朝方在作出重大让步后，同意将谈判地址由开城的来凤庄移至板门店。1951年10月25日，双方中断了63天的谈判恢复。
此次谈判的主题，依然是最为敏感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方为打破谈判僵局，先后提出根据实际接触线全面调整或稍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而美方则要求中朝方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1500平方公里土地。经过多次唇枪舌剑，双方以中朝方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初步达成了三项协议：其一，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实际接触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其二，如果停战协定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签字，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将不再予以变更；其三，如果在30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的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
11月27日，时谈时停、谈打结合的谈判双方，再次回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此次谈判，双方在关于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等议题上，已无大的分歧；但在与其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斗争依然激烈，焦点是如何保证停战稳定而又不损害朝鲜主权。比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和南朝鲜方拒绝从军事分界线以北所有岛屿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便以军事方式解决，即组织多次渡海登岛作战，直接收复黄海道近海的大部分岛屿，这就迫使美国和南朝鲜方与中朝方达成协议：黄海道与京畿道界以西所有岛屿（除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和隅岛），均置于中朝方军事控制之下。再如：在增加军事力量问题上，美国和南朝鲜方企图限制朝鲜战后在主权范围内修建机场，中朝方自然是毫不退让，最终美方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
但是，在事涉内政和主权的监督与视察问题上，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主张由双方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鲜全境实行“自由视察”，遭中朝方坚决反对，因为这是对朝鲜内政与主权的干涉和侵犯！中朝方的建议是：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同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报告。
最终，美国和南朝鲜方虽然接受了此项建议，但这一议程成为谈判最艰难、花费时间最长的一项谈判议程。1952年5月2日，双方就此项议程达成的协议是：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4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双方各5个口岸（朝鲜半岛北方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朝鲜半岛南方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进行监督与视察。
■“一动不如一静”■
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向来是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
表面上看，谈判似乎出现转机，可能会达成协议，乔冠华此时却另有预感。他认为，战俘问题将会是达成停战协定的重大障碍。他说：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但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就是个信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然支持汉莱的声明，却又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更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绝非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的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对此，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但我得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乔冠华的这个“担心”的正确。
1951年12月11日起，根据1949年8月《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中关于“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等规定和国际惯例，中朝方提出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果然遭到美方的无理拒绝。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军队被俘13万多人（其中志愿军2万多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俘2万多人（其中美军战俘3193人）。由于美国人不愿意将13万多中朝战俘完完整整地交还回去，所以他们先后提出了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同时还唆使南朝鲜和国民党特务对中朝方的战俘进行“甄别”，强迫其刺字、写血书等，以示“拒绝遣返”，由此扣留中朝战俘，从而造成战俘问题谈判长期陷于僵局状态。
1952年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便发动“金化攻势”，企图达到其扣留战俘的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坚决击退美军军事进攻，同时在谈判桌上既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的进展。
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那么，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台阶？是否可以由我方提出复会？1953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乔冠华等对此研究筹划，并提出具体建议和设想。
意想不到的是，乔冠华竟一反常态地于2月19日向中央提出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见几乎相反的看法！他的分析如下：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而吓倒了自己……
（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行动，激化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二）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来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即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本来是应该提出行动方案的建议和设想，结果乔冠华却要“让现状拖下去”，而且要“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好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结论！这个似简单却深奥，似大胆却谨慎的“让现状拖下去”的方案，真可谓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其中的“动”与“静”的分析，简直是妙不可言。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
诚如乔冠华所料，形势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果然很快——美国还真的不愿意“让现状拖下去”了。三天后（即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在内外压力之下，主动致函中朝方，建议在战争期间双方首先遣返伤病战俘，中朝方表示同意。双方遂于4月11日签署《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4月26日，中断了6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6月8日，以中朝方关于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转交中立国公正遣返的建议为基础，谈判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有它迂回和曲折的一面。对于恢复谈判后的形势走向问题，乔冠华在1953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再一次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他说：
前途如何？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我们有力量、有道理。最后，它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还得谈，还得停。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而且已经胜利了。
果然，一个月后的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战役，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阵地战后对坚固设防之敌实施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金城战役胜利结束，志愿军重创敌军4个师，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板门店谈判。历时15天的金城战役，不仅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时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过程迂回曲折。中朝方面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同美方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朝鲜停战谈判的成功，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新的范例。回顾谈判过程，人们也不得不惊叹外交家乔冠华的足智多谋和料事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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