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中的彭德怀和林彪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5期 作者：许人俊 点击次数：
萧克是解放军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转战于井冈山和湘赣根据地，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作为红军指挥员，他曾率领部队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多次浴血奋战，多次受伤，并参加过长征。
萧克革命资历深，阅历丰富。共和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他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性格、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同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共事多年，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记忆力强，喜欢写作，晚年曾将有关故事和感慨，通过《萧克回忆录》作了记述。人们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可以实事求是地了解彭德怀和林彪的功过是非。
红五军上山后，敌人发动“会剿”的风声更紧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指挥部打算让红五军留在山上守卫，红四军派出主力部队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山出击，引诱敌人上山予以歼灭。
彭德怀深知两军相对智者胜的道理。他上山后整天四处转悠，察看地形，找老百姓交谈，搞调查研究，把山上道路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准备部署兵力。
指挥部开会研究兵力部署时，部分同志认为红五军留6个连就可以守住井冈山阵地。彭德怀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行，兵力不够”。大家说：“五军有6个连，加上本地武装，怎么不够？”
有的同志胸有成竹地表示：“井冈山上有5条路，5个哨口筑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
彭德怀说：“你们错了，上井冈山的路不止5条，实际有9条路。”接着他一条一条说了出来。过去，那些老人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居然不知道有9条路，甚至被井冈山群众称为“山大王”的王佐也不知道，听后，大吃一惊。原来彭德怀上山后，将上井冈山的所有路都调查清楚了，所以发表意见时头头是道，很有说服力。大家很快一致同意他的兵力部署方案。
散会后，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兴奋地对大家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
何挺颖在井冈山部队看人很准，威信很高，深受大家信赖。他都佩服新上山的彭德怀，赞扬他是好军长，大家自然都很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多一个好军长上山，怎么不高兴？！
以上是萧克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在井冈山上见到彭德怀的第一印象。
后来，随着反“围剿”战斗次数不断增加，萧克对这位湖南老乡、战友的指挥才能越来越了解，印象很好，他深切感到彭德怀是一位足智多谋、忠诚于党的军事帅才。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责成萧克制订具体方案，交聂荣臻审定。
经过萧克近5个月的筹划，1950年9月，军训部成立。随后，萧克组织专业人员搜集翻译苏军的条令、条例，同时布置大家查找各国军事图书资料加以参考（主要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很快拟写出解放军三大条令初稿，并报送中共中央审定。
周恩来收到萧克报送的三大条令后，随即指定刘伯承审阅。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萧克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萧克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给你演示一下吧？”彭德怀说：“好！”
后来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按照条令规定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毕了。彭德怀看了很高兴地说：“可以，就这样搞！”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负责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由刘伯承任部长。由于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主持工作，就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理。
1957年底，叶剑英因忙于筹建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确定萧克接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都是向苏军学习的，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工作，使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因强调苏军的经验，学习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6年6月，中央号召学习5个文件。学习文件过程中，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和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起先，大家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所以，大家便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
但此后在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日趋浓厚。在一次会上，萧克听到彭德怀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进去。”彭德怀带有情绪，话中有话，使萧克震动。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军委扩大会开了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随后，毛泽东又发出新指示，军委扩大会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新指示进一步扩大范围，而且转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次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结尾还不适当地评价刘伯承。由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向毛泽东反映：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泽东便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逐步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会上先后点了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更令萧克寒心的是，当时刘伯承身体不好，眼压较高，正在外地住院治疗，接到开会通知，竟冒着失明危险带病前来出席会议，他是让人搀扶着走上台检讨的。他的检讨实事求是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迫于压力外，更重要的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后来总政治部派工作组介入运动，总政有些领导人附和彭德怀的观点，支持“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观点，于是运动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对此，萧克不赞成。他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是经过军委审定、批准的，而且是叶剑英提出并由军委正式颁布的。他对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表明了意见。但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已无民主可言。有些人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萧克等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申辩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老总修改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人连轰带扭，当场带走关押。
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从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痛心。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萧克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身心十分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积郁成疾。有一次怀仁堂会议批斗结束，萧克从礼堂回办公室，路程并不远，但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吐血。回到家中又吐了不少，医生看了难受，就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心，反而给医生扣上同情反动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无奈之下，萧克只有作违心的检讨，交上去才算过关。有一次开会，萧克遇到彭德怀，彭德怀对他说：“你这个人还经得起斗。”不知他的话是贬还是褒。
1958年秋，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萧克错误问题的决定，萧克心里不服，当时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都没有表态，但是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集团活动的报告》。萧克等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萧克被从军队调到农垦部任副部长。
1959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接着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他。会议规模、人数、形式，与当年批斗萧克时一模一样。只不过会议主持人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代替了彭德怀，批斗对象由萧克换成了彭德怀，批斗火力很猛。
此情此景，让萧克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批斗彭德怀使萧克出了怨气；另一方面对党内搞阶级斗争，不讲道理、不分是非，把大批赞成、同情他思想的人，荒唐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来斗去。萧克深感痛心。
彭德怀被罢官后，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有了认识，并深感忏悔，生前曾嘱咐侄子彭起超在他死后一定要找到萧克代为道歉，转达他的原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
“文化大革命”后，萧克听了这话，心情非常激动，深感“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陈云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将其骨灰安放八宝山，萧克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感到惊奇，而萧克认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论彭德怀过去对自己怎么样，庐山会议批判他“右倾机会主义”，“文革”中又置他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回首种种往事，萧克说：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在井冈山红四军，还是第四野战军，我自信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
萧克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王震、萧克、陈漫远）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已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我是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
后来，有一次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会，诬蔑萧克一贯反对林彪，说他在四野和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配合，结果被撵出四野部队云云。有人来核实萧克反对林彪之事，萧克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当时还不是副主席呢，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才能决定！”
1969年林彪一号令下达后，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农垦部也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一大批部、局级干部，被送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6日，萧克返回北京。4月，中央决定他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一直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军政对立，强调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突出政治”的观点成为全面建设部队的指导思想。所谓突出政治，其实就是搞阶级斗争。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心有余悸，顾虑重重，自然不敢抓军事训练。萧克认为军队毕竟是军队，不抓军事训练算什么军队。所以，萧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重新确立军校工作以军事教学为中心，要把军政大学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双全之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军事训练。
后来，萧克和唐亮等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这项艰巨使命，实现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有人问萧克：林彪的历史应怎么写？他回答说：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功是功，过是过，尊重历史事实。他主张撰写历史的人必须“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要尊重历史，功过分明。
萧克革命资历深，阅历丰富。共和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他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性格、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同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共事多年，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记忆力强，喜欢写作，晚年曾将有关故事和感慨，通过《萧克回忆录》作了记述。人们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可以实事求是地了解彭德怀和林彪的功过是非。
■彭德怀足智多谋，忠诚于党■
萧克与彭德怀相识于1928年12月。当时，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冲出重围摆脱了强大的敌人后，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那时，萧克是红四军营党代表，正在井冈山一个名为新城的地方，组织大家排练节目，搭建舞台，张贴标语，准备开大会欢迎红五军的新同志。萧克回忆，当时陈毅还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联萧克已不记得。上联写得很有意思，用4个“新”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描绘出来了。联欢会开得很成功，萧克听到彭德怀讲话铿锵有力，很有军人作风。红五军上山后，敌人发动“会剿”的风声更紧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指挥部打算让红五军留在山上守卫，红四军派出主力部队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山出击，引诱敌人上山予以歼灭。
彭德怀深知两军相对智者胜的道理。他上山后整天四处转悠，察看地形，找老百姓交谈，搞调查研究，把山上道路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准备部署兵力。
指挥部开会研究兵力部署时，部分同志认为红五军留6个连就可以守住井冈山阵地。彭德怀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行，兵力不够”。大家说：“五军有6个连，加上本地武装，怎么不够？”
有的同志胸有成竹地表示：“井冈山上有5条路，5个哨口筑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
彭德怀说：“你们错了，上井冈山的路不止5条，实际有9条路。”接着他一条一条说了出来。过去，那些老人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居然不知道有9条路，甚至被井冈山群众称为“山大王”的王佐也不知道，听后，大吃一惊。原来彭德怀上山后，将上井冈山的所有路都调查清楚了，所以发表意见时头头是道，很有说服力。大家很快一致同意他的兵力部署方案。
散会后，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兴奋地对大家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
何挺颖在井冈山部队看人很准，威信很高，深受大家信赖。他都佩服新上山的彭德怀，赞扬他是好军长，大家自然都很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多一个好军长上山，怎么不高兴？！
以上是萧克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在井冈山上见到彭德怀的第一印象。
后来，随着反“围剿”战斗次数不断增加，萧克对这位湖南老乡、战友的指挥才能越来越了解，印象很好，他深切感到彭德怀是一位足智多谋、忠诚于党的军事帅才。
■与彭德怀在思想感情上产生缝隙■
1950年4月，萧克受命组织成立解放军军训部，承担制订全军军事训练计划，组织编写军队条令条例，筹备组建陆军大学等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责成萧克制订具体方案，交聂荣臻审定。
经过萧克近5个月的筹划，1950年9月，军训部成立。随后，萧克组织专业人员搜集翻译苏军的条令、条例，同时布置大家查找各国军事图书资料加以参考（主要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很快拟写出解放军三大条令初稿，并报送中共中央审定。
周恩来收到萧克报送的三大条令后，随即指定刘伯承审阅。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萧克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萧克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给你演示一下吧？”彭德怀说：“好！”
后来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按照条令规定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毕了。彭德怀看了很高兴地说：“可以，就这样搞！”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负责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由刘伯承任部长。由于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主持工作，就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理。
1957年底，叶剑英因忙于筹建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确定萧克接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都是向苏军学习的，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工作，使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因强调苏军的经验，学习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6年6月，中央号召学习5个文件。学习文件过程中，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和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起先，大家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所以，大家便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
但此后在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日趋浓厚。在一次会上，萧克听到彭德怀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进去。”彭德怀带有情绪，话中有话，使萧克震动。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军委扩大会开了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随后，毛泽东又发出新指示，军委扩大会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新指示进一步扩大范围，而且转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次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结尾还不适当地评价刘伯承。由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向毛泽东反映：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泽东便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逐步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会上先后点了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更令萧克寒心的是，当时刘伯承身体不好，眼压较高，正在外地住院治疗，接到开会通知，竟冒着失明危险带病前来出席会议，他是让人搀扶着走上台检讨的。他的检讨实事求是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迫于压力外，更重要的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后来总政治部派工作组介入运动，总政有些领导人附和彭德怀的观点，支持“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观点，于是运动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对此，萧克不赞成。他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是经过军委审定、批准的，而且是叶剑英提出并由军委正式颁布的。他对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表明了意见。但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已无民主可言。有些人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萧克等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申辩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老总修改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人连轰带扭，当场带走关押。
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从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痛心。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陈云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萧克最先表示同意■
1958年，军委扩大会从5月开到8月，连续4个月批斗，用高压政策逼萧克检讨。那段时间，他常彻夜难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他多次对大家说：“自己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时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萧克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身心十分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积郁成疾。有一次怀仁堂会议批斗结束，萧克从礼堂回办公室，路程并不远，但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吐血。回到家中又吐了不少，医生看了难受，就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心，反而给医生扣上同情反动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无奈之下，萧克只有作违心的检讨，交上去才算过关。有一次开会，萧克遇到彭德怀，彭德怀对他说：“你这个人还经得起斗。”不知他的话是贬还是褒。
1958年秋，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萧克错误问题的决定，萧克心里不服，当时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都没有表态，但是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集团活动的报告》。萧克等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萧克被从军队调到农垦部任副部长。
1959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接着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他。会议规模、人数、形式，与当年批斗萧克时一模一样。只不过会议主持人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代替了彭德怀，批斗对象由萧克换成了彭德怀，批斗火力很猛。
此情此景，让萧克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批斗彭德怀使萧克出了怨气；另一方面对党内搞阶级斗争，不讲道理、不分是非，把大批赞成、同情他思想的人，荒唐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来斗去。萧克深感痛心。
彭德怀被罢官后，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有了认识，并深感忏悔，生前曾嘱咐侄子彭起超在他死后一定要找到萧克代为道歉，转达他的原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
“文化大革命”后，萧克听了这话，心情非常激动，深感“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陈云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将其骨灰安放八宝山，萧克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感到惊奇，而萧克认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论彭德怀过去对自己怎么样，庐山会议批判他“右倾机会主义”，“文革”中又置他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感到林彪有两个缺点■
萧克与林彪早就相识。萧克回忆说：“我对他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他任红四军纵队司令员，是年秋我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南下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是林彪点名要我的，我不清楚。后来我调北京工作，有人又说是林彪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历来认为任何工作都是党中央安排的，我的性格是为党工作，也不屑为个人驱策。”“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虽然有过争论，但总的说来关系是好的。1950年春天，我在汉口接到调任军委训练部长的命令，林彪夫妇曾在东湖公园为我和夫人饯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看来他与我在军事上配合得不错，林彪对我比较满意。”萧克评价：“林彪还在革命阵营时，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1949年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就看到他的老毛病——过分自尊。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敌人弱点，向驻守湖南宝庆、衡阳的白崇禧国民党军队发动猛力进攻。那一仗打得好，打得对，中央军委指导正确，林彪指挥灵活。衡宝战役成功结束时，我情报部门尚未查明战果，没有掌握歼敌准确数目，林彪就上报歼敌第七军全部加上四十六军的三十八师（实际是一个团）。不久，我们发现那里仍然有三十八师的敌人活动，林彪知道后仍不改正。他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情况后仍不改正以保面子，我认为这太不老实！”
尽管如此，1993年有人求教萧克：“湖南衡宝战役怎么写？”萧克说，应该实事求是写，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回首种种往事，萧克说：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在井冈山红四军，还是第四野战军，我自信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
■“九一三”事件后，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萧克很不理解。“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保护萧克，曾秘密安排他到北京饭店躲了一个月。但是，随着林彪、康生、江青等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萧克还是被农垦部的造反派揪到机关批斗，有些人让他头上戴高帽子、挂牌子，拉他到大街上游街。萧克极为愤慨，心想：当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贫苦农民用这种办法斗土豪劣绅，新中国成立10多年后，林彪、江青等人竟把这种办法用到革命者身上，真是太荒唐！萧克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王震、萧克、陈漫远）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已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我是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
后来，有一次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会，诬蔑萧克一贯反对林彪，说他在四野和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配合，结果被撵出四野部队云云。有人来核实萧克反对林彪之事，萧克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当时还不是副主席呢，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才能决定！”
1969年林彪一号令下达后，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农垦部也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一大批部、局级干部，被送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6日，萧克返回北京。4月，中央决定他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一直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军政对立，强调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突出政治”的观点成为全面建设部队的指导思想。所谓突出政治，其实就是搞阶级斗争。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心有余悸，顾虑重重，自然不敢抓军事训练。萧克认为军队毕竟是军队，不抓军事训练算什么军队。所以，萧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重新确立军校工作以军事教学为中心，要把军政大学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双全之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军事训练。
后来，萧克和唐亮等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这项艰巨使命，实现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有人问萧克：林彪的历史应怎么写？他回答说：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功是功，过是过，尊重历史事实。他主张撰写历史的人必须“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要尊重历史，功过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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