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高龄的金学曙医生
亲友们心中的“及时雨”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1952年，身怀六甲的金学曙，又一次含泪把丈夫送上了远行的列车。建国前，广大的东北、内蒙古林区遭到沙俄和日本疯狂的掠夺性采伐，所以当时东北、内蒙的林业生产运输大部分设备是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下来的俄、日设备，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穷二白”的局面，建国后，广大林区急需统一修建规范的森林铁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木材，满足建设需求。作为铁道部专家的施锡祉，就这样被派赴东北，成为设计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森林铁路的主力队员。
丈夫紧紧握握她的手，走了。金医生深知，这次丈夫是任重道远，但想到他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要去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跟筑路工人们一起吃苦，还是忍不住直掉眼泪。但一转头，她就擦干了泪水，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难过。去了东北，又去山西，这样的分别，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金医生深藏起依依不舍的鹣鲽情深，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坚韧顽强。
建国初期，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国家的重视，金医生与丈夫施锡祉都是紧缺人才，待遇较高，尤其是施锡祉，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土木工程专家，工资是当时全国居民人均工资的十倍以上，生活本应较为宽裕。但金医生一直勤俭持家，自己一家人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却把夫妇二人省下来的工资，全部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与大陆那时还没有“三通”，金医生公公施承志的女婿、台湾“纸业大王”吴祖坪的幼子和老母都在宁波，而吴祖坪却因当时局势所迫无法寄钱给大陆的家人。金医生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和丈夫主动扛起每月给吴祖坪家人寄生活费和学费的责任，并和亲戚(沈钧儒侄子沈譔夫妇)一起将吴祖坪的幼子从宁波接到北京来抚养和教育。此外，她和丈夫还每月接济丈夫家的亲戚们，长年给他们寄学费和生活费。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与金医生公公施承志和陈叔通均是至交好友。1955年，在美国已被限制自由五年的钱学森偶然在一篇中文报道中看到了陈叔通的名字。因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学森当即写信求助。信件辗转送达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第一时间便把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最终促成了中美通过大使级会谈成功解决了钱学森回国问题。因为一直与钱均夫老人联系密切，金医生夫妇也得知了钱学森归国的喜讯。钱学森归国后，把父亲接到北京安顿。钱均夫老人从上海到北京后，因为钱学森工作繁忙时时在外，颇感寂寞，金医生和丈夫便时常带些老人爱吃的各种食品，去东四钱家看望和陪伴钱均夫老人，金医生的丈夫施锡祉更是每个星期都去看望照料钱老伯，直到老人病逝。钱均夫一直把金医生的丈夫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有人说金医生不会打算，这么好的关系，也不找钱学森帮忙给自家孩子安排工作，她笑答：“那怎么可以，我们是去看钱老伯的，怎么能去麻烦人家。”
一次次运动中，很多人遭受冲击，流离失所，上山下乡，妻离子散。金医生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还把家里的地方都腾出来安放床铺，供有困难的亲友住宿，尽力让他们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像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侄子沈譔的家人(沈钧儒家的第三代，与金医生是亲戚)，受到冲击后星散各地，回京的时候，便在金医生家落脚。
许许多多的亲友，有些甚至尚未启齿相求，就像这样得到了细心体贴的金医生无私的帮助。
虽然家里的顶梁柱常常在千里之外，但在女主人的操持下，这个家不但里里外外一尘不染，还永远对需要帮助的亲友敞开大门，永远是他们在风雨飘摇时一处可以泊宿的港湾。
老乡们眼中的“活菩萨”
“文革”期间，金医生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和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异常艰苦，与北京没法比，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很多报社人难以适应，有些人因此生病。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葛娴曾撰文回忆：“金学曙大夫是我永远敬重的好医生……记得当年我在北京小汤山劳动锻炼时，您在那儿当医生，我的两腿出现一块块青色紫斑，没有力气干活，是您治好了我这皮下出血的顽症。人人都说您同病人亲如家人。想起您对我的情感，治好我的病的种种情景，我真是永难忘怀。”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颜世贵撰文回忆道：“我1975年去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下干校，是要像农民群众一样生产劳动的。干校所在地医疗资源有限，所以报社干部职工下干校期间，也要派比较有经验的老大夫一起过去。医术好、经验丰富的金大夫也被派到了小汤山干校，我们就又在那里见面了。我白天忙劳动，晚上收工有时间了，就去干校医务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见她总是热心、耐心、仔细地在给患者做检查、开药、交待注意事项等。那时干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相处，还是很温暖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金大夫不论患者是什么派系，不管他是省部级领导还是普通工友，不论他是不是被关进牛棚的阶级斗争对象，她都一视同仁，把病人当成自己亲人一样看待。”
叶县干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有医生在，比起驻地农民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还是要好得多了。金医生了解到当地老乡们的困难情况，就主动为他们送医上门，义务出诊。金医生对每一个患者都尽心诊治，不遗余力。得到治疗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金医生医术高明，人又和气，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紧急情况，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泞，即便是漫天风雪，严寒刺骨，金医生都坚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诊过程中，金医生心痛地发现，因为缺医少药，产妇们没有条件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当地贫苦农民群众又缺乏医疗卫生常识，家里卫生条件也很差。此外，她们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铺上稻草的地下生。农民家里也没有电灯，金医生他们都是跪在地下摸着黑给她们接生。更糟的是，婴儿出生后，老乡们就用瓷碗碎片或树枝把脐带拉断，整个过程极不卫生，孩子和产妇都很容易感染，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金医生就曾救治过因脐带感染而得了破伤风的婴儿。
在为老乡们服务的过程中，金医生觉得自己因为不是专业妇产科医生，在接生方面还不够专业，就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到协和医院妇产科去学习。金医生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学习期间，遇到了妇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她年龄不小了(金医生那时已50多岁)，却还学习得格外认真，心感好奇，就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其它医生告诉林巧稚，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报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因为不是专业学妇产科的，对于接生还不够熟悉，在这里进修一下，回去是要为贫苦农民服务。林巧稚一听金医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贫苦农民群众，便紧紧握着金医生的手说：“好，那我们可得好好教你!”林巧稚对金医生十分照顾，让她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很多。
很快，金医生就回到了干校，用她新学来的技术，更好地为老乡们服务。利用回京的机会，金医生还从本就十分紧张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自费买了高瓦数的大电灯，又买上几块大塑料布，一路风尘仆仆地带回干校。这下，条件就大大得到改善了。就这样，金医生在干校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才智，组建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感染机会的“临时产房”：在接生时，金医生把买来的大灯一开，助产时的视野就清晰了许多;老乡们地下铺的稻草不卫生，她就把消过毒的塑料布铺在上面，既隔离了细菌，又方便清理;给新生儿剪脐带时也改用了消过毒的剪刀，这样就卫生多了，孩子和产妇的感染率因此大大降低。这因地制宜又不费老乡一分钱的“临时产房”，受到当地群众的极大欢迎，但因为没有产床，产妇们还是在地下生产，金医生他们仍然只能每次都跪在地下给产妇们接生，有时候遇到产程较长的情况，金医生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
就这样，不知多少濒临死亡的产妇和新生儿转危为安，多少险些家破人亡的家庭重获团圆。老乡们因此都称金医生为“活菩萨”、“金菩萨”。
这是质朴的老乡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但金学曙医生是不拜菩萨的。她有着更为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七十年来无数新中国建设者们共同的信仰，永远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怀着金子一样灿烂光辉的共产主义信仰，怀着鲜血一样炽热浓烈的伟大爱国情怀，金学曙医生，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一生，为那面共和国的旗帜，添上了一抹绚丽的殷红，让它永远飘扬在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金学曙简介：
1922年1月23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早年学习工作于上海。新中国甫一成立，她即从上海来到北京，投入到人民日报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西医，兼修中医，是当时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中西医兼修的医生。她是人民日报社的元老，被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称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杰出新闻工作者终身成就奖”“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金学曙不仅中西医兼修，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对上对下一视同仁，都以医者慈悲之心，一样认真对待。2014年3月17日，金学曙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她的丈夫为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北京地下铁道事业奠基人之一施锡祉同志。金学曙逝世后，她的骨灰与丈夫一同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