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健民画像

安全神密的红色“电波”

石健民，河南省新县人，原籍为湖北省红安县箭场河乡石岗村，生于1905年，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出身贫苦的农民子弟，幼时只读了几年私塾，随后在七里坪一家中药铺当过几年学徒，多少懂得一点医道。

1927年11月，石健民参加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紧接着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农民暴动。1928年，大别山鄂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当时没有电台，在渴望中央指示与派人来指导革命斗争的紧迫情势下，只有选派石健民充当红色“电波”去武汉，设法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石健民到达武汉以后，辗转找到了地下党中共湖北省委，密秘接通了与上级党的联系。湖北省委指派两名巡视员，到鄂东北地区巡视工作，带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

此后，机智勇敢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又多次乔装改扮，到武汉购买枪支弹药，秘密运回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加强了红军队伍的武装进攻。

石健民跟吴焕先同一故乡，也是老战友。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吴焕先留任鄂东北游击司令。石健民当时在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工作，担任参谋主任。

1932年11月29日，吴焕先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主持重建红25军，担任军长。不久，石健民也从游击司令部调出，卸去参谋主任的职务，担任了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从此以后，石健民就脱去了红军的灰布军装，像个飘忽不定而又变幻莫测的天涯流云，天南地北奔走于武汉、上海、郑州等地，执行党的特殊任务，秘密传送党的文件。

当时组织安排石健民在平汉铁路关口信阳柳林隐蔽下来。柳林是中共中央连结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和河南省委、豫南特委的交通枢纽。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柳林设立了地下交通站，当地老乡周性初任站长，以开办油坊和烟叶店做掩护。石健民以周性初亲友的名义当记账先生，常以要账为由往返于中共中央驻地上海和大别山、桐柏山苏区之间，隐蔽传递重要文件，护送党的重要领导人，大都转危为安顺利成功。

程子华

千里护送红25军军长程子华

谈起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以及红25军的长征，这里有一份报告史料，现存党史档案中，为石健民当年自述内容：

“位三同志叫我（石健民）到东边会合（鄂豫皖）省委，带上近期的情况报告中央。由西边到东边，中间隔着红安……要经过敌人的碉楼多处，有百数十里，交通员送信完全要夜间走动。我由西边到东边去时，省委和红军负责同志刚从皖西北过来，由新集以北游击到西边去了，没有会着。我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光山东八区）住了几天。当时戴季英同志与我商量，红军一时会不着，而且中央限我回去的时间也快到了，恐延迟久了又怕失掉关系。故此戴季英同志布置我从潢川与光山县之间，用少数武装护送出来，到潢川与信阳之汽车路。在这个短促期间，又未得到省委负责同志见面，所以此次没有带来报告，只是带了省委最近的工作决议案和红五月的工作大纲各一份，中央可以了解鄂豫皖有关工作情形之大概。要是会着了省委负责同志，当然不是这样简单，或者有很多问题报告中央。因为失了时间及机会的关系，戴季英同志就给了我致中央的介绍信，他及时将鄂豫皖省的最近的情形，当面同我谈了几点主要问题，嘱我来中央用口头传达……”

于是，嘱咐石健民用口头传达的几个问题，而变成一份长达6000字的书面报告。石健民在报告的末尾写道：“以上，是省委负责同志嘱我口头传达中央，因为写得不清楚，有的重复，有的遗漏。”石健民严实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都连同他的名字一起，闪灼在党的历史文献之中。

不谋而合，就在石健民写成报告的当天，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区发了一份“军事训令”，时间是1934年6月13日。有钢铁意志且足智多谋的红色“电波”石健民，当时就身负如山重任，带着这份标有“严急！绝对秘密！”的机要文件，急匆匆地离开上海，乔装打扮，历经艰险，机敏化险为夷，于7月初返回到鄂东北境内，及时送交给卾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军事训令”的末尾，写有这样一笔：“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郑位三在1934年9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中央苏区来的程同志于8月28日已到苏区了。所带之7月29日补充训令及7月26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7月25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共计三份都收到了……”

其中提到的“程同志”，即程子华。

程子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也有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会议时，就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报告工作，要求指派军事指挥干部。临行之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成仿吾的衣襟上，亲手用米汤密写了这样几个大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字母。成仿吾当时就带着这封“介绍信”，由红25军特务4大队护送到花园搭上火车，去上海寻找党中央。他到了上海以后，首先通过内山完造先生与鲁迅接上关系，随后又经过鲁迅、茅盾与瞿秋白同志发生联系，安全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而后，成仿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上海经汕头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几经周折之后，见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这才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同时指示大别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程子华带来的三份中央苏区密件，是依靠石健民这位地下交通员千方百计安全护送成功的。石健民是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的向导，又是沿途担任交通联络、负责安全保障的得力卫士。他肩扛重任，转死为生，岀色地完成了这次惊险迭起的千里护送任务。

    当时，石健民受领任务后，就按照规定的秘密联络方式，在上海跟程子华接上了头。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他们装扮成普通客商，随身带了几样简单的行装，搭乘一艘普通的客轮，沿长江溯流而上武汉。到达汉口码头，他们就发现敌人的岗哨林立，盘查很严。不少男女乘客，有的因为身份上证件不全，有的因为盘查中露出破绽，被当作嫌疑分子强行搜查，好几个无辜者被接连捉拿。

    石健民常来常往于汉口码头，对付敌人的盘查从容自若，也有一套随机应变的经验，没费多少口舌即被放行。程子华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军分校，对这座城市的街道商号，记忆都十分熟悉，对答如流，很快也应付过敌人的盘问。这样，他们才找到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小客栈，暂且住了下来。

    从汉口搭乘北上火车时，他们考虑到两人的年龄相同，石健民是鄂北口音，程子华是山西口音，口音不同，走在一起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容易惹出什么麻缠事儿。于是，石健民又改装成老百姓，程子华仍是地道的商人打扮，两人一前一后相跟着，表面上装作互不相识，实际上却以眼神、手势作暗语，互相照应着步入汉口火车站。

汉口火车站的检票口，对于北去孝感与信阳之间沿途所经过的花园、玉店、杨寨、广水等地的乘客，向来就盘查很严很细，甚至鸡蛋里头挑脆骨。敌人只怕从人山人海客流中，溜过去几个赤色分子，神出鬼没地潜入鄂东北河南省境内，因此决不肯轻易放过每一个可疑人。军警森严的进站口，除公开执行搜查的警察外，四周还有不少便衣暗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程、石二人都买了直达信阳的火车票，大摇大摆地接受检查。

石健民凭着一套随机应变的娴熟巧妙路数，神情自若地走在前面，很快就穿过了检票口，心定气闲慢步走向站台。可是，当他装作脖子疼回头一看，刚走过检票口的程子华，却又被一胖一瘦两个军警拦在一旁，盘问个没完没了。

石健民只怕发生什么意外，心里急得火燎油煎一般，但又无可奈何。在此前的路上，他就听说程子华在作战中负过枪伤，看见他左手腕子还留着一块明显的战斗伤疤。这与他的商人打扮显然是很不相称的，是个无法弥补的破绽。留在手腕上的弹痕，一旦被敌人所发现，后果将难以设想。就在这时，石健民忽然灵机一动，急忙给程子华做了个挥动扇子的手势。程子华顿时也心领神会，趁着敌人翻皮箱检查的当儿，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掏出一把纸扇，用左手摇晃起来，若无其事地扇着凉儿。

对于敌人的翻箱检查，石健民心里倒是十分坦然。因为党中央的三份机密文件，全都携带在他的身上，跟程子华沾不着边儿。石健民假装揉脖子捶腿，见敌人把程子华的皮箱翻个底朝天，把党中央所送的两样礼物（五两白木耳和一块手表）查抄了出来。但这些无关紧要，因为上面没有标着特殊的记号。敌人想从皮箱里面找到一纸可疑的证据，是枉费心机。

折腾了好一阵子，敌人并没有发现程子华带有什么可疑之物，只是把那一包白木耳拨弄开来，散落在箱子里面。最后又摸了摸程子华的身子，就准予上车了。程子华用右手拎起皮箱，仍以左手摇动着扇子，迈步登上火车。有惊无险，石健民这时心中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装岀歪着脖子、拐着腿的样子继续前行。

北上的火车过了鸡公山。他们一路己密谋商量好，没有前往盘查严密的信阳站，而是中途在柳林车站下了火车。这里也是石健民很熟悉的地方。

一到柳林，石健民就找到了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周性初，并将情况沿途情况作了介绍。周性初感到这次护送对党的军事指挥极端重要，也把敌人对通往鄂豫皖苏区封锁的严峻形势告诉了石健民。石健民与周性初研究后决定：先把程子华妥善安排在一个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即地下党员胡金典家中暂时隐蔽。他们在这里秘密住了十多天，把通往鄂东北根据地的地形道路、敌军实行封锁的兵力部署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都认真作了一番了解、分析和研究，并通过周性初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族侄，从侧面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部署。

徐海东和吴焕先

为红25军长征穿过平汉铁路设奇策

根据中央苏区指示，红25军将离开大别山转移北上抗日，势必翻越平汉铁路。面对信阳地域沿铁路敌人警惕戒备日夜封锁森严、关卡林立的严峻形势，红25军战略转移将会遭遇平汉铁路艰险重重，甚至需付岀血的代价。

红25军如何能隐蔽巧妙穿越平汉铁路，减少激战伤亡代价？石健民和程子华、周性初反复密议，认为信阳以北驻马店以南平汉铁路两侧多浅丘平原，利于敌机动军车骑兵奔驰围追堵截，红25军若从此越过平汉铁路会很容易暴露，而从广水以北信阳以南穿越平汉铁路却属胜算之举。这里为大别山、桐柏山交际带，铁路东西皆丛山峻岭险岩密林，对善于山地战的红25军隐蔽游击征战，如虎添翼。特别是对这里的敌情地貌，周性初了如指掌。红25军若从西双河铁路桥下孔道乘夜色隐秘通过，恰好此处敌关卡相对稀疏。

为此，周性初、石健民伴程子华多次到铁路桥秘密侦察，做到成竹在胸。

对于红25军的长征，《刘华清回忆录》中记载：我们行军速度很快，（长征红25军冲出大别山，）第二天在罗古寨击退了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城南穿过了平汉铁路。我们把过铁路当做一大难关，通过铁路后都松了一口气。在距铁路几百米远的地方，我们躺在山坡边，等待后面的部队过来。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我们同时过了铁路，也躺在山坡上。看来他对过铁路也曾很担心，这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就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取得了大胜利。过了一大关。”

后卫部队过来后，红25军迅速向西挺进，进入桐柏山区。

据《徐海东传》记载，蒋介石听说红25军秘密过了平汉铁路，进入了桐柏山区，惊呼：“我们太大意了！”

且说1934年8月上旬，石健民等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便和程子华告别了周性初，隐蔽进入大别山根据地境内。石健民鉴于上次寻找省委不遇的情形，并知道省委主要领导随同红25军一起行动，每日里机动游击不定，没个固定的驻地，因此决定还是采取“昼伏夜行”的方式，抄小路进入卡房一带，首先把程子华护送到鄂东北道委。

就在石健民把程子华送往鄂东北道委不久后，即1934年9月中旬，因犯错误从豫北调往信阳任县委书记的李剑森被捕叛变，供出了我党在河南省尤其是信阳县的党组织和党团员，致使信阳县100多名党团员被逮捕或杀害。柳林地下交通站站长周性初也被逮捕，可恶的叛徒还当面指认周性初。由于周性初与李剑森并未深交，敌人找不到证据，就以周“同情抗日罪”判处其一年徒刑，但是交通站被捣毁。如果一个月前程子华、石健民在柳林的行程有所延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健民护送程子华夜晚迎着月光，一路不停地连夜奔走了几十里崎岖山路，拂晓之前总算进入鄂豫交界的大别山崇山峻岭纵深。正要寻找地方隐藏休息之时，恰好跟一支地方红军游击队不期而遇。游击队见程子华身穿长衫大褂，还有随从提着一口皮箱，误以为是个大土豪，当下就将这一对“主仆”扣留起来。在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

果然，鄂豫皖省委这时已率领红25军游击到大别山皖西北根据地去了。程子华来到大别山，首先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口头指示，然后一起慎重商量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和应敌对策。

与此同时，郑位三以卾豫皖省委常委名义，于1934年9月19日向中共中央写了上万字的书面报告，同时向鄂豫晥省委和红25军写了书信，派营政委陈绵秀送往皖西，建议省委火速来鄂东北境内，商讨今后行动大计。

鄂豫晥省委接到信后，当即率红25军赴鄂北。

1934年11月11日，鄂豫晥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程子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和部署了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行动。

红25军军长徐海东听说中央派程子华到红25军工作，主动向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要求自己当副军长，力荐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知道程子华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兵暴，后又历任中央红军独立第3师师长，红5军第40师师长、第4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指挥作战经验丰富。

徐海东让贤力荐，鄂豫晥省委决定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当副军长。程子华的来到，对于鄂豫晥省委决定红25军实行远程战略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石健民千里迢迢护送来了程子华这位新的军首长之后，又带着郑位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匆忙赶到上海。

徐海东（右一）与刘志丹在庆祝会师大会上

为长征中的红25军传递中央指令

石健民当时没有随同红25军进行长征，但在红25军的长征英名录中，却是一名必不可少的英雄人物。

红25军的第一期长征，为时整10个月，分“两步走”：

第一步，1934年11月打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之后，杀入桐柏山伏牛山千里转战，顺利进入陕南，创建了鄂豫陕抗日根据地，使红25军得以扎根发展。

第二步，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红25军继续西征北上，先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15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最终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说起红25军的这第二步的长征历程，“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1935年7月15日，一位貌似朝山香客又象江湖郎中的外乡人，一路跋山涉水，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封锁线，历经了千难万险，从西安城的西关赶路而来，径直奔往红25军驻地。 

“政委，你看谁来了？”军政治部的程坦和刘华清领着来人走进屋子。吴焕先一见，不由“啊”了一声，惊喜地扑上前去，亲切地摇晃着来客的肩膀喊：“石健民！哈哈，看你这么一副打扮，是哪一门的先生哪？”

石健民见到老战友咧着嘴巴直笑，一坐下就脱掉那双不大可脚的黑鞋子，神秘地笑着说：“我带来的两件东西就缝在鞋子里面。呵呵，切莫见笑……”

说着，石健民又将那把半新不旧的油纸伞递给吴焕先：“伞把子里还有两份密码本。”

吴焕先喜出望外：“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就像一群没爹没娘的孩子，这下可有盼头了。”

石健民带来的情报，无异于雪中送炭。根据他带来的毛泽东主席、中央文件和中央红军的消息，红25军政委、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连夜在长安县沣峪口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会议根据石健民带来的确切消息，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了形势，决定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陕甘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于是，红25军决定留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党中央。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驻扎在西北的战略意图。

石健民送来的文件与消息，为促成红25军第二期长征这步果断坚定、举足轻重的战略棋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天后，吴焕先在一座古庙里，借着一束微弱灯光，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8000余字的书面报告，就红25军的作战行动、有关斗争策略以及省委工作中的进步和缺点，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末尾附有两句落款：“鄂豫皖省委吴焕先签；7月17日夜，下三点半。”写好之后，他把报告连同省委关于进行西征北上及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慎重交给石健民，嘱咐他稳妥送呈党中央。

又一次肩负重任的石健民在临别时，激动地对吴焕先说：“只要我姓石的活着，就一定能准时把你们的心愿报告给党中央。”吴焕先抱起双拳，微笑地说：“好，好，但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一路平安。”

交通经验丰富的石健民在红25军手枪团的护送下，沿着一条坎坷的小路，满怀胜利的信心，匆匆向北走去……

石健民及时带来了希望之光。对于这段历史，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曾经这样详细地回忆：“红25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明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

后来，毛泽东也对红25军的这次重大战略决策和行动作出了高度评价。

如今，这些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珍贵文献，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吴焕先所写的长篇报告被压缩成一篇4000多字的文章，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

红25军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的程坦回忆：“一个任务来了，只要交给石健民，天大的困难他也能千方百计去完成。”是啊，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做到了披肝沥胆，万死不辞，无愧于“红色交通员”这个光荣称号！

抗日战争初期，石健民又曾两次到过陕北。1939年，他在新四军部工作期间，在一次护送张云逸的爱人及其儿子去安徽庐江县的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不久，石健民在立煌县（今金寨县）英勇就义，时年34岁。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