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者李克林三部曲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3期 作者：钱 江 点击次数：
《人民日报》的新闻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曾任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1916—2003），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人民记者、新闻之星。她远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们经常提起她，认为她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骄傲。每当有新人加入《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队伍，他们会听到长者的寄语，希望新一代成为像李克林那样的记者、编辑，将正义之声播撒到四面八方。
李克林，原名李振瀛、李荧，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1916年9月生于岗岔楼村一个地主家庭。她降生时，父亲李超竹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在当地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李克林还没有懂事时，母亲就去世了。与继母相处不易，李克林5岁时来到生母娘家，和外婆一起生活，由舅舅教识字。小女孩很聪明，很快就认识了许多字，经常受到舅舅夸奖。
李克林7岁那年，祖父病故。在出殡的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土匪乘乱袭来，烧毁了祖父的灵柩，将一家人吓得丧魂失魄。遭此一劫，李家迅速衰落了。李克林的父亲到县城里躲了一阵子，对家乡农耕之事渐渐管得少了，逐渐以当小学教师为主业。
经历了祖父出殡时那个骇人之夜的李克林又回到了外婆家。
舅舅家也是地主，几代书香，昼耕夜读。李克林受此影响，爱上了中国古典小说。她喜欢书中杀富济贫的好汉，希望生活清静无为，与世无争。10岁时，舅舅一家为躲避土匪，一度搬进新野县城，顺便送她上了小学。开始，她还有些跟不上，但一年以后就成了班上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过李克林很快就知道了，舅舅让她上完小学就回家，那是为了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李克林的表兄弟们多在上中学，回家后纷纷讲述学校生活，李克林徒生羡慕之情，但觉得他们都是男孩，自己没法比。可是有一天，她发现表姐孟昭莲在邓县县城里上寄宿制女子中学。有段时间，她经常来家里谈论学校生活，引起了李克林的极大兴趣。李克林就向父亲表露了想上中学的心愿。父亲答应了，李克林也来到邓县上中学，从此离开了外婆。这是1930年，李克林14岁。
李克林刚过10岁时，家里就给她订了婚。在中学，她读到了鲁迅的书，还接触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高尔基的作品，于心灵上又打开了几扇窗户。她对封建家庭充满怨艾，盼望着离开沉闷的家庭，独立生活。
三年后，李克林毕业了，老师们都说她成绩好，劝其父继续供女儿上学。父亲的日子不宽裕，就和女儿商量今后怎么办。原来，李克林许配的那家正在准备迎娶她呢。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李克林哪里肯依，坚决反对，说自己决不跟父亲回家。
好在父亲也喜欢上了阅读进步书籍，尤其喜欢读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既然女儿态度坚决，那就遂她的心愿。老师们说女儿学习好，就让她去考，考得上就升学，不行就嫁人。但那户人家却等不及了，干脆退婚。
17岁的李克林来到开封，同时报考女子高中和女子师范学校，而且都考上了。一开始，她上的是开封女子高中，但很快发现自己的英文基础弱，而教材全部是英文的，实在跟不上，加上家里经济困难，于是又转入女子师范。
开封女子师范是官办的，每月发给学生6元钱，除去伙食还能略有节余，因此报考的人很多。李克林入学成绩很好，自信心也增强了。
李克林在开封女子师范读书，整整三年都没有回家。刚入学的时候，她的情绪还苦闷低落，觉得社会黑暗毫无出路，书读得再好也没有用处。后来，继续阅读进步书籍和传单，她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而且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毕业，就去投奔革命，去彻底改变黑暗的社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烽火席卷神州。这时，李克林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革命中心在延安。她要到延安去。这回，又是表姐孟昭莲当了表率，李克林和她做伴来到陕西渭南，延安遥遥在望。为解决盘缠，她们在赫水镇的一家农校得到了当代课教师的机会。
这段时间，李克林心情很愉快。有一张摄于1937年11月30日李克林在渭河边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李克林，眼前是一个似乎正在低头吸烟的外国小伙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照片背后，有李克林的笔迹：“我不会吸您苏联的纸烟，但我却会记着这个难得的相会。”下面是她的签名：李荧（李克林在中学读书时用的名字）。不会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了，和照片相关的故事也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底，随她远去了。
赫水镇农校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快了解了李克林和她表姐的思想倾向。年底，农校的王璋峰老师介绍她们去三原县安吴堡，到胡乔木、冯文彬负责的青年训练班学习。
经过在青年训练班的短暂学习，李克林在1938年1月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这位女性从此启用了李克林的名字。一个月后，她在延安入党。后来，她写道：“我从小也没个家，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在革命队伍里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在陕北公学学习数月后，她转入抗大学习。在年底毕业前夕，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来抗大作报告，讲述敌后根据地的战斗。李克林听得热血沸腾，当即报名要求到敌后根据地，到太行山抗战第一线去，结果如愿以偿。
1938年12月9日，以抗大毕业生为主、到华北敌后工作的50多人离开延安。经过咸阳的时候，李克林和杨尚正（杨白冰）等31人被警察局扣留，受到百般刁难。在关押两个月后，他们被转到西安继续扣押。被扣押期间，李克林被推选为党的临时组织负责人之一，带领被关押者与国民党警察当局坚决斗争。实际上，到西安以后，对他们的关押已经松懈。3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李克林和被关押战友乘乱逃出，来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短暂停留后，他们转赴太行山。
1939年4月间，李克林来到了太行山根据地，在高扬领导下办起了《平汉线报》。在1939年下半年，林韦前来负责这项工作。他和李克林是抗大同期同学，但在延安只见过一面。共同的工作使他们彼此熟悉了。他们都爱好文学，有许多共同语言。
后来，他们的小女儿李银河说起父母的恋爱：一个夏天，有一次蹚水过河，林韦站在浅水中拉了李克林一把。当他们的双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李克林的心剧烈跳动了。那是青春的梦在河床上歌吟。
他们于1939年11月结婚。次年，李克林生下第一个孩子。像革命年代里拼命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李克林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自己坚持工作。她于1942年1月到1943年底，任河北赞皇县委宣传部长。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我双方厮杀在一起，李克林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战火和血海交织的残酷斗争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1944年初，李克林又怀孕了，组织上将身体不便的她调回根据地中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由此，她结识了自己的新领导——宣传部长张磐石。
当时刚从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女编辑宋琤觉得，眼前的李克林已经完全农村化了，从衣装到发式，再到缝补衣裳的手势，完全像是农村中年妇女作派。但她思想深邃，对农村问题有深入思考。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内战全面爆发后进驻河北省武安县河西村。1946年7月，当地开始土改。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曾动员出身富裕家庭、早年就投身革命的老同志将家里的田地主动交出来，供农民重新分配，称为“献田献地”，还就此刊登了消息。对这个做法，李克林很接受，认为是好办法。谁知很快出现否定意见，策划报道的负责人安岗和李庄作了检讨。李克林并不认可领导的检查。她认为，土改是必要的，但运动中的“乱打乱杀”行为不可取，是极左做法，只会危害革命。她将这些想法埋在心里，时常进行理性分析。
1948年6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人民日报》。李克林随编辑部前往河北平山县，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春，《人民日报》进入北平。 1954年9月，李克林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
在人民日报社，李克林主要当编辑。她知人善任，培养了一批思想敏锐、工作勤奋的新人。
李克林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是在充满个人迷信的时代里，她保持了独立思考。
1957年“反右”风起，她认为，说“章罗联盟”证据不足，他们与党并不是敌我矛盾。对林希翎一案，她认为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后，“大跃进”高潮到来，报社在院子里炼起了钢铁。这时，她跟着头脑发热，也投入进去炼了几天。一旦发现炼出来的铁块根本不能用，劳民伤财，她就不干了。李克林和农民有着天生的密切联系，很快厌倦了瞎吹的“高产卫星”，对自己上阵烧火炼钢铁十分后悔。
“大跃进”中，李克林读到一篇通讯，说邓县一个村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邓县是李克林的家乡，她怎么会不知道家乡水土？那里的农田怎么会一亩长出6500斤小麦！
1958年夏秋之间，李克林到河北省元氏、赞皇县采访，那里是她在抗日战争中战斗过的地方，许多战友牺牲在那里。一眼望去，到处是炼铁的“小土群”，到处堆放着“小土炉”烧出来的烧结铁。李克林看到，农民生活仍然贫苦，由此动摇了她原先对“大跃进”的赞赏。她回到报社和同事聊天说，“小土群”“出不了多少铁，觉得太浪费了”。
“看到一些地方秋收粗糙，地里有些庄稼无人收”，李克林想道：钢铁任务太重了，兼职压倒了一切。她说：“对这种大兵团作战，为什么可以不讲代价，不计成本呢？”
党小组汇报会上，李克林坦率直言：“我的想法是任务小点，动员人数少点，最好在不影响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办钢铁。”她拿出自己带回来的两块东西要同事们辨认，原来都是小高炉炼出来的，一块是烧结铁，一块是灰生铁，毫无用处。李克林说：“钢铁压倒一切，山货运不出来。”“‘小土群’太浪费，出铁太困难。”
李克林批评农村公共食堂，指出赞皇一个县管两万来人的饭，“我觉得农民负担太重了，影响人民生活太大了”。“这样下去是要弄得民穷财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这样不讲代价吗？”
李克林的话记录在案，使头脑发热的人们感到吃惊，但有理有据，大家默然无语。
李克林参加了报社编委扩大会议。她在会议上发言，提出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质疑。她说，在自己刚刚到过的河南禹县（今禹州市）存在瞎报钢铁产量的问题，山东的寿张县（今寿张市）则虚报粮食产量，是典型的虚夸。她说：小麦元帅县夏邑县已经饿死人了，河南大范围出现的虚夸，其实已经是全国性问题。李克林问：“为什么形成了全国性的虚夸？” 她脱口而出说：“主席脑子也有些发热。”“‘共产风’也是从上面来的。”
李克林继续说，最初她听到“吃饭不要钱”很兴奋，后来“有些地方闹起粮食问题来了”，她感到惊讶。由此想到，中央想多搞点钢铁，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的愿望，可是要求未免有点主观，也有点考虑不周，特别是没有注意到秋收。“为什么这样急切，不等到秋天再大干呢？”
这次的会议范围很小，参加会议者多是李克林的老战友，对她有所关照，当时没有太追究。
“讨论中，人们不断提到报纸宣传和空气问题，观察形势对我们报纸来说怕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条了。报纸宣传的问题虽然不少都是各级各部党组织决定的，如果我们能‘观察形势’，在转弯的关头也能少吹点风，亦可谓造福于人民矣！”
李克林在信中特意提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会上说：“近年来党内有种风气，不敢讲心里话。麦子敢下种千斤，直言敢谏之风反而削弱了，心理上好像有个威胁。——如何广开言路，不怕，是很重要的。”她同意吴芝圃的这个说法，但对吴芝圃有过的高指标做法，她不认同。
没有想到，这封信的内容在庐山会议后传了出去，受到猛烈批判。有人揭发她在多种场合说了许多尖锐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 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就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李克林还批评浮夸风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
李克林的丈夫、《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林韦，更加激烈地抨击“大跃进”中劳民伤财、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他在和同事交换对“大跃进”看法的时候，说过一句：“革命革了20年，没有想到看到了饥饿的一年。”他还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不可能说要把农民的吃饭问题都包下来。
吴冷西从庐山下来后，领导人民日报社“反右倾”，林韦被打成报社头一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调离报社。李克林被定为“有严重右倾思想”。
受到批判，李克林一次次痛哭。后来，她对朋友说：这次一哭，我把几十年的眼泪都流尽了，以后就不哭了。
好在这段被批判的日子不算太长，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李克林也参加了。会后，对“反右倾”斗争中的人与事进行甄别，李克林被免予处分。
1962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支部对李克林的甄别意见全文如下：
李克林同志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曾经因为在“小土群”、浮夸、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等问题上反映过一些问题，并发表过一些看法，受到批判，她自己也写了检查，最后由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对她的思想检查提了意见，肯定李克林同志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现在看来，李克林同志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她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在汇报会和编委扩大会议上谈的，这是允许的。至于李克林同志的一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如自由主义，则不属于右倾问题。因此，当时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所附的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生活又似乎归于平静，但李克林预感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她沉默了。在沉默中，她度过了“文革”。不过，她和丈夫一起培养的女儿李银河，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女儿有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丈夫——王小波。
“文革”结束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思考许久的问题逐渐有了答案。早年，她积极地宣传过“学大寨”，以为这样可以改变农村的贫穷。“文革”中，她转变了看法，以明确的语言向同事们阐明：过去大学“山那边”典型的做法没有出路，会将中国农村推向久久贫穷的深渊。
李克林主持《人民日报》农村部，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农村改革，主要做法是，不再搞过去“大学”什么典型的路，而是一步步地推动农村改革，先一步“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然后再稳妥地深入改革。
僵化的农村理论格局被渐渐打破，“包产到户”的种子到处萌发。1979年3月15日，李克林到北京崇文门饭店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决定的座谈会。当天的《人民日报》到了，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署名张浩的一封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和编者按，表示不同意变革中的农村政策。与会代表们读后，全场大哗。
原来，张浩来信对河南洛阳农村“包产到组”提出了意见。更要紧的是，此信还有约700字的编者按，其中强调指出，农村组织和分配“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参加大会的人员大都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大部分人支持农村改革，有人当场质问李克林：“你们报纸是自动搞的吗？”
对这封来信，李克林还不知底细，但她自有判断，马上明确地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纸也有责任。”
回到报社，李克林直接找社长胡绩伟提出质问：你不是支持农村改革吗？怎么能登这样的信？胡绩伟告诉李克林，这封信大有来头。
原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3个月前调到北京，出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看到了张浩的来信。张浩实有其人，是甘肃省档案局一名干部，1979年2月回老家洛阳探亲，看到村里正在分产到户，联产计酬。他家里劳力少，因此少分了牲口。张浩不满，写信给中央，反映自己对分产到户的担心，认为这影响了人民公社制度。
张浩写信向领导人陈述个人意见，这没什么不对。不幸的是，这封信迎合了反对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任农委负责人与张浩有同感，吩咐手下写一个编者按，连同张浩来信送到人民日报社要求尽快刊登。
夜班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打电话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胡绩伟商量怎么办。一开始，胡绩伟不同意刊登这封信。胡绩伟对新任农委负责人在当年“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并要他刊登“卫星”消息的做法记忆犹新，很有意见，但眼下的编者按又很有来头。胡绩伟有些意气用事，心想：反正是你大部长批下来的，不如索性登在显著位置，好让各界关注，估计大家都会有意见。胡绩伟表示，干脆登个头版头条。
李克林听了胡绩伟的解释，很有意见，表示不能同意。她说，这样必然产生很坏影响，打击了农村改革。她坦率地对胡绩伟说，报社不应该这样做，要采取措施挽救。她的看法使胡绩伟冷静下来。
果然，“张浩来信”造成严重思想混乱。首先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同意此信意见，要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马上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明确表示反对，要求《人民日报》予以澄清。洛阳地区负责人也持相同看法，指出刊登“张浩来信”不妥。随后，万里和王任重直接通电话，对他说：春耕大忙已经开始，不管什么责任制，都不能再变了，秋后总结了再说。
王任重表示同意万里的意见。他实际上已在原来的看法上退了一步。
李克林进一步认为，这正是“纠正极左的一个好机会”。她组织了一封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来信，正面阐明农村体制改革带来了好形势，批驳张浩的观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拥护“包产到组”，以后是“包产到户”的稿件，并逐渐配发评论，终于使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宣传畅行中国，渐成燎原之势。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李克林本人并没有写出多少文字，主要是起指挥、推动作用。她对农村体制改革表现出来的勇气、鼓动和组织作用人所共知，而且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在她组织领导下，《人民日报》农村部成为一个坚决支持农村改革的集体，为打破思想僵化，推动“包产到户”贡献了力量。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坚持农村改革的李老太。”
李克林认为，自己积累一生思考才在晚年结下了收获之果。这时，她已经站在工作舞台的边缘了。
2002年4月21日，李克林口授遗言，深情地感谢人们，感谢人生。她要求：如果自己一旦再发病，即不要抢救，不要再为治疗花钱。2003年8月，李克林走完87年的人生道路。
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蒋涵箴对李克林进行了最后提问：“当一名记者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李克林回答：“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青春岁月曲：烽火激情■
坚持上学，反对包办婚姻李克林，原名李振瀛、李荧，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1916年9月生于岗岔楼村一个地主家庭。她降生时，父亲李超竹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在当地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李克林还没有懂事时，母亲就去世了。与继母相处不易，李克林5岁时来到生母娘家，和外婆一起生活，由舅舅教识字。小女孩很聪明，很快就认识了许多字，经常受到舅舅夸奖。
李克林7岁那年，祖父病故。在出殡的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土匪乘乱袭来，烧毁了祖父的灵柩，将一家人吓得丧魂失魄。遭此一劫，李家迅速衰落了。李克林的父亲到县城里躲了一阵子，对家乡农耕之事渐渐管得少了，逐渐以当小学教师为主业。
经历了祖父出殡时那个骇人之夜的李克林又回到了外婆家。
舅舅家也是地主，几代书香，昼耕夜读。李克林受此影响，爱上了中国古典小说。她喜欢书中杀富济贫的好汉，希望生活清静无为，与世无争。10岁时，舅舅一家为躲避土匪，一度搬进新野县城，顺便送她上了小学。开始，她还有些跟不上，但一年以后就成了班上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过李克林很快就知道了，舅舅让她上完小学就回家，那是为了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李克林的表兄弟们多在上中学，回家后纷纷讲述学校生活，李克林徒生羡慕之情，但觉得他们都是男孩，自己没法比。可是有一天，她发现表姐孟昭莲在邓县县城里上寄宿制女子中学。有段时间，她经常来家里谈论学校生活，引起了李克林的极大兴趣。李克林就向父亲表露了想上中学的心愿。父亲答应了，李克林也来到邓县上中学，从此离开了外婆。这是1930年，李克林14岁。
李克林刚过10岁时，家里就给她订了婚。在中学，她读到了鲁迅的书，还接触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高尔基的作品，于心灵上又打开了几扇窗户。她对封建家庭充满怨艾，盼望着离开沉闷的家庭，独立生活。
三年后，李克林毕业了，老师们都说她成绩好，劝其父继续供女儿上学。父亲的日子不宽裕，就和女儿商量今后怎么办。原来，李克林许配的那家正在准备迎娶她呢。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李克林哪里肯依，坚决反对，说自己决不跟父亲回家。
好在父亲也喜欢上了阅读进步书籍，尤其喜欢读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既然女儿态度坚决，那就遂她的心愿。老师们说女儿学习好，就让她去考，考得上就升学，不行就嫁人。但那户人家却等不及了，干脆退婚。
17岁的李克林来到开封，同时报考女子高中和女子师范学校，而且都考上了。一开始，她上的是开封女子高中，但很快发现自己的英文基础弱，而教材全部是英文的，实在跟不上，加上家里经济困难，于是又转入女子师范。
开封女子师范是官办的，每月发给学生6元钱，除去伙食还能略有节余，因此报考的人很多。李克林入学成绩很好，自信心也增强了。
李克林在开封女子师范读书，整整三年都没有回家。刚入学的时候，她的情绪还苦闷低落，觉得社会黑暗毫无出路，书读得再好也没有用处。后来，继续阅读进步书籍和传单，她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而且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毕业，就去投奔革命，去彻底改变黑暗的社会。
1936年，李克林毕业了。因一时没有找到投奔革命的门路，她只好到新野县一个女子小学教书。半年后，她到母校邓县女中当了代课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烽火席卷神州。这时，李克林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革命中心在延安。她要到延安去。这回，又是表姐孟昭莲当了表率，李克林和她做伴来到陕西渭南，延安遥遥在望。为解决盘缠，她们在赫水镇的一家农校得到了当代课教师的机会。
这段时间，李克林心情很愉快。有一张摄于1937年11月30日李克林在渭河边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李克林，眼前是一个似乎正在低头吸烟的外国小伙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照片背后，有李克林的笔迹：“我不会吸您苏联的纸烟，但我却会记着这个难得的相会。”下面是她的签名：李荧（李克林在中学读书时用的名字）。不会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了，和照片相关的故事也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底，随她远去了。
赫水镇农校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快了解了李克林和她表姐的思想倾向。年底，农校的王璋峰老师介绍她们去三原县安吴堡，到胡乔木、冯文彬负责的青年训练班学习。
经过在青年训练班的短暂学习，李克林在1938年1月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这位女性从此启用了李克林的名字。一个月后，她在延安入党。后来，她写道：“我从小也没个家，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在革命队伍里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在陕北公学学习数月后，她转入抗大学习。在年底毕业前夕，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来抗大作报告，讲述敌后根据地的战斗。李克林听得热血沸腾，当即报名要求到敌后根据地，到太行山抗战第一线去，结果如愿以偿。
1938年12月9日，以抗大毕业生为主、到华北敌后工作的50多人离开延安。经过咸阳的时候，李克林和杨尚正（杨白冰）等31人被警察局扣留，受到百般刁难。在关押两个月后，他们被转到西安继续扣押。被扣押期间，李克林被推选为党的临时组织负责人之一，带领被关押者与国民党警察当局坚决斗争。实际上，到西安以后，对他们的关押已经松懈。3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李克林和被关押战友乘乱逃出，来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短暂停留后，他们转赴太行山。
1939年4月间，李克林来到了太行山根据地，在高扬领导下办起了《平汉线报》。在1939年下半年，林韦前来负责这项工作。他和李克林是抗大同期同学，但在延安只见过一面。共同的工作使他们彼此熟悉了。他们都爱好文学，有许多共同语言。
后来，他们的小女儿李银河说起父母的恋爱：一个夏天，有一次蹚水过河，林韦站在浅水中拉了李克林一把。当他们的双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李克林的心剧烈跳动了。那是青春的梦在河床上歌吟。
他们于1939年11月结婚。次年，李克林生下第一个孩子。像革命年代里拼命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李克林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自己坚持工作。她于1942年1月到1943年底，任河北赞皇县委宣传部长。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我双方厮杀在一起，李克林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战火和血海交织的残酷斗争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1944年初，李克林又怀孕了，组织上将身体不便的她调回根据地中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由此，她结识了自己的新领导——宣传部长张磐石。
参加《人民日报》的创建
在太行山，李克林参加了整风运动。1946年4月，张磐石接到命令，到河北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李克林跟着张磐石下山办报，成为《人民日报》早期的几个女编辑之一。当时刚从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女编辑宋琤觉得，眼前的李克林已经完全农村化了，从衣装到发式，再到缝补衣裳的手势，完全像是农村中年妇女作派。但她思想深邃，对农村问题有深入思考。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内战全面爆发后进驻河北省武安县河西村。1946年7月，当地开始土改。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曾动员出身富裕家庭、早年就投身革命的老同志将家里的田地主动交出来，供农民重新分配，称为“献田献地”，还就此刊登了消息。对这个做法，李克林很接受，认为是好办法。谁知很快出现否定意见，策划报道的负责人安岗和李庄作了检讨。李克林并不认可领导的检查。她认为，土改是必要的，但运动中的“乱打乱杀”行为不可取，是极左做法，只会危害革命。她将这些想法埋在心里，时常进行理性分析。
1948年6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人民日报》。李克林随编辑部前往河北平山县，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春，《人民日报》进入北平。 1954年9月，李克林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
在人民日报社，李克林主要当编辑。她知人善任，培养了一批思想敏锐、工作勤奋的新人。
■思考咏叹曲：激情与泪水■
“‘共产风’也是从上面来的”李克林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是在充满个人迷信的时代里，她保持了独立思考。
1957年“反右”风起，她认为，说“章罗联盟”证据不足，他们与党并不是敌我矛盾。对林希翎一案，她认为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后，“大跃进”高潮到来，报社在院子里炼起了钢铁。这时，她跟着头脑发热，也投入进去炼了几天。一旦发现炼出来的铁块根本不能用，劳民伤财，她就不干了。李克林和农民有着天生的密切联系，很快厌倦了瞎吹的“高产卫星”，对自己上阵烧火炼钢铁十分后悔。
“大跃进”中，李克林读到一篇通讯，说邓县一个村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邓县是李克林的家乡，她怎么会不知道家乡水土？那里的农田怎么会一亩长出6500斤小麦！
1958年夏秋之间，李克林到河北省元氏、赞皇县采访，那里是她在抗日战争中战斗过的地方，许多战友牺牲在那里。一眼望去，到处是炼铁的“小土群”，到处堆放着“小土炉”烧出来的烧结铁。李克林看到，农民生活仍然贫苦，由此动摇了她原先对“大跃进”的赞赏。她回到报社和同事聊天说，“小土群”“出不了多少铁，觉得太浪费了”。
“看到一些地方秋收粗糙，地里有些庄稼无人收”，李克林想道：钢铁任务太重了，兼职压倒了一切。她说：“对这种大兵团作战，为什么可以不讲代价，不计成本呢？”
党小组汇报会上，李克林坦率直言：“我的想法是任务小点，动员人数少点，最好在不影响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办钢铁。”她拿出自己带回来的两块东西要同事们辨认，原来都是小高炉炼出来的，一块是烧结铁，一块是灰生铁，毫无用处。李克林说：“钢铁压倒一切，山货运不出来。”“‘小土群’太浪费，出铁太困难。”
李克林批评农村公共食堂，指出赞皇一个县管两万来人的饭，“我觉得农民负担太重了，影响人民生活太大了”。“这样下去是要弄得民穷财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这样不讲代价吗？”
李克林的话记录在案，使头脑发热的人们感到吃惊，但有理有据，大家默然无语。
李克林参加了报社编委扩大会议。她在会议上发言，提出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质疑。她说，在自己刚刚到过的河南禹县（今禹州市）存在瞎报钢铁产量的问题，山东的寿张县（今寿张市）则虚报粮食产量，是典型的虚夸。她说：小麦元帅县夏邑县已经饿死人了，河南大范围出现的虚夸，其实已经是全国性问题。李克林问：“为什么形成了全国性的虚夸？” 她脱口而出说：“主席脑子也有些发热。”“‘共产风’也是从上面来的。”
李克林继续说，最初她听到“吃饭不要钱”很兴奋，后来“有些地方闹起粮食问题来了”，她感到惊讶。由此想到，中央想多搞点钢铁，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的愿望，可是要求未免有点主观，也有点考虑不周，特别是没有注意到秋收。“为什么这样急切，不等到秋天再大干呢？”
这次的会议范围很小，参加会议者多是李克林的老战友，对她有所关照，当时没有太追究。
把几十年的眼泪都流尽了
1959年4月，李克林出差到郑州，参加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她听到了省委书记们的议论，深感震惊。4月14日深夜，她在郑州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安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参加会议“使我想起前一时期我们还报道某县平均亩产几千斤。我总觉得我们接受教训还不够深切，这次下来听到这些事，真使人触目惊心。不久前河南的夏邑、永城饿死人的事件就是由于虚假报道造成的，夏邑县原是河南的小麦元帅县啊”。“讨论中，人们不断提到报纸宣传和空气问题，观察形势对我们报纸来说怕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条了。报纸宣传的问题虽然不少都是各级各部党组织决定的，如果我们能‘观察形势’，在转弯的关头也能少吹点风，亦可谓造福于人民矣！”
李克林在信中特意提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会上说：“近年来党内有种风气，不敢讲心里话。麦子敢下种千斤，直言敢谏之风反而削弱了，心理上好像有个威胁。——如何广开言路，不怕，是很重要的。”她同意吴芝圃的这个说法，但对吴芝圃有过的高指标做法，她不认同。
没有想到，这封信的内容在庐山会议后传了出去，受到猛烈批判。有人揭发她在多种场合说了许多尖锐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 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就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李克林还批评浮夸风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
李克林的丈夫、《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林韦，更加激烈地抨击“大跃进”中劳民伤财、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他在和同事交换对“大跃进”看法的时候，说过一句：“革命革了20年，没有想到看到了饥饿的一年。”他还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不可能说要把农民的吃饭问题都包下来。
吴冷西从庐山下来后，领导人民日报社“反右倾”，林韦被打成报社头一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调离报社。李克林被定为“有严重右倾思想”。
受到批判，李克林一次次痛哭。后来，她对朋友说：这次一哭，我把几十年的眼泪都流尽了，以后就不哭了。
好在这段被批判的日子不算太长，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李克林也参加了。会后，对“反右倾”斗争中的人与事进行甄别，李克林被免予处分。
1962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支部对李克林的甄别意见全文如下：
李克林同志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曾经因为在“小土群”、浮夸、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等问题上反映过一些问题，并发表过一些看法，受到批判，她自己也写了检查，最后由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对她的思想检查提了意见，肯定李克林同志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现在看来，李克林同志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她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在汇报会和编委扩大会议上谈的，这是允许的。至于李克林同志的一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如自由主义，则不属于右倾问题。因此，当时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所附的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生活又似乎归于平静，但李克林预感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她沉默了。在沉默中，她度过了“文革”。不过，她和丈夫一起培养的女儿李银河，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女儿有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丈夫——王小波。
■晚年英雄交响曲：为改革开放呼喊■
“我们有一个坚持农村改革的李老太”“文革”结束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思考许久的问题逐渐有了答案。早年，她积极地宣传过“学大寨”，以为这样可以改变农村的贫穷。“文革”中，她转变了看法，以明确的语言向同事们阐明：过去大学“山那边”典型的做法没有出路，会将中国农村推向久久贫穷的深渊。
李克林主持《人民日报》农村部，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农村改革，主要做法是，不再搞过去“大学”什么典型的路，而是一步步地推动农村改革，先一步“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然后再稳妥地深入改革。
僵化的农村理论格局被渐渐打破，“包产到户”的种子到处萌发。1979年3月15日，李克林到北京崇文门饭店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决定的座谈会。当天的《人民日报》到了，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署名张浩的一封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和编者按，表示不同意变革中的农村政策。与会代表们读后，全场大哗。
原来，张浩来信对河南洛阳农村“包产到组”提出了意见。更要紧的是，此信还有约700字的编者按，其中强调指出，农村组织和分配“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参加大会的人员大都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大部分人支持农村改革，有人当场质问李克林：“你们报纸是自动搞的吗？”
对这封来信，李克林还不知底细，但她自有判断，马上明确地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纸也有责任。”
回到报社，李克林直接找社长胡绩伟提出质问：你不是支持农村改革吗？怎么能登这样的信？胡绩伟告诉李克林，这封信大有来头。
原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3个月前调到北京，出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看到了张浩的来信。张浩实有其人，是甘肃省档案局一名干部，1979年2月回老家洛阳探亲，看到村里正在分产到户，联产计酬。他家里劳力少，因此少分了牲口。张浩不满，写信给中央，反映自己对分产到户的担心，认为这影响了人民公社制度。
张浩写信向领导人陈述个人意见，这没什么不对。不幸的是，这封信迎合了反对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任农委负责人与张浩有同感，吩咐手下写一个编者按，连同张浩来信送到人民日报社要求尽快刊登。
夜班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打电话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胡绩伟商量怎么办。一开始，胡绩伟不同意刊登这封信。胡绩伟对新任农委负责人在当年“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并要他刊登“卫星”消息的做法记忆犹新，很有意见，但眼下的编者按又很有来头。胡绩伟有些意气用事，心想：反正是你大部长批下来的，不如索性登在显著位置，好让各界关注，估计大家都会有意见。胡绩伟表示，干脆登个头版头条。
李克林听了胡绩伟的解释，很有意见，表示不能同意。她说，这样必然产生很坏影响，打击了农村改革。她坦率地对胡绩伟说，报社不应该这样做，要采取措施挽救。她的看法使胡绩伟冷静下来。
果然，“张浩来信”造成严重思想混乱。首先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同意此信意见，要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马上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明确表示反对，要求《人民日报》予以澄清。洛阳地区负责人也持相同看法，指出刊登“张浩来信”不妥。随后，万里和王任重直接通电话，对他说：春耕大忙已经开始，不管什么责任制，都不能再变了，秋后总结了再说。
王任重表示同意万里的意见。他实际上已在原来的看法上退了一步。
李克林进一步认为，这正是“纠正极左的一个好机会”。她组织了一封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来信，正面阐明农村体制改革带来了好形势，批驳张浩的观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拥护“包产到组”，以后是“包产到户”的稿件，并逐渐配发评论，终于使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宣传畅行中国，渐成燎原之势。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李克林本人并没有写出多少文字，主要是起指挥、推动作用。她对农村体制改革表现出来的勇气、鼓动和组织作用人所共知，而且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在她组织领导下，《人民日报》农村部成为一个坚决支持农村改革的集体，为打破思想僵化，推动“包产到户”贡献了力量。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坚持农村改革的李老太。”
李克林认为，自己积累一生思考才在晚年结下了收获之果。这时，她已经站在工作舞台的边缘了。
开创《人民日报》报史研究之先河
离休之后，李克林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对《人民日报》报史的收集和整理。她认为，自己经历了《人民日报》自农村根据地创办到进城后的所有历程，这段历史对中国当代史和新闻史都极有意义。她主持实际工作的报史工作小组初步收集和梳理了一些报史资料与题目，是《人民日报》报史研究之滥觞。这项工作不久后未能继续。不幸得很，李克林在90年代后期身患重病，不能坚持报史研究了，但她对这项工作的首创之功肯定不会磨灭。2002年4月21日，李克林口授遗言，深情地感谢人们，感谢人生。她要求：如果自己一旦再发病，即不要抢救，不要再为治疗花钱。2003年8月，李克林走完87年的人生道路。
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蒋涵箴对李克林进行了最后提问：“当一名记者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李克林回答：“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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