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为撰写《毛泽东和杨成武》一书，笔者曾多次聆听了杨成武将军回忆在毛泽东麾下48年的经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杨成武担任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他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分析和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之后，笔者又去中央军委档案馆（今解放军档案馆）查阅、复印了有关资料，对中印的历史恩怨和边界问题有了一些了解。
杨成武晚年在回忆战斗经历
■中印之间的历史恩怨■
中印边界线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中印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和睦友好历史，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早已形成传统的习惯边界线，全长约2000公里，分东段、中段和西段。
杨成武说：“我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说明，我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中印友谊和维持边境和睦，我国军队从不越过这条线，以利于通过谈判谋求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由于我国的友好态度，长期以来，中印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指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西藏而单方面制造的所谓“中印东段边界线”，由参加所谓的“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于1914年3月通过私下交易划定。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部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历届中国政府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不予承认。实际上，此后数十年，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仍对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地区行使行政管辖权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才派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线。
我国向印度总理尼赫鲁交了底，说明我国的战略重点在东方，永远无意与印度为敌。为什么他还要和我们打仗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思考了很久的。毛泽东听过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也曾问过杨成武的看法。在中央讨论作战部署之前，他还叫杨成武把总参作战部同志叫去，听了他们的看法。
有的人说：“印度总理尼赫鲁看我们遇到天灾人祸，经济困难，妄图乘机实现他的扩张野心。”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
有的人说：“美国、苏联都在整我们，尼赫鲁以为打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军事援助。”
毛泽东只是说：“尼赫鲁知道，军事上和我们较量，他不行。”
又有人说：“我边防部队一直避免和印军发生流血冲突，他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打我们可以得手。”
毛泽东摇摇头，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以为我们不会打他！”有人分析，“虽然印度上层矛盾重重，有反对和中国打仗的，斗争很激烈，但尼赫鲁押了个宝，认定中国不敢打他。”
毛泽东笑了，点点头说：“恐怕是这么回事。不过，他非打不可的话，就先输了理，战争的责任和后果也就都得由他来负了。”
杨成武说：毛主席对维护、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考虑是很深很远的。1954年10月，尼赫鲁来访时，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对他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性质是不同的。”
就在印度当局军事冒险态势不可逆转时，毛泽东仍然语重心长地对杨成武和参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部署的人员说：“我国自唐朝和印度开始外交往来，已长达10多个世纪，两国有没有打过仗？先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到印度取经。之后，公元641年，唐朝和印度的卡瑙季王朝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使团去卡瑙季觐见印度国王。这时，原来的国王一年前死了，王位被一个叫阿罗那顺的人篡夺了。他一面收下送来的大量珍贵礼品，一面阴谋杀害全部使团人员。使团的领队立刻设法带一名随员逃到尼泊尔，招募起一支队伍，打回卡瑙季，捉拿了阿罗那顺，并将他押到唐都长安。唐太宗对阿罗那顺采取了宽大政策，让他客居长安。唐太宗死后的陵墓两旁，立有160多个功臣贵戚的石像作为陪葬，其中还有阿罗那顺的石像。”
毛泽东讲得引人入胜，杨成武等人听得津津有味，几乎完全从紧张的边界冲突中飘然而出，好像回到了1300多年前。
“有的史书把这段历史称作中印战争。”毛泽东的一句话，又把大家带回到现实之中，他接着说，“那也算场战争吗？后来真正打过印度的，是成吉思汗‘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军队。他们西征时，为追击一个大国的王子，打到了印度，曾兵临德里城下。要算这笔老账，我们也只摊上一半，因为他们分成了内蒙古、外蒙古嘛。这事，鲁迅说得透彻，那个时代，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境遇都一样，就都是被蒙古人征服的’。”
杨成武感慨地说：“毛主席寥寥数语，就把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讲清楚了。”
中国边防战士在追击敌人
■入侵与自卫反击■
杨成武指出：“印度政府一直支持西藏反动分子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肯改变他们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不肯放弃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遗产。从1951年起，印度军队利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契机，越过中印传统的习惯边界线，扩大侵占范围，建立侵略据点，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我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被印度政府拒绝。
“从1959年3月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后，印军不仅超越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超越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侵占了朗久、着沙则、兼则马尼（沙则）、塔马墩等地。印军还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我国边防警戒部队进行挑衅，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西藏武装叛乱当天，尼赫鲁致函周恩来，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求将其非法侵占的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领土划归其所有，还要求将西段我国的阿克赛钦约3.3万平方公里领土也划归印度，合计12.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一个福建省。
杨成武说：“中国政府本着中印友好的精神，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了一份《书面谈话》。然而，尼赫鲁却认为我国软弱可欺，使边界争端和边境形势日趋紧张。7月，面对印军的蚕食和进攻，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防部队向总参提出：在加勒万河谷实施反击，打掉印军在中国边防军哨卡背后修建的几个据点，以保障边防哨卡后方补给的畅通和安全。”
杨成武主持总参作战会议研究后，将作战方案上报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停止实施这个方案。”要求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接到指示后，杨成武在总参作战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胸怀太宽厚了，我国政府对印度真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了！”
1959年4月25日，印度军队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地区，28日对我国驻塔马墩的边防部队开火，我军未予理睬。印军随后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
1962年10月、11月，印军越过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悍然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驱除入侵的印军，维护了我国领土和主权。
印度政府在军事进逼的同时，掀起了反华高潮。帝国主义也借机煽风点火，竭力挑拨中印关系，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我国接受印度政府从英帝国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非法边界线。
为明辨是非和责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9月8日致函尼赫鲁，系统地说明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和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但是，印度政府和军队仍然一意孤行，继续扩大边界武装冲突。
印度国防部还宣布成立新军团第4军，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局长考尔中将为司令。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后，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兵。几天后，印军第7旅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大举进攻，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和警告，进一步扩大事态，公然下令在中印边界东段、西段，以10个旅的兵力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难以克制和忍让的严峻形势下，我国边防部队纷纷上书总参和军委，强烈要求进行自卫反击。杨成武把情况一次次报告周恩来、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忙，通知部队后撤。”毛泽东又说，“告诉他们再退，暂不还击”，并叮嘱杨成武，“要通知部队，什么时候打响自卫反击第一枪，一定要等军委的命令”。还说，“这个事我要管”。
在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边防部队开进情况时，毛泽东指示：“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说：“打响第一枪之后，仗怎么打，那就主要由你们负责了。”随后，毛泽东在听取总参关于作战部署的汇报时说：“有这个部署，我们就主动了，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个要求。”并再次强调：“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至于第一枪打响之后，仗怎么打，放多少枪，打多少炮，我不管，反正打胜就是了。”
为了实现毛泽东“务求初战必胜”的指示，杨成武指挥总参、总后及西藏、新疆军区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为加强自卫反击作战的组织指挥，根据总参的指示，西藏军区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等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主持拉萨基本指挥所；新疆边防部队成立了由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在入侵印军越过朗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后，在中印边界东段，我国边防部队又先后组成“东段东部指挥部”，由成都军区第54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指挥。
当时，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印军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共约2.2万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及老帅的指示，总参拟定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方案。
10月20日，印度军队越过克节朗河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三五分钟后，消息传到总参，杨成武立即报告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东一声令下，杨成武签发了《关于西段天文点、西犬沟战役作战方案》《关于歼灭入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段同时展开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东段的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第7旅沿着克节朗河右岸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进行反击，拔除了其侵略据点，全歼了印军第7旅，俘获旅长达维尔准将。西段的新疆边防部队向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进行反击，全歼了入侵的印军，战况都是由杨成武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的。
杨成武回忆说：在自卫反击作战初战胜利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三项和平建议。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指示，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自卫反击作战，甚至停止边防部队的正常巡逻。继而，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希望他对“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响。然而，尼赫鲁置若罔闻，顽固坚持走军事冒险之路。他一面寻找外国军援，一面将一线作战部队增加到3万多人。随后，印军在东段西山口和瓦弄等地不断实施炮击；在西段热琼沟西侧增建6个据点，威胁中国边防军的纵深安全。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又一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线进攻。
随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中印边界前线指挥部下令开始进行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11月18日晨，边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当天上午，西段印军又在斯潘古尔湖地区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当即进行自卫反击。
战至11月21日，中国边防部队逼近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拔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实际控制线一侧的据点，全歼其1个旅，重创其6个旅，缴获大批武器装备，俘虏一批印军官兵，粉碎了印军的再次侵犯。
■胜利者的善意■
杨成武说，正当战役胜利发展时，毛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下达了新的命令：“刹车！”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告诉政治委员，要保证刹车！”杨成武立即发电报给前线指挥部，并打电话给谭冠三，要他确保部队立即停止自卫反击作战。
之后，“毛主席又决定自卫反击部队主动后撤，把缴获的武器装备擦拭干净，交还给印度政府”。这是我军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举措。为了执行好毛泽东的命令，杨成武和总参作战部对前线指挥员反复进行了说服工作。
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将实行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于是，我国边防部队在进行了加勒万河、红山口战役，班公洛、热钦沟战役，克节朗战役，西山口、邦迪拉战役和瓦弄战役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撤军。
12月，我国边防部队将火炮192门、枪支3322支、炮弹2.61万发、子弹215.3万多发、运输机1架、坦克2辆、汽车127辆、筑路机械12台，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达维尔准将以下战俘3213名。
我国边防部队对印军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还组织他们到中国一些著名城市参观。至1963年5月下旬，中国政府将印军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回国。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友好行动，博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赞誉。
杨成武说：“毛主席指示，要释放俘虏、交还武器装备。周总理对这两项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细。他要求边防部队和外事部门，要周密安排，密切配合，做好工作。还特别交代在移交被俘人员和装备时，可让印方人员打着绿旗来领。”
为什么不打白旗而打绿色旗呢？杨成武解释说：“这是周总理从战略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的。通常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印度入侵中国，被我们打败了，它输了理。我们还是希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相处，让印军打绿旗，体现了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的善美心意。在国际上开创了战胜国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的全部武器装备的先例，打出了国威、军威，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惊世创举。”
毛泽东、周恩来的所有良苦用心，虽然未能感化尼赫鲁，但他终于还是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没有再向中国发动新的武装进攻，并宣布：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停火声明，赞成中印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这样，中印边境地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