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国同志的关系

【2012-05-30 14:38:12 来源: 《党史博览》 作者:刘峰点击数:6530

  马林是一位荷兰人,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马林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华,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1923年10月离开中国,历时两年有余。马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参加了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还积极与孙中山联系,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但究其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马林冲动的性格和工作方法的欠妥,他其实和大部分中国同志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难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很融洽。

 

与陈独秀:冲突与和解

 

  马林抵达上海直至中共一大结束,陈独秀并不在上海。当时,陈独秀受陈炯明之约,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中共一大后,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陈独秀同意马林的建议,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约一周后,陈独秀与包惠僧一同回到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与马林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上,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但是,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马林没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予以说服,而是和陈独秀争执起来。在一次争执中,马林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从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也是火爆性格,当即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从此,他拒绝与马林会面。于是,马林不得不通过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再加考虑改日再谈”。

  在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后,张太雷受马林委托,前往日本传达上述指示。但马林没有将此事通知陈独秀,张太雷因为服从马林保密的命令,也没有告知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很是生气。他认为马林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再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事后,马林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缘故,这样做并没有错。这样的解释陈独秀自然不会接受。

  陈独秀等因为《新青年》的事被捕后,是马林使尽了力气,为陈独秀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使得“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在马林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等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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