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谈起

【2017-05-16 15:54:01 来源: 《党史博览》杂志 2017年第5期 作者:唐蕊点击数:853

  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以“伍豪”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一封信,短短600余字,却对中央苏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不久,苏区中央局做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采取一系列措施,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得到抑制。


周恩来对肃反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31年12月初,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此时的苏区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国民党军正在酝酿新一轮“围剿”。而苏区内部,自1930年上半年开始的肃反及其后的扩大化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如闽西苏区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逼、供、信”,滥捕滥杀,使得其党员人数从8000人减为5000人。当时,远在上海的周恩来虽然一直焦虑地关注着肃反扩大化的后果,但所能获得的材料非常有限。因此,周恩来对肃反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31年2月2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等的信》,信中说“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但认为是“不幸的富田事变”,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地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这封指示信要求立即停止争论、一致对敌,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富田事变是“不幸”的,没有能够把它认定为党内的路线之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敌我矛盾,这对之后中央代表团正确处理富田事变的作用是负面的,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在此之后曾一度得到发展。

  这之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指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但同时决议也认为“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可以看出,此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虽然对于富田事变和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认识存在偏差,但也还是注意到了肃反扩大化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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