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

■ 第三把火“烧”在工作纪律上 国企管理松散、工人工作积极性不高是顽症，格里希在就职仪式上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通过实际调查，我已发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部分问题，是由于缺乏

有这样一位国际友人，他被两国政府首脑隆重接见，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任国企“洋厂长”。他的管理方式在中国引起激烈争论，他的管理经验被专门研究讨论，他去世后被武汉市竖立铜像纪念。他就是以65岁高龄

1978年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举行。从11月10日开幕算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34天。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

■扩大引进规模：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

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大船的启航之年。邓小平说，改革是一个探求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先知先圣，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找到新的目标模式。

■慎重处理香港、台湾等问题■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国际主题的转变，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慎重处理港台问题，重视周边外交和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发展；二是适应中国社会

1981年6月27日，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左起）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间隙在一起交谈 ■典型做法的稳步推进■ 从1983年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