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率先批评“两个凡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政治障碍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想在不触及“左”的根本性错误的情况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一条“抓纲治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反映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担心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强调一切服从“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前提下，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 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纯属”的限定下，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这就使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任务搁在“落实政策”的层面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的提出，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障碍。
这时，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当时，这两个问题隐含着更深的含意：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
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地爆发出来了。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 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说：“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和职务进退，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这封信发出不久，汪东兴和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去看望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并且坚定地表示：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影响。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在老一代革命家的不断呼吁下，在党内外群众日益强烈的要求下，同时也体现了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的时间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了。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复出伊始，着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邓小平复出后，面对复杂的情况，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步骤，先易后难，先小案，后大案、要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步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进行。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曾对历史冤案进行过一些清理工作。他曾根据毛泽东要尽快让老干部出来的指示，协助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当年3月25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这一年，他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的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昭雪了冤情。他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原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平反。他还为原国民党军队空军上尉参谋，1946年6月驾机起义，曾任解放军空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善本平反昭雪。但是，随着他第三次被打倒，平反工作中途夭折了，而且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冤案。
就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夕，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给他写了一封申诉信，诉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诬蔑、诽谤林伯渠，打击和迫害其亲属的情况。邓小平认为，林伯渠的历史是清楚的，为他平反昭雪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刚两天，1977年7月25日，邓小平就在申诉信上批示：“华、叶核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作出的第一个批示。
8月2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沙洪致信邓小平，请求帮助解决张子意住院治病问题。邓小平批示：“这个老同志应予照顾，可安排住301治病。”并将这封信批送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核阅。
8月8日，万毅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说：“我患有青光眼疾，左眼失明，右眼相继恶化”，“恳切请求中央，在北京（为了得到治眼的医疗保证）给我分配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
万毅的问题则稍微复杂些。万毅早年曾任东北军的团长、旅长、师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八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因受彭德怀案的牵连，被定为犯了右倾反党严重错误，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60年后，被重新分配到陕西省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监护审查。1975年5月，经中央批准的政治审查结论中说：“原怀疑万毅同志有受国民党策反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问题查无实据，由陕西省恢复万毅同志组织生活，妥当安置，按规定阅读文件，照发工资。”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的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老舍是著名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1951年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11年中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胡絜青于7月28日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8月13日，邓小平作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1978年6月3日，北京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
9月1日，邓小平在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上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1978年初，中共中央为王若飞平反。
11月4日，邓小平在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要求分配给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上批示：“戎的历史和入党后的情况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入党时对他在阎锡山处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有些缺点，但做了长期的财经工作。我建议他可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2月，戎子和任全国政协委员。5月，任财政部顾问。
中共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阎红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1967年1月8日被逼而死。1977年11月27日，中共云南省委作出了《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报告说： “经复查，阎红彦同志1930年被捕（在陕西延长县被军阀高双成部扣留）未发现投敌叛变问题；所谓特嫌问题，是毫无根据的；阎红彦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省委认为，阎红彦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为此，建议将阎红彦同志的骨灰送进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待中央批准后，连同中央批示一并传达到全省县以上党员干部。”
1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汪东兴并报华国锋、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经我们研究，可同意云南省委的结论报告，阎红彦同志的骨灰不一定移来北京，可在昆明市安放。” 12月4日，邓小平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安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出席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邓小平从复出到1977年底，仅仅半年的时间，类似这样的批示、指示、谈话，还有很多。
■力荐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力支持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交换意见。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在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划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6月，胡耀邦找来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科社教研室的叶扬、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编辑、记者，一起商讨写一篇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提出了文章的基本构架和思路。文章写好了，但发表的时机尚不成熟。
邓小平复出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有序地进行。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胡耀邦心里有底了，所以，他选择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心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文章发表后的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往人民日报社，拥护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责难。
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关键部门。不少人对当时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的种种表现表示了强烈不满。中组部的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僚衙门作风，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干部妥善安排工作。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反映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并且把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50多位老同志写的大字报稿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要求报社代他们上报中央。
《人民日报》搞了一个摘要，题目是《从中组部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同志的问题》。10月14日，《人民日报》负责人给耿飚写了一封信：“耿飚同志：中组部几位同志送来一批大字报底稿，要我们向中央反映。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请你阅后转送中央。”
耿飚阅后，将摘要“转送华主席，叶、邓、李、汪副主席阅”。华国锋、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圈。10月17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郭玉峰同志的错误是不小的，建议调离中组部。”叶剑英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李先念也批道：“对郭玉峰同志意见多。”
一个多月后，胡耀邦组织的第二篇文章于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 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文章还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的总标题下，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胡耀邦组织的这两篇《人民日报》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易人，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很快揭开了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他起用了一些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
从1978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中组部分六批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称为“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座谈会共研究了180多件疑难案例，通过分析疑难案件，使与会的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确了原则，把握了政策，增强了信心。这些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各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