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引进规模：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他毕竟是一位务实领导人，对搞经济建设比搞阶级斗争更有兴趣。从1977年初起，他采取种种措施改善民生，先后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虽然还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套路，但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已经是他关注的焦点。1977年，在初步稳定政局后，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曾制定过一份“十年规划发展纲要草案”。1977年9月，“十年规划纲要”重新修订，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新的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后来被视为“洋跃进”，受到诟病。袁宝华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但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整个高层，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
当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地区。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先后用三天时间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报告。扩大引进规模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由此可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雄心很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层领导人在讨论中对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都很急切。邓小平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余秋里副总理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
■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规模是有原因的
要想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后，还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一是1977年秋季恢复取消多年的高考，以适应快速培养人才的需要；二是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现有的科技力量。
70年代末，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入西方市场。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一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发达国家全面建交，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因此，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了。1978年，邓小平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走向强大，愿意支持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根据出国考察团带回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日本、西德、法国争相借钱给中国。由于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这是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利时机，也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从内部说，对于单纯的引进，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并不大。毕竟在过去已经有三次对外引进。第一次是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第二次是在60年代以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规模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但这一设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是受困于党内斗争，如1976年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阻挠进口大庆大化肥厂项目，并与华国锋发生冲突。粉碎“四人帮”，则消除了政治上的掣肘。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1977年的对外引进是“四三方案”的继续，不过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至65亿美元；到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到1978年3月，增加为180亿至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11倍多，其总量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 国内出现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烈要求
1978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进行。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其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这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中国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当年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明确说，有六种做法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了，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仍然是不能做的。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外资的条件，即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谷牧出访带回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以上这些事情都说明了他们解决资金过剩问题的急切心情。就国内而言，主要是当时资金需求量大，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了许多办法，包括：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不敷使用，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二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会降低，不可能再提高。因此，在国内出现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也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6月30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个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一个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给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其实，出国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7年初，一机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于1978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重点考察欧洲的企业管理。此外，还有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团。起初，出国考察主要为了落实引进项目。1978年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华国锋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 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
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高潮。究竟派出了多少个代表团出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年3月10日至31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这些报告除了提供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论证，还提供关于被考察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经验的说明。
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
赴日经济代表团报告认为：日本高速增长主要在60年代，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平均每年增长15.5%。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该报告还指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实现后来居上，因此中国在技术上也应采取“拿来主义”。
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报告说：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内地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内地商品在香港进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由27.4%下降到16.6%，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宝安、珠海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的动议是中央部委与广东省共同商议提出来的。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与宝安、珠海共同制定了生产出口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4月至5月间，段云率团考察香港、澳门后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人介绍情况并交换意见，双方一拍即合。回京后，考察组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央。6月3日，段云直接向华国锋等人作了汇报。华国锋肯定了他们的建议，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数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除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多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行程为5月2日到6月6日，共计36天，先后访问了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其间，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范围涵盖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代表团回国10天后，起草完成《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之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 考察团所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很大
中国被封锁和自我封闭20多年，除少数搞外交和外贸工作的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些考察团所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很大。
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工人。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供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出国考察团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访欧代表团报告坦率表示：中国与发达国家比“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出国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包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西德州一级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也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场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事，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达20～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很好的治理，社会稳定。11月，王震访问英国。其间，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过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可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当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人员询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当时，影响更大的是同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作访日情况的报告。邓力群说：1955年至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有1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的商品有50多万种，而我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碜”。不仅如此，出访者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车子不上锁，商店下班时不上门板，也没有听说有人偷，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邓力群说：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衣食足然后知礼义，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邓力群对日本在十三四年内就实现了现代化，对日本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东京比北京“好很多”的社会治安，自然流露出钦羡之意，对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感触很深。反观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拥有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仍然是多数家庭追求的目标，而在农村仍有2亿人口未解决温饱，相形之下，反差太大了。
王震、邓力群等人的观感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大体反映了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资本主义的考察者的共同感受。这些情况在党内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次出国考察潮有一个特点：不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在情理之中。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6月1日和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华国锋说：“看准了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又听取并讨论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会，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均出席。大家兴致很高，汇报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1点。聂荣臻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大家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议，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
华国锋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不仅重视，而且很兴奋。据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传达时的说法，7月6日，华国锋把自己找去彻夜长谈，从下午3点钟到凌晨1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涉及出国考察团从日本、西欧带回来的许多信息。华国锋反复问胡耀邦，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最后，华国锋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 华国锋、邓小平出国访问
1978年是领导人密集出国访问的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繁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据随访的朱良回忆，华国锋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国锋看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便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他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了朝鲜。10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月，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79年初，又出访美国。邓小平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其紧迫意识，也使其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1978年9月访问朝鲜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从朝鲜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还表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 国务院务虚会召开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由李先念、谷牧主持，规模并不大，到会的有六七十人，但规格很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44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华国锋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他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听取了主要汇报。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有30多位各部门负责人发言，几乎覆盖了中国建设的各个财经领域。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日本、西德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强化了领导层的紧迫感，但许多国家的经验也使出国考察人员普遍信心倍增。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亚洲“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说明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华国锋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谷牧回忆说：“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
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几个问题备受关注：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据于光远回忆，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对与会者很有说服力。
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报告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胡乔木等人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当然，会议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
在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说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所有这些，为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
■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方针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主要是经济议题，但实际的议程转到更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也使得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没有在会上展开讨论。经济话题讨论较多的是农村政策，起草了两份关于农业的文件草案。然而，问题不在于三中全会是否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多么深入、广泛的讨论，依照当时的认知水平，即使讨论也不可能超出国务院务虚会的深度。重要的是，会议充满了改革的精神。邓小平在他的主旨讲话中说：“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叶剑英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批评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摆脱持续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频繁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及此后几十年的变化都根源于这一“历史性转折”。二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探索打开了意识形态的空间。三是在“只进不出”的策略下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