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查阅图书

■既是军事指挥员，也是思想政治上引路的教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拓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条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被逼出来的。在这条武装斗争道路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既是军事指挥员，也是思想政治上引路的教员。他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位典型的教员。据跟随毛泽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陈士榘回忆，去文家市会合前，“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9月21日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部队和当地干部、群众讲话，“他仍然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几个月后，毛泽东在酃县中村给部队讲政治课，讲了三天，半天讲课，半天讨论。讲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陈士榘说：“讲课中，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对于解放中国和建设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赤子深情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使我们激情昂扬，产生了一种无敌的力量。事后，我和罗荣桓、谭政、谭希林、陈伯钧、韩伟、张令彬等，每谈到这次政治课，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自豪感，觉得对中国革命有底了。”

喝过洋墨水的伍修权是1931年夏进入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伍修权回忆了初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我见到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毛泽东讲课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的手势，使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

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在全局上发挥着党和红军中的教员作用。其第一次作有重大影响的讲课，是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明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引领下，党在陕北的13年间办了多种学校来教育干部、培养人才。首先成立的是红军大学，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红军大学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组织等作了报告，可见对办好红军大学的重视。

这年12月，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讲义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带有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是从最紧迫的军事方面入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和后来写出《论持久战》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很看重这篇讲义，直到1964年还说：“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这个讲义成为红军指战员学习军事的教科书。聆听过这堂课的陈士榘说：“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讲演，使人大开了眼界，是我在军事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并且受益终身。”

这个讲义于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罗荣桓得到了一本。讲义是用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印的。敌人的传单正面是光的，反面是毛茬，红红绿绿的，讲义印出来模模糊糊不太好看。但罗荣桓一直珍藏着，后来又带到山东，告诉他的秘书要保管好。他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里面做了很多圈点、批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为建立山东战略基地作出了重大战略贡献，这与他反复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7年1月中旬，随着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经过多次思考，为抗大规定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为抗大提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还经常去抗大讲课，成为抗大最有影响力的教员。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1937年7、8月在抗大讲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确立了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之后，“两论”确立了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多次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课；1941年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到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毛泽东通过“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讲出了一篇篇影响重大而深远的理论篇章。例如：《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讲稿依据中日双方的矛盾特点，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阐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道理，为抗战队伍坚定信心、努力奋斗指明了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讲稿依据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特点，批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直接搞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民主进步怎样做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的讲演稿；《整顿党的作风》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演稿；《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上的讲演稿。后三篇讲稿不仅在整风学习运动中对批判教条主义、统一和团结全党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5月2日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的讲话和5月23日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结论性的讲话，讲稿针对抗日战争特别需要加强文化建设鼓舞士气，特别需要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的问题，指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此后，毛泽东讲课虽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讲演。例如：《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是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的讲演集，这些讲演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和作风，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探寻了如何治国理政、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遭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讲话，在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同时，重点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指明社会主义建设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毛泽东之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摸索、不断磨砺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教员的一生。诚如毛泽东自述：“我历来是当教员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