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毛泽东在77岁生日的前8天，同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有一次纵论天下、推心置腹的谈话，既谈了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也谈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还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崇拜毛泽东热，以“四个伟大”称颂毛泽东，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对此，毛泽东认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讨嫌”！他指出：“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为什么毛泽东乐意接受“教员”或者说“导师”这个称谓呢？他解释道：“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景仰教员职责■

“教员”或者说“导师”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给学生引路的人。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从学与教的角度看，教员应该是像孔子那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孔子就是春秋时期肩负着这些崇高职责并努力躬行的人，所以被后人称为“圣人”“至圣先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对肩负着教员职责的孔子表达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的景仰之情。

毛泽东自学生时代起就景仰教员职责。1913年11月23日，毛泽东听修身课时笔录了杨昌济老师讲的关于教员职责的一些内容：“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些笔录的内容认定圣贤高于帝王，传教之人高于办事之人。传教之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笔录的杨昌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讲堂录也录下了学生毛泽东对教员职责的景仰之情。

由于景仰教员职责，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前，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教书的愿望。毕业之后，他提出往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教育是百年大计，“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他在起草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写道：“教育为促进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一直重视教育。他认定，90％的人口未受文化教育的文盲大国，不进行革命文化教育来扫除文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对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对于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通过学习教育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还提出通过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在所有教育中，思想教育是决定政治方向的社会进步的关键。毛泽东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抗日军政大学教育的第一个要求中。他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样重视教育。他认定，伴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复兴必然有一个文化复兴，“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文化复兴的基础在教育。毛泽东认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些文盲大都存在于农村的农民中，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教育。解决了对农民的教育，才能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他指出，“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不仅要消灭文盲，而且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毛泽东提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知识分子也要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毛泽东重视教育是与重视教员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写道：“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毛泽东认为教员应该教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有用的知识，而不能失掉正确的政治方向、搞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他严肃批评教条主义的教员：“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又认为教员应该引导学生放眼世界、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增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而不应该一叶障目、因循守旧、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批评道：“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还认为教员应该采取启发式教学法而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应该因材施教、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在毛泽东眼里，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好教员，但“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好教员，“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景仰鲁迅这位现代中国的圣人呢？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革命的教员职责。“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憎恨的一切。”

毛泽东所论的鲁迅观察社会、指明方向、用笔战斗到底的三大特点，也是鲁迅发挥中国革命教员作用的三大职责。毛泽东讲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精神的三大特点、教员作用的三大职责也是相通的。

■终生以教为乐■

中华民族有着社会尊师重教、老师以教为乐的优秀传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被孟子看成一大乐事。毛泽东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优秀传统，终生以教书育人为乐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报考湖南师范学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师范毕业之前，就准备以教书为业；毕业之后，始终不忘“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教什么？毛泽东设想的是教国学、国语。他说：“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如何教？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毛泽东对教什么、如何教这两个问题，都与他的老师黎锦熙探讨过。对教的内容要重视国学、国语，体现了毛泽东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认识的基础上对爱国、救国内容的初步表达。爱国就要爱祖国的语言文化。对祖国的语言文化都不爱、言必称外国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呢？救国在文化上就要通古今中外采各方之长，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确保文化进步的方向。这就是毛泽东所表达的“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对祖国文化的继承与进步漠不关心的人怎么能救国呢？毛泽东正是坚定地朝着进步的方向走，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坚定地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学习研究当前运动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成为革命队伍里同志们景仰的导师。

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边学习边工作了半年。他于1919年4月回湖南，住到长沙修业小学，开始了教员生涯，当时教的是历史课。1920年9月，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1921年夏秋间，他被聘任为湖南第一师范22班国文教员。这时，毛泽东推荐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不久，毛泽东离开了学校教员的岗位，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后来，毛泽东时常回忆他的教员经历，越到老年越甚。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里就有四次回忆。1960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说：“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1964年6月，他对来访的智利客人说：“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人、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964年8月，他同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时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1965年1月，他同斯诺交谈时说：“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

从毛泽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是因为教员当不下去了、教育救国的路走不通时，才被逼搞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从未忽视教育、教员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做宣传工作，到黄埔军校讲课，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学员讲课，一直发挥着教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