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精品图文回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许人俊  点击次数:

中国农村“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图为富裕起来的农民在举办文艺演出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伟大解放。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之风仍在全国盛行。遭遇大旱的凤阳县小岗村,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产到户,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曾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然而,改革之路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想仍有巨大市场。

就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前,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求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大力推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

于是,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和“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掀起过渡的宣传高潮。

穷则思变。安徽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历史上穷得出名。解放后,凤阳县农村搞起了公社化,但依然贫穷。据统计:1956年至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 1978年,凤阳县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贯彻“左”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凤阳县农民对“农业学大寨 ”没有兴趣,对依靠人民公社 “大呼隆 ”劳动度荒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谋生。这一情况,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当普遍。争生存、保平安,已成为当时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

1978年秋收秋种时,刚刚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视察,眼看地里无人干活,播种无望,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呼隆 ”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深深怀念 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经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很好,一度受到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支持。后来,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尊重事实的农民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凤阳县委书记支持了马湖公社干部、群众的意见,但谨慎要求人们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免得惹是生非。结果旗开得胜,责任田试点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大多减产,唯有马湖公社十个试点队没有减产,而且还有两个队增产。

无独有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大家发誓患难与共,守口如瓶,决不对外讲。如果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

秋后,小岗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竟然出现惊人奇迹,粮食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 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头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

凤阳县的奇迹,使人们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安徽省委在总结全省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 “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市场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份革命性文件。当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看到这份有争议的文件后,不禁拍案叫好,立即表示支持。当时,全国“左”的思想路线仍居上风。那年,邓小平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时,特地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政治压力,仿效安徽也制订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焦点。

当时,安徽、四川两省领导的态度谨慎、低调,主张埋头干,少宣传。

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开始松动,但包产到户依然是禁区,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撞击。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中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决定》并提出 ,“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县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原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后的《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缓和,而且具有灵活性。修改后的《决定》最后甚至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好事多磨,正当各地在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仅一年,一大批生产队就翻身,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左”的路线危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火点燃起来。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市和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十分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些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国家农委的汇报。会上,华国锋强调指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分地,生产上有困难。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问题,即到 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2月刊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编者按,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3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于是立刻赶写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扬包产到户。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9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区、市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都热情支持推广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后,数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198042日,他又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个人。”他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由于此时万里已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所以邓小平又指示,“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到书记处讨论”。

友情链接

郑州擎天近代中国研究国家档案局国史网求是网凤凰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共产党员网光明网中国日报网央视网中国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河南党史网

党史博览杂志社主办 Copyright © 2000-2018 中共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所刊登的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党史博览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豫ICP备180120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