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83年邓小平（前右）、胡耀邦（前左）、万里（中）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活动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从1978年到 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有近80％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4．4亿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 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 “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8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日至 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 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3.182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 1955年至 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 “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 “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 “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 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1981年10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以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1982年至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放宽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号文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 ‘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还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 “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了令人尊敬、羡慕的产业，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15％。实践再次证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

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 “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中国农业再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5.1％，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文件特别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上取消了。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不少人开始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挖苦包产到户是“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农业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发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争论中诞生，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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