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精品图文回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许人俊  点击次数:

图为1983年邓小平(前右)、胡耀邦(前左)、万里(中)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活动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1978年到 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有近80%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44亿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 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 “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19805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8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日至 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 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3.182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 1955年至 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 “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311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 “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 “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 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198110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以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1982年至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放宽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号文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 ‘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还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 “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了令人尊敬、羡慕的产业,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15%。实践再次证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

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 “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中国农业再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5.1%,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文件特别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上取消了。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不少人开始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挖苦包产到户是“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农业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发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争论中诞生,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友情链接

郑州擎天近代中国研究国家档案局国史网求是网凤凰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共产党员网光明网中国日报网央视网中国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河南党史网

党史博览杂志社主办 Copyright © 2000-2018 中共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所刊登的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党史博览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豫ICP备18012056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