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给彭真写信反映对江青的认识■
1966年２月，江青又将李琪叫到上海。这次与上次不同，江青马上见了他，还和他一起看了几场电影，并向他谈了她在军队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而对他写的那封信只字未提。江青态度大变，使他感到意外，摸不透江青的用意何在。他还以为江青改变了态度，以后的工作会好做一些了，心情也轻松起来。
事情却并非如此。李琪有一天回来，脸色难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给彭真写了信，反映了对江青的认识。同时他又强调，他已做好思想准备，江青如此胡来，他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可能为期不远了。他在信中说：和江青两年多的接触，给我的感受江青以权贵自居，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无事生非，仗势欺人。她把别人当成奴隶，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使我无法工作，无法忍耐。我的感受太深了，有责任反映这一切。他将信送走后回家告诉我，我说：“你是不是说得太重了？”
他听后，有所触动，在屋里走来走去，随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张洁清同志接的电话，说：彭真不在家，并说已看到了信，认为李琪对江青的认识是对的。江青不单单是对他，也是对彭真和市委。中央的同志对她都了解，但对她毫无办法。劝李琪还要忍耐。信由秘书保管，也可能已烧毁了，万无一失。这时我们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李琪向我表示，他应该写信，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到反映的时候了。当然当面说更为妥当。不必为他担心。“文革”开始后，有人揭发此信是李琪反江青的证据。1978年彭真同志从陕西回来后，接见我时，曾和我谈到李琪给他的这封信不知下落，要我请专案组找找。彭真同志认为李琪对江青的认识是对的。这封信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真实面貌，也是对江青的一份很好的控诉书。可是这封信始终未能找到。
■李琪说他不该与江青打交道■
1966年3月7日晚上，周总理找李琪和林默涵同志研究准备六七月份在京举行京剧改革会演事宜，之后又单独把他留下，询问北京对预防地震的准备情况。谈完后已快12点了，总理一直把他送上车。他们边走边谈，并还记得李琪是晋南人。李琪回到家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总理过问戏剧改革工作就好办了。江青如果有总理千分之一的能力和人品，事情就好办了。”“四清”也快结束了，他要执行好总理的指示。他还说总理过去和他谈到反对干部特殊化的重要性，总理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农村去了。
批判吴晗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毛主席让写的，写完后是胡乔木给改的，有些话是胡乔木加的。吴晗不服气。大家让他检讨一下，好过关。彭真也是保吴晗的，说吴晗与彭德怀不认识，没有往来。
3月31日或是4月2日夜里12时，李琪突然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晚还回来？”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坐在桌前沉默不语。我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喝完水后才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紧张。”我以为又是江青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说：“今天晚上市委通知房山县委立刻派车送我回来，我进会议室一看，彭真同志也在，彭真是很少参加常委会的。我一坐下，刘仁就宣布开会。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派康生回京，要周总理找我谈话，毛主席批评我抓文化工作落后了。总理劝我尽快表态，好向毛主席交代。我确实像毛主席说的在文化方面落后了。彭真又指着邓拓说，你们写文章也不注意，又是和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你写文章，你找了‘有鬼无害论’（指廖沫沙），你怎么不找李琪、范瑾写。邓拓马上检讨说他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彭真。在场的人听了彭真同志的话都面面相觑，非常紧张。刘仁同志宣布马上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郑天翔宣布由刘仁、万里和他本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第二天就开始组织写文章，同时把吴晗从‘四清’点调回来，要他做检讨，以便及早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个表示。这次不仅要批判副市长吴晗，还要批判市委书记邓拓。”听到这些，我目瞪口呆，完全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
4月10日，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的发表在全国震动很大。李琪对我说，他不该与江青打交道。他做事过于认真，不灵活，得罪了江青，给自己，也给组织带来大祸。
■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
吴晗同志从“四清”点回来后，对让他再检讨的事想不通。他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同志要他写的，乔木说毛主席说他是明史专家，希望他写这个题材，政治术语都是胡乔木加上的。现在却叫他检查。吴晗对此不服气。大家只好劝他以大局为重，再做个检查，好对中央有个交代。
李琪他们7个人干了半个月，弄了编者按，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结果却被说成包庇“三家村”。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要批谁。4月16日，开始批李琪。
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让他转告李琪停发对邓拓的批判文章，对吴晗则继续批判，何时批判邓拓要等中央通知。李琪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李富春同志的指示。记得李琪对我说，不知是因为批判得不够还是批判得过头了。不久后，中央停止了彭真的工作，五一时彭真也没有见报。
4月，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由彭真同志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5月，万里召集了北京市局级及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向大家逐字宣读了“五一六”文件。后来，王纯副市长又在体育馆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市委还召开了市委委员扩大会议，对市委的工作做了检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市委在认真执行中央和毛主席批示。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966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名为工作会，实际是批判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大会。在北京工作会议上，李琪成为批判的重点。我也是我们小组批的重点之一。
我问李琪怎么理解市委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也说不清，看报好了，不过要用自己的脑子想。把市委的领导干部都批成黑帮是不妥当的。”我是最怕听“黑帮”二字，我说帽子戴得多了，由他们去吧。李琪说批干部是“黑帮”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对党对毛主席一片忠心，我们心中无愧，但受点委屈不要太难过。那些开国元勋，如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提点意见，一开始大家认为只有彭老总敢说真话，又反过来批判。当时批彭老总是错误的。定人家彭、张、黄、周反党集团，人家不委屈吗？说彭真市委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都不理解，前些时还说北京工作好，怎么一下修了呢？林副主席讲不理解的也要理解呀！可是我们理解不了。”
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诬陷邓拓是“叛徒”，欲置邓拓于死地。点名批李琪，为吴晗抛出个救生圈。李琪看了报纸说：“如能救了，倒是办了一件好事。我对人家批判上纲上线够亏心的，还批我是包庇，难道把吴晗吃了不成吗？！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北京发表了‘四一六’编者按，批得够重的还说是包庇，难道把这些人都一棍子打死才算是真批判吗？！”
我问他：“为什么总是批判你和范瑾、张文松，不批判彭真呢？”李琪说：“批判我们就是对着彭真的，彭真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不能公开点他的名。把我们批倒了也就是把彭真批倒了。”他又接着说：“这也需要历史评定。”我问冤案何时、能否翻过来，他说：“从历史来看有的可以翻过来，岳飞的大冤案在他孙子岳珂时才翻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回到北京，我跟彭真说，你应该派一个婉转的、不莽撞一点、能够周旋的人去，可能不至于这样。彭真说，不是咱们去找她，实际上是咱们对。
■彭真找我和邓拓夫人丁一岚谈话：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了，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
1975年，彭真被下放到陕西。1978年12月要回来了，赵洁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问我：“你去不去接？”我当然要去接。我从机关要了一辆车，我、儿子海渊、儿媳吉玛、女儿海萍4个人去。海萍告诉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丁一岚也要去，但她那时还不能要车。海萍给我打电话，我说：“一个车只能坐4个人，丁阿姨去，你就不要去了。”在旁边的赵彪听见了，说：“好啊，这样的好事你都不告诉我。”这样他又要了一辆车，丁一岚也去了。彭真回来，北京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大家特别高兴。
彭真回来的那年春节，我恢复原职。有一天，我正在农林局开会，彭真的秘书来电话说：彭真要你来一趟。我去了前门饭店后，丁一岚也在，彭真不在。张洁清、丁一岚、我三个人先谈话，一会儿，彭真回来了。他抱歉地说：我回来晚了。然后说：“你们两个是命运相同（指我俩的丈夫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死的），我担心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
彭真一只耳朵背。他让我和丁一岚轮流坐在他耳朵不背的那边同我们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我说：他(指李琪)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我讲起1975年为李琪作结论时，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说，李的错误主要是跟着彭真反对江青，材料有这么厚。我说：你写上。他说就不用写了，还是轻点好。这时，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敢写！也不能写！”然后他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52岁就走了。”他眼圈红了，越说越难过。
我怕他太难过，那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
彭真说：“过去就过去了吗？！”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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