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很重要的一件事。这场斗争是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前哨战，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我的丈夫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了京剧改革，在这个工作中因执行北京市委意见与江青意见不合，而得罪了江青。
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了李琪的名，7月李琪含冤而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李琪才真正得到平反。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志向我讲述了事实真相。几十年来，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将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同志参考。
■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
北京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排了很多好戏，积极进行戏剧改革，市委和彭真同志尊重作家和演员，对文艺工作常抓不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示后，更为重视，雷厉风行，抓得更紧，及时对北京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的措施。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几乎每次都要研究，传达领导指示，商量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编历史传统优秀剧上演，要求作家深入创作编写现代戏。为使领导和有关方面及时了解情况，出版了《文艺战线》，及时反映各种情况，及时传达领导批示。李琪负责文艺工作，对剧本的创编、修改和排演，都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所以看戏多。
李琪参加京剧改革后，与江青对戏剧改革有不同意见，有时就跟我说说。他陪江青看戏，有时也叫我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1963年冬，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一来就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当时主席、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都是表扬的。彭真和市委欢迎她来，并决定由李琪同她联系。江青认为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她联系是慢待了她，不高兴。她要市委书记和她联系。彭真介绍了李琪的才能和人品，说，你先接触接触，不行再换。这样她才勉强接受。后来彭真告诉我，其实李琪也不愿和江青联系，他是服从领导决定才勉强接受这个任务。李琪认为自己管理文艺工作才两年又不懂京剧，后经彭真同志解释才勉强接受这一任务。他对我说：“江青不好共事，又是主席夫人，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对我个人事小，对市委事大。”因此，他在同江青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谨慎行事。
经过一段时间，江青觉得李琪办事敏捷，有才华，思想敏锐，举止谈吐颇有风度，将李琪介绍给毛主席认识。在中南海，李琪将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浅说》呈主席指正。后来，毛主席见到李琪还说他写得好，要他写些哲学方面的文章。
彭真、市委其他领导欢迎江青来，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但是她以特殊身份出现，不是来调查研究，而是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大家诚惶诚恐，不敢大胆工作。大家为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就在江青的压力下，尽量避开江青的阻碍，克服困难，各尽其职，认真工作。
我们党历来认为，领导和被领导都是平等的。上级对待下级要关心爱护，下级对上级要尊重，互相之间都要体谅、帮助。不论对任何事都要发扬民主，听取大家意见，对的应采纳，不对的应解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同认识是许可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彭真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可是，江青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动辄指责、刁难、骂人；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说明，就会被说成是不听她的话、骄傲自大。
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李琪特别让加上：“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彭真、市委宣传部坚持了（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与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很不满意，认为是表面拥护京剧改革，实际上是反对京剧改革。
■江青成了京剧改革的“旗手”■
京剧《芦荡火种》是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的，原本是江青推荐的，剧作家汪曾祺等改编。
李琪根据彭真同志意见，亲自抓这个戏的排练工作，积极发挥艺人的才智和大家的作用，集思广益，听取大家意见，并要求既要有京剧的特色，又要有现代戏的风貌。李琪同意大家的意见，面向群众公开试演，目的是听听群众意见。剧团开始登广告卖票，票卖得很快。卖了三天票后，李琪在家接到江青的电话：坚决取消公演。李琪气得脸煞白，两手发抖，坐下久久不开口。我问怎么了，他未回答，马上给剧团负责人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坚决不许上演。改演别的戏，给群众解释，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她原来同意可是又变了，只得照办，麻烦你们了。”他在说服剧团同志。后来，他对我说，江青的突然袭击，害得大家白忙了几天，真难为剧团同志们了，辛苦了几天卖票，还得辛苦地把票收回来，得费多少口舌，还会引起群众不满。群众不知原因，定要怪剧院多变。
《芦荡火种》经大家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成功了，大家都很满意。可是江青不满意。她把中国京剧院著名导演肖甲等几位负责人找去，要他们把“茶馆”一场戏去掉。大家讨论几次不同意去掉。茶馆里的三方对唱也是剧中重点的一场，唱、演都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肖甲说，掌握生死簿的人，教生才能生，引起大家大笑。李琪和彭真同志都认为必须保留。经过大家努力争取，“茶馆”一场戏总算保留下来了。周总理后来说保留得好。大家都学着唱，说明群众很喜爱这段唱。1964年7月全国会演中，也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年7月23日晚上，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演得好，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大家胜利了。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肯定，江青还可能要坚持去掉“茶馆”一场。但在成功后，却成了江青的样板戏，成了她的功劳。
毛主席看京戏《芦荡火种》时，彭真让李琪坐在主席旁边，便于汇报。李琪谦虚地推辞。彭真同志风趣地说：今天陪，是你演主角。他只好遵命。主席看完戏，很满意，指示将剧名改为《沙家浜》，说这样更合实际。然后上台接见演员，大家都很高兴。《沙家浜》是反映新四军斗争的，陈毅副总理很高兴，看了好几场。彭真更为关心，直接过问戏剧改革。他经常看排演，与名演员马连良、张君秋及青年演员马长礼等座谈，还找编剧、作家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戏剧改革在作家、演员等努力下取得很大成绩，但江青霸为己有，她成了京剧改革的“旗手”。
■江青和北京市委的分歧越来越大■
昆剧是人们喜爱的传统剧种之一。《晴雯》是王昆仑副市长写的剧本，内容写的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丫环晴雯。剧本写得好，演得也很好，演员充分表现了晴雯的特点。虽然唱词不大能听懂，但有字幕，演得成功。事后李琪接受王昆仑同志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刊上。彭真同志关心地说：“好戏、好的文章也得注意，不要为此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可能彭真同志已觉察出江青对北昆剧团的看法。果然，江青到北京搞剧改实验，提出取消北昆剧院。先是要改为昆剧队，李琪反映大家不同意。为了保留这个剧种，打算改为昆剧团，市委多次想方设法保留这个剧团。一直坚持到1966年初，在江青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了北昆剧团。如今，昆剧院又恢复了。
《箭杆河边》，是北京作家刘厚明在顺义县根据一些素材创作的，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江青看了说，正不压邪。
《矿山兄弟》，反映门头沟京西煤矿的一个侧面，于是之、赵起扬同志写的，北京人艺演出，参加了华北现代戏的会演。当时正批“中间人物论”，有人提出《矿山兄弟》里的老二是“中间人物”，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妥。这一提法正合江青的心思，要作为开展批判的对象，在会演上引起争论。1964年11月18日，彭真观看话剧《矿山兄弟》，认为这戏好，有教育意义。
当时报纸大批特批“中间人物”，正常意见不能说话辩解。好戏也不敢多演，只许演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事实上，先进、中间和落后是密切、有机联系的，全面反映对大家教育更深，尤其是戏剧。
《山村姐妹》，是反映昌平农村搞果树技术改革的话剧，刘厚明编写的，由北京人艺和农村文化工作队上演。排演中，李琪要我（时任农林局副局长）找几位果树专家去座谈。看了反映农村的戏，大家很高兴，也很重视，提了些建议。当时剧团的负责人和演员都重视我们的建议。排演后，参加了华北局现代戏会演，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年5月16日至25日和1965年，彭真、刘仁等两次观看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会演节目。可江青却认为这出戏是演北京的，《矿山兄弟》也是演北京的。演北京的戏多了，后来竟成为北京市委的“罪状”。李琪说，彭真同志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去农村、厂矿企业，反映北京，却成了“大北京主义”，是“宣扬北京成就闹独立”的一种表现。
《杜鹃山》，原名《乌豆》，是反映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戏，由北京京剧团演出。主角乌豆由裘盛戎演，女主角党代表由赵燕侠演，郑老万由马连良演，演得好，剧情教育人，激励人。1964年6月24日，彭真看这出戏的排演，在休息时和演员座谈，说：反映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生活的戏是好戏，可以站得住。剧本大部分可以先定下来，演员就好琢磨了。剧本不定，五心不定。剧本中有一部分还要改一改。座谈中还对主要人物塑造，红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鼓励著名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说：你64岁了，背台词相当辛苦，为了这个也应该表扬你。
江青看了却有意见，认为没有突出党代表，女主角唱词也少。她还说男主角用错人了，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
市委、李琪认为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是名角，有演现代戏的愿望，排练时很卖力气，演出后反映都好。江青却说现代戏还必须是中青年演。北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谭元寿、马长礼、李元春等等，担子都很重。青年人也需要中、老年名演员带，这和干部的培养使用是一个道理。而演戏更是不同，唱、念、做、打等，都不是一日之功，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一个好演员比培养干部还难，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搞艺术，男演女角，女演男角的著名演员多得很，像梅兰芳、程砚秋、丁果仙，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器重和尊重他们。各有各的好，不能千篇一律，更不用说对待名家了。
后来，江青又组织汪曾祺、张艾丁等在《乌豆》基础上改编为《杜鹃山》，演出时不用马连良、赵燕侠。《杜鹃山》也成了她的样板戏。
《南方来信》，是评剧院根据反映越南反对美帝斗争的话剧《南方来信》改编上演的，马泰主演。这出戏不仅中国人看了感动，1965年7月1日，来访的越南客人看了也很高兴。可江青看了却说是赶任务，粗制滥造，反映英雄人物的事迹不够。
彭真同志提出要发动作家和群众“写北京、演北京”。北京市还开展了各条战线、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群众自编自演节目，为文艺战线增加了活力，形成了业余的文艺力量。江青看不起业余演出，不仅认为分散精力，还把“写北京、演北京”列为北京市委的“罪状”。
■彭真要李琪“不要胆小怕事”■
李琪曾说过，江青找他多次，他对江青越来越反感，不愿意见到她，而愿离得远远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就讲李琪是个“死顽固”，是彭真的“死党”，是死不回头的“死硬派”，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5年底，李琪到房山县黄辛庄搞“四清”，他高兴地说：“这样江青就不打扰了。”但江青在1966年还是把他叫到上海，但又不见他。张春桥每天都去看他，劝他多看看上海，再等等。过了半月之后，江青才见他，见面就指责他：“不准老子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恶言恶语。李琪只好听着。他于1966年春节前两天（1月19日）回来，向市委负责人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位书记作了汇报。
经市委研究，同意了江青的意见，要李琪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江青写信，汇报了市委的意见。后来，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我从上海回来后，即把您的意见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讨论以后，我当即把讨论的意见在电话中扼要地告知李鸿生同志，想已知道。
1.关于把北京京剧团全团作为您的实验团的问题，市委又作了最后的确定。薛恩厚同志已向全团宣布，目前全团情况很好。
2.关于取消北昆充实京剧团的问题，市委已作了决定，北昆现有一百人（演员四十余人），北京京剧团准备挑选七十人左右，包括您说的人，由文化局安排。当然有些同志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原来的昆剧演员要试验一点革命戏也可容许他们试验。
3.关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的问题。根据您的意见，裘仍然留在北京剧团（春节中他演出《雪花飘》小剧颇受观众的欢迎）。关于马连良、张君秋的问题，市委研究了您的意见。他们又有演现代戏的要求，也还有些观众看，因而决定他们到京剧二团，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以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或可允许演的老戏。我昨日已找他们谈了，准备过几天他们就到二团去，可以允许演的老戏，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现代戏，大型的革命现代戏，他们也可以学过来演。
以上就是市委讨论的意见，特此函告。
这封信写好后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审阅。李琪在上面这样写着：“刘仁、天翔、万里、邓拓同志，送上我给江青同志写的一封信，彭真同志说请你们看后再还给他看。”
本来李琪从上海回来后心情就不好，给江青写了信更为不安。这封信经过书记们的传阅，作了一些改动，有的口气变了。李琪怕引起江青的不满，会使江青认为市委压她，起码也是对她的不尊重，这封信会引起麻烦。所以他向彭真同志建议不发为好。但彭真同志坚持要发，要他照办，“不要胆小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