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鲁苏战区苏北敌后的活动
国民党在苏北有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国民党第89军（代军长李守维），下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7万人，指挥中心在淮阴，不久在日军攻击下南退至东台。此外，还有驻泰州的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副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的杂牌军约3万人，驻海安曲塘和东台溱潼（今属姜堰市）的两淮税警总团陈泰运的部队数千人。
1940年7月，新四军挺进苏北，东进黄桥。9月，韩军分路进犯黄桥，新四军首战营溪，歼灭韩军两个团，进而占领姜堰，随后将姜堰让给李明扬，并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争取李、陈中立。10月4日，韩军主力猛攻黄桥，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下，企图袭击黄桥侧背，新四军将其围歼。4日午夜，新四军将韩军包围于黄桥东北，第89军主力被围歼，军长李守维逃跑中落水而亡。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向兴化溃退。配合韩军的李、陈在战役中保持中立。
1941年2月，驻泰州的李长江率1万余人投敌。新四军发起讨伐李长江战役，于2月20日攻克泰州，歼灭李部3000余人，李长江率残部数百人溃逃。同日，日军占领韩德勤的根据地兴化，韩德勤东退至盐城安丰镇（另一说是北退至宝应东北蒋家桥），从此一蹶不振。1943年4月，撤至安徽阜阳。1944年5月，鲁苏战区撤销，在苏北国民党军只剩下在睢宁的重组的独立第6旅。
■国民党军在冀察战区敌后的活动
1939年1月，国民党划河北、察哈尔及山东老黄河北岸为冀察战区，任命鹿钟麟为总司令，下辖第97军（军长朱怀冰）、第69军（军长石友三）、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第40军（军长庞炳勋）。9月，第40军和新编第5军合编为第24集团军，在晋豫边南太行地区活动。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2月，朱怀冰率第97军等部进犯武安，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两部伤亡100余人，撤出原驻地。朱怀冰不顾八路军消除摩擦、团结对敌的呼吁，继续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第129师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组织自卫反击，歼灭第97军大部。同年5月，国民党将第97军残部编为第94师，改属第14军，撤销了第97军番号。
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新编第6师扩编为第8军（军长高树勋），与第69军合编为第39集团军（石友三任总司令，高树勋任副总司令）。1940年底，高树勋诛杀通敌的石友三，第39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兼任，高树勋任副总司令，下辖第69军（军长米文和）、第8军（高树勋兼军长）和暂30师（师长赵云祥）、新4旅（旅长王清翰），总兵力2.3万人，被调到鲁西、冀鲁边一带。至此，第24和第39集团军活动地域都脱离了冀察战区范围。1942年春，高树勋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划归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冀察战区仅剩第24集团军。
1943年上半年，第24集团军反“扫荡”作战失败，孙殿英、庞炳勋先后投敌。1944年秋，高树勋代理冀察战区总司令，所辖仅第8军（军长胡伯翰），在豫西活动。冀察战区名存实亡，至1945年7月正式撤销。
■国民党军在第二战区敌后的活动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山西和察哈尔划为第二战区，1938年调整为山西和陕西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南路前敌总指挥为卫立煌，北路前敌总指挥为傅作义，八路军总司令为朱德。
阎锡山在抗战初期奉行的是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以及日军都有联系的策略。他在1939年3月召开的秋林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生存：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
全国性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均开入山西作战。第115师一部在山西东北部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在山西西北部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在山西东南部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山西西南部的吉县克难坡。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了企图消灭由中共创建的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新军在中共领导下坚决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此后，阎锡山便坚决反共，而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左右逢源。
1944年12月，在鲁苏战区撤销、冀察战区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国民党又将老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直至黄海、渤海划为第十战区，其面积占国民党在关内的沦陷区的1/3。然而，这个战区有名无实，只是国民党在敌后刷存在感而已。
■日军评价及蒋介石的感慨
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在敌后的表现，日军也有评价。“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共军则巧妙地乘隙渗透其势力，或以武力迅速扩大地盘。”“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根据过去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被共军占领。有鉴于此，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
对于国民党军在敌后的表现，1946年7月，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近来研究剿匪战术，认为抗战期中，日寇在我们沦陷区的‘扫荡’战术，有许多可以取法的地方。……他们‘扫荡’我们一个战区，最初要使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后来只要用一个混合团就可实行了，到了最后他只要用一个混合大队就可以‘扫荡’我们。”
于是，到抗战末期，就形成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局面。然而，这不是双方分工的结果，而是形势使然。
■国民党军在敌后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
为什么国民党军在敌后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从根本路线上说，国民党的痼疾是每到一地，依靠的是当地士绅，而不知、不愿也不敢发动群众。早在全国性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国民党军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其在敌后难于生存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军的腐败主要表现有：
■经商和吃空额
全国性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提倡在军队办合作社。1942年9月，他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说：“本来我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合作社名义经营商业，反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与交通冲要地区的部队为甚。”
军队经商很容易演变为武装走私。1940年，驻苏北姜堰的保安第9旅向日军走私粮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40年7月27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韩德勤命令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进驻原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的防地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源。姜堰是粮、棉、油、盐的集散地。卡住姜堰，驻黄桥的新四军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都会发生困难。保安第9旅在封锁粮食的同时，将粮食走私给日军牟利。封锁粮食致使物价飞涨，当地老百姓乃至士绅商人都苦不堪言。陈毅、粟裕决定以此作为打击韩德勤的突破口。于是，在老百姓中很快流传起这样的顺口溜：封锁粮食“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人”。陈毅还写信给清末举人、曾当过江苏省长的海安耆宿韩国钧，信中指出韩德勤此举是搞内讧，有“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的话。韩国钧回信道：“痛心之言，闻之泪下。……粮食问题，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办法，此事诚须妥筹也。”在老百姓和当地士绅商人的支持下，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克姜堰，歼灭保安第9旅，解除了韩德勤不得人心的粮食封锁。
抗战末期，蒋介石曾经说：“我们最初开战的时候，乃可以一个师抵抗敌军一个师团，而到了后来，甚至六个以上的师亦不能抵挡敌之一个师团了！这就因为我们师的单位虽多，但兵员总是不能补充足额。事实上，各师缺额总是超过编制预定数之五分之一，或至三分之一，其能维持五分之一者已算难得的了。”
部队缺额为什么不补？回答是：中高级军官可以虚报冒领，吃空额。
国民党军这一顽症一直未改。到了1948年10月7日，正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锦州外围要点义县，即将进攻锦州的关键时刻。这天中午，蒋介石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队无斗志的原因，徐答：“在上者经商，其次吃空额，其下离心离德，如此军队尚何言哉！”徐永昌所言都是蒋介石心知肚明、耳熟能详的弊病，因此，蒋介石听了毫无反应，心不在焉地对徐说：“我上海还有事。”何事？10月12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积）等问题，蒋夫人速（促）其解围云云。”
■赌博
1940年3月9日，蒋介石在参谋长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两个战区一般高级将领，有一个极可痛心的恶习，就是欢喜赌博！要知道，敌人天天在研究如何来消灭我们的军队，如何来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不但不想方法如何抵抗，如何图存，反而天天研究赌博。如此不明大局，醉生梦死，真是只有做亡国奴的一条路！须知我们一上了赌场，赌友就成了自己的敌人，心中只想打胜桌上的敌人——赌友，哪里还有功夫去研究如何去对抗真正的敌人——倭寇。这个亡国的劣习，如果再不彻底涤除，你们不仅要被敌人消灭，而且要做敌人的俘虏！”
■吸毒
国民党军中的黔军王家烈部号称“双枪（指步枪和大烟枪）兵”。吸毒在部分国民党军中，尤其是在军官中长期存在。曾在冀察战区任新编第5军军长，后来投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第3纵队司令官的孙殿英12岁开始吸鸦片。1947年在汤阴战役中被晋冀鲁豫解放军俘虏后，恶习难改，患烟后痢，不久病死于看守所。据曾经在东北军工作过的李欣回忆：“拿57军来说，军长缪澂流是个极端的贪污腐化分子。他抽大烟，讨小老婆，贪污军饷，喝兵血，无所不为。”据万毅回忆，曾在鲁苏战区第57军第111师第666团任团长的刘晋武，“是个老兵油子，他带着两个老婆随军，还抽大烟。他吃空额，喝兵血……他属于东北军中生活最腐败、政治上最反动的一类人物”。第661团团长孙维嵩也抽大烟。
■掳掠
据万毅回忆，1941年4月17日，“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向（病中的）常师长谎报说，日照县民主政府不让民众送给养，是对111师策反朱信斋部的报复。常说：‘可以派人去催。’于是，孙、刘指挥所部，并纠集国民党保安16团千余人，于25日偷袭我驻沟洼的日照县委和县府机关，兰瑞生等8名同志牺牲，县大队第4中队全体人员被俘，此后又连续进攻我山纵2旅6团，大修碉堡，并写上‘安内攘外’字样，派兵四处抓丁抢粮”。
由于国民党军脱离群众，抓丁抢粮可以说是其家常便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表现尤为突出。1940年9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指出，韩德勤部队“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告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苏北就有这样的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养有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韩德勤部军纪之差曾经惊动了在重庆的蒋介石。不知蒋介石看到《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没有，但他从情报系统获悉韩德勤部队“军风纪荡然”。为此，1940年11月4日，蒋介石致电韩德勤：“据报：‘苏北各部队自被击溃后，官兵全无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等语。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毋使匪伪有所借口为要。”
总之，由于国民党军依靠士绅，不发动群众，片面抗战，加之本身存在腐败的顽症，因此在敌后不能长期坚持，从而导致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