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报和命令中看双方当时不同的战略态势■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连续发出几封电报和命令。从这些电报和命令中可以看出双方当时不同的战略态势。
先说国民党的。
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甲）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外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8月11日，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战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所说“盟邦”主要指美国。对此，美国规定：“中国（大陆）、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由蒋介石受降。”
同日，蒋介石颁布对沦陷区地下军及伪军之命令：“我沦陷区各地地下军及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再说共产党的。
8月10日24时，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去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朱德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要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准备进军东北，现驻冀热辽的李运昌部立即进军东北。8月20日，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即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第五号命令要所有铁路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通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
从双方这几份电报和命令可以看出，国民党由于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可以命令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但是，从地缘上说，国民党军还远在中国西南，要立即受降还鞭长莫及。共产党虽然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不得不放弃占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但由于其地缘上已形成对日伪军包围的态势，仍然得以攻歼中小据点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至1945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并一度攻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天津、保定、芜湖等大中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使解放区面积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
对于国民党抗战胜利时在地缘上处于被动地位，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但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中南（似应为华北）和东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
■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表现■
■蒋介石决定也要派部队到敌后去
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时，何以会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一种答案是国共分工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
诚然，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共产党进入敌后是因为他认为八路军进入敌后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将会被削弱乃至被消灭。对此，朱德有生动的描述：“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
于是，蒋介石决定也要派部队到敌后去。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鉴于国民党军抗战以来伤亡巨大，蒋介石决定采用新的战略：“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蒋介石还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
南岳军事会议后，时任国民党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主持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游击作战之主旨，于战略上为长期抵抗，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为速战速决，以多胜少，指挥官需善于体会而运用之。”“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后行之，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以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实力之目的，故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白崇禧以及《游击战纲要》的起草者曾经研读过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白崇禧还曾将游击战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游击战的精髓。“积小胜为大胜”未阐明途径，“以空间换取时间”仍有消极撤退的意味。这一概括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精辟。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国民党在敌后先后设立了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并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要将晋军撤退到黄河以西。至此，国民党军也进入了敌后。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总结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取得战果的原因时写道：“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既然国民党军也大批进入敌后，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仍处于被动地位？
■国民党军在鲁苏战区山东敌后的活动
1938年11月，国民党设立鲁苏战区，于学忠为总司令，副总司令沈鸿烈（山东省主席）、韩德勤（江苏省主席），参谋长王静轩，政治部主任周复，游击总司令沈鸿烈（兼），下辖第51、第57、第89军。鲁苏战区的特点是处于日伪军四面包围之中。
1939年初，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澂流）由苏北向鲁南转移。3月底，于学忠率第51军（军长牟中珩）进入山东。于学忠率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驻沂蒙山区北部，第57军军部和第111师（师长常恩多）驻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第112师（师长霍守义）驻石河、官庄（今属临沂市苍山县）。1941年，第112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南下苏北，支援韩德勤。
东北军进入山东初期，曾经英勇抗战。1939年6月，日军以第5师团和第21、第32和第114师团及第5混成旅团各一部，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第51军利用沂蒙山区的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经20余天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6月25日晨，方叔洪部在冯家场遭日军重兵包围。方叔洪率官兵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血战，激战了三个多小时，官兵伤亡过半，方叔洪头部、腰部多处中弹。敌人包围圈逐渐缩小，步步进逼，突围已经无望。为了不落入敌人魔掌，方叔洪用自佩的手枪，向头部补射一枪，壮烈殉国，年仅31岁。
第57军第111师第667团（团长万毅，中共党员）连续在关阳司、新庄设伏，虽未能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突围的日军连夜焚烧尸体，带回骨灰，狼狈逃窜。6月，该军破袭陇海路和津浦路。第667团在滕县以南截获一列客车，俘获日本对华经济考察团团长远山芳雄等人。国民政府军委会给该团颁发了三等军功章。
1939年底，万毅被任命为第111师第333旅代理旅长。1940年夏，万毅指挥该旅在山前设伏，歼灭从赣榆出来的日军两个中队300余人。冬季，在莒县城南的石井设伏，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在莒县以南的多水店子公路两侧设伏，歼灭日军1个排，炸毁卡车2辆。
但是，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国民党军中的进步、爱国势力和反动、腐朽势力斗争加剧，分化迅速。
下面分别说说第57军、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分化的情况。
第57军：从1940年9月起，第57军第111师连续发生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九二二”锄奸事件、组建第57军独立团、“二一七”事件和“八三”事变。
“九二二”锄奸事件：第57军进入山东不久，副官长李亚藩投敌，当了伪兴亚建国军鲁苏地区司令，驻陇海线附近的桃林镇（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专做瓦解第57军的工作。第333旅1营2连连长王明德、机枪连连长郝继贤率队投奔。军长缪澂流假借要拉回这两个连的名义，派亲信李光烈（军部参谋）去桃林镇联系。通过李亚藩，缪澂流与日军拉上关系。1940年9月12日，缪澂流派第665团团长董翰卿和上校参谋于文清同日军谈判。当晚，于文清将此事告诉结拜兄弟万毅，表示不愿意干这汉奸的勾当。万毅动员他去当卧底，摸清情况。13日，董、于到达桃林。14日，在马家窝棚与日军上尉参谋辛修三密谈。于文清回来后向万毅说了谈判详情。万毅取得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的支持，于9月22日在第111师师部驻地东盘发起锄奸，正在看戏的缪澂流得到营长韩子嘉的通风报信，立即在334旅旅长荣子恒陪同下逃往第112师师部。同日，常恩多、万毅等通电全国：“缪奸与敌妥协，人赃俱在。本师长……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通电希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志士口诛笔伐卖国贼缪澂流”。缪澂流逃走后恶人先告状，于学忠听信了缪澂流的一面之词，于24日致电常恩多：“据缪军长电称，你师万旅在东盘闹事，实属不幸。望将事实真相速即报来。”但缪澂流也因此失去军长职务。1941年初，第57军番号被撤销，第111、第112师直属鲁苏战区总部。
组建第57军独立团：1940年11月初，第112师第667团团长刘杰被怀疑“通共”，112师师长霍守义命令将他送该团平射炮连扣押，刘杰脱险来到第111师。25日，第112师667团1营3连连长李宝恕利用催粮机会拉着全连到据点接洽投降事宜。当李带着3个排长进入据点后，上士排附王林和班长宋树仁识破李的阴谋，立即串连其余班长把队伍拉过沭河。667团1营1连连长江潮发现营长韩子嘉要扣押他，便拉了全连大部过沭河与3连会合后投奔万毅。万毅建议师长常恩多收留他们，但遭拒绝。万毅让刘杰和江潮带上这两个连到江苏东海县羽山、墨山以第57军补充团（后改称独立团）名义打游击。万毅随即将此情况报告山东分局。分局派张翼等进入该部，建立了党支部，归山东分局领导。
“二一七”事件：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病的常恩多受到反动分子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等人的包围。1941年2月17日，刘宗颜等在师部缴了万毅的枪，将万软禁起来，随后又向于学忠谎称万毅要辞去333旅旅长职务，改任第111师附员，实际成为囚徒。万毅被扣后，第111师在“清除左翼分子”口号下，开始搜捕和杀害进步分子。中共第111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委员曹健华等被扣押。万毅的警卫员李福海、对万毅被扣表示不满的上士胡铁男被杀害。第665团中校团副管松涛、666团中校团副彭景文等中共党员被迫撤离。1941年12月，万毅被押解到于学忠的总部。1942年2月，日军在北沂蒙进行大“扫荡”。于学忠总部向第111师所在地山区转移。途中，负责同东北军联络的115师干部彭亮遭杀害。
“八三”事变：1942年7月，蒋介石致电于学忠，让其秘密处决万毅。于学忠不同意，决定对万毅公开审判。8月2日上午，对万毅进行军法会审，给万毅加上通敌、“双十二”事件从犯、奸党嫌疑等三项罪名。同日，患肺结核的常恩多病危，委托曾当过张学良秘书的总部政务处处长郭维城在他去世后掌握第111师，并交给郭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指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当晚，郭维城去看万毅，告诉万，自己将在常恩多去世后举事，以实现张学良的主张，届时将派人接万毅出去，请万协助掌握部队。郭走后，万毅考虑，从法庭宣布自己三条罪状看，肯定要判死刑，执行可能就在这几天，而郭举事成功概率很小，且兹事体大，并未征求中共山东分局意见。于是，他当夜越狱，向山东分局报告。8月3日，于学忠得知郭维城事先曾去看望万毅，向郭查问。郭维城同常恩多商量后，于当日在甲子山址坊举事。5日，中共山东分局听取万毅汇报后研究对策，认为事变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应予支持，决定派曾在该部工作过的王振乾前去协助常、郭掌握部队。由于举事仓促，6日、7日，部队大部哗变，释放了被扣押的反动军官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刘宗颜等随即反扑。常、郭率余部2700余人退出甲子山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途中，常恩多逝世。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该部番号不变，仍称第111师。经过选举，由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政治部副主任。占据甲子山的国民党军第111师，由事变当时不在部队的孙焕彩任师长。由于在山东有两个第111师，为区别，人们便称万毅指挥的为新111师。此时，于学忠率总部迁回北沂蒙。随后，八路军经过三次攻打甲子山，迫使孙焕彩部北退。1943年6月，孙焕彩部随于学忠撤出山东。
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当于学忠率领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进入沂蒙山区时，受于学忠统辖的正规军还有吴化文指挥的新编第4师。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向日军投降，所部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勾结日军在其驻地鲁村、三岔店等地修筑炮楼，增设据点，使日军深入鲁苏战区腹地，与鲁苏战区总部、第51军驻地东里店咫尺之遥。2月20日，日军调集第5、第6混成旅团各一部发起对第51军的大“扫荡”。随后不断增兵，兵力由3000余人增至1万余人。此时，鲁苏战区只有第51军军部率领的辎重团、独立第1团，第113师师部和第338、第339团，第114师第332团，以及第2挺进纵队和山东省政府特务营，总兵力不足5000人。由于敌众我寡，加上吴化文伪军的引导，“扫荡”不久，日军就攻占第113、第114师的重要阵地。于学忠负伤，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第113师参谋长张植桴和该师第339团团长王琨及两个营长阵亡，第113师师长韩子乾、第2挺进纵队司令厉文礼负伤被俘。
此前，1942年，由于鲁苏战区的国民党军不能扎根底层，发动群众，因此不能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进入敌后便生根发芽，不断壮大，而是不断衰弱，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军事委员会乃密令汤恩伯速组援鲁部队并于7月中旬指定李仙洲、王仲廉各率一个军分别进入鲁苏地区支援作战。11月又指示战区应以主力确保现有根据地，继续执行原任务。增援部队分向鲁南、苏北挺进，该战区为确保原有根据地，遂与汤恩伯总司令协定如左之部署：一、第51军及第111师确保鲁南根据地。二、第89军及第112师确保苏北根据地。三、第92军（李仙洲部）由皖北经鲁西向鲁南蒙费山区挺进。四、暂编第55师（王仲廉部）及苗纵队由皖北向苏北挺进。”
至1943年6月，李仙洲部虽已进入鲁西，前锋一部到达鲁南，但于学忠不能久等，因此在八路军协助下于1943年7月开始西撤，9月撤至安徽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