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
■推翻“两个估计”，加快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估计”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广大教师、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两个估计”，大量的冤假错案难以平反，“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帽子依然不能摘去。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学。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得较早。教育战线率先推翻了否定17年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文化战线推翻了17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改变了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针对这一领域的大量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
邓小平批示为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刘冰平反。
刘冰的问题发生在1975年。1975年秋冬，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清华大学党
委副书记刘冰致信毛泽东，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专门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邓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的批示。由此，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刘冰因此受到迫害。
邓小平还为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平反，并推荐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大名誉校长。
1978年6月，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到了梁思成的问题。他说：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历史学家吴晗也是由于邓小平的批示才得以平反的。从新中国成立起，吴晗就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20世纪60年代出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从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研究海瑞，曾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1961年，与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65年11月，江青等人蓄谋发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三家村反党集团”案。1969年，吴晗被迫害致死。吴晗的妻子、女儿也遭到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尽快给吴晗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并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1978年11月底，邓小平批示：吴晗应该平反。1979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全部结论。吴晗遭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科教领域包括“马振扶事件”、“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中国科学院“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的甄别，以及为数学家熊庆来、赵九章，历史学家翦伯赞，化学家傅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范长江，著名“右派六教授”的平反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圈阅或过问下得到解决的。
■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薄一波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
这“六十一人”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和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在1931年前后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长期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冬，在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北方局作出决定，要求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北方局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从1936年8月31日到1937年3月，“六十一人”分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后，出了反省院。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
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他一面指使“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搞调查，一面给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7日，“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歪曲事实，认定“六十一人”是“可耻的叛徒”。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初步调查。在《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中，认定“六十一人”是“叛徒集团”，他们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们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在此前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煽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过结论的问题，通通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薄一波等人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在这“六十一人”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已经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薄一波等人及其家属向中央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也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阻力主要来自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当有人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材料写成简报给华国锋，要求为他们平反时，华国锋没有表态。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转达过中共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写信给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以及他是怎样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和薄一波等后来出狱的经过，作了详细说明。
一个多月后，一封申诉信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12月8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原书记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
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看着王先梅的信，邓小平感到这不是王其梅一个人的事，解决“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可以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做起。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即“六十一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的信纷至沓来。了解“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中又说了那样一大段话，说明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已指日可待了。
但是，事情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仍然面临种种压力。胡耀邦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汇报，他提出，“六十一人案件”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强烈要求复查，中组部准备对“六十一人案件”进行复查工作。
邓小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
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一个多月后，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
■为刘少奇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刘少奇的案子是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从提出到落实，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
1978年12月24日，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邓小平立即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在这之前类似的信件也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邓小平的这一批示，把重新考虑刘少奇案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的工作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79年2月5日，交通部原部长孙大光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这封信经胡耀邦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正式转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2月23日，陈云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邓小平指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刘少奇一案的处理问题进行研究。据1979年2月22日的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纪要记载：
“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纪委研究。这两人（另一个人指瞿秋白）的问题如何研究，另定。”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这样，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从一些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开始复查。
经过七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刘少奇案件复查组于11月向中共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复查报告逐一否定了原《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后表示同意。邓小平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1980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
为刘少奇平反，必然要涉及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把握不好，就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同时也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是五中全会的一项主要议程。
邓小平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不能走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邓小平在2月28日召开的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一席话，令大家感到很新鲜。
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
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邓小平还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同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对悼词进行了反复的审阅和修改。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起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历经曲折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
彭德怀、陶铸的案子，也是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得到平反的。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参加了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了悼词。这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开的第一个追悼会。
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人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
从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陈昌浩、李德生等。
中共中央还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的一些中央部门平反：撤销了所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大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所谓“两个估计”等。
继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和各地又先后为武汉“七二○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内蒙古“新内人党”等冤案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改判或平反。还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民主人士平反，其中有：高崇民、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复查并平反，为45.4万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
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冤案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并先后作出了平反决定：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受到株连的人平反，为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潘汉年案”平反。
在基本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后，还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遗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
上面说到的对这些部门和这些人的平反，有不少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或者过问下解决的。
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47万多人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沉重的政治包袱卸下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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