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杨黄霖和他的情报世家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8期 作者：金 戈 点击次数：
2010年9月28日，杨黄霖叔叔病故。那天正是先父金城的忌日，杨家人说杨黄霖是追随老首长西去了……确实，杨黄霖叔叔是爸爸在延安时的得力助手和战友。
杨黄霖，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时叫黄霖，我记事时就认识他。他的妈妈肖禹，人们尊称为杨老太太，1946年春携长媳及孙儿孙女来到延安，入住交际处。当时的烈军属住在交际处的还有孙炳文夫人任锐及其女儿孙维世，欧阳陶承，黄齐生夫人王守瑜老太太，郭沫若的岳母喻老太太，以及林彪之父林明卿、姐姐林宝珠……他们都是交际处的烈属和干属，是贵客，也是客人中的“自己人”。我们从小受父亲影响，对这类客人尊敬有加，十分敬爱。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家庭的故事，到北京后我渐渐长大，爸爸与这些家庭又一直保持联系，我也才知道这些平凡老人及其家庭的一些感人故事……
我的访问，一个个落了空，只有黄霖叔叔经再三考虑，又征求了卓琳（邓小平的夫人）的意见，获得她的准许和支持后，才告诉了我有关延安交际处获取联络参谋密电码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来延安参加抗日、参观访问的人员增多，客人大部分是友好的，但也混有特务和间谍。蒋介石的军队派来了专门联络八路军的联络参谋，他们中就混有军统将领级的职业特务，主要任务就是窃取情报。因此这些客人表面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友军”，而骨子里却是破坏统一战线的间谍——敌人。联络参谋李克定就是因为在一一五师收买一个报务员，窃取我军密码而被驱逐回重庆的；联络参谋的一个随员，假装积极要求入党，还送给我们假情报，被识破；有的联络参谋还故意把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图拉拢腐蚀收买年轻的招待员；周励武竟然敢调戏给他们看孩子的保姆关淑珍，被小关打了几个耳光，父亲金城还令他当众三鞠躬赔罪，并予以训斥警告。……因此，父亲领导的交际处，除了担负接待、交际、联络、统战、外交等友好交往任务外，不得不在延安的窗口一线承担起反间谍及搜集情报的重任。
为适应这种特殊需要，交际处的干部和勤杂工作者——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政治上可靠，又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全部在初中以上），机智又灵活，既要对客人热情服务，又要警惕和防范敌人的情报工作，甚至要伺机获取敌人的情报。黄霖叔叔正是适应这一特殊需要，1942年被调入交际处做了一名招待员，后来升任了招待科长，也就是侦察科长，级别是县团级。他告诉我：招待科的18个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
黄霖是淮安杨姓盐商之后，日军侵华后，随母亲和兄姐举家参加革命。1937年16岁时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被分配到保安处，在保安处的七里铺训练班第一期接受了侦察专业技术训练，开始从事侦察工作。他小小年纪，机智勇敢，来交际处之前已有较丰富的谍报工作经历，曾受党派遣潜入阎锡山军队内部；后来乘日军招收情报人员之机，奉命报考，打入日本特务机构，这段工作由赵君实同志单线领导，搜集了不少情报。1940年，他奉命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联络干事，仍做情报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
任务完成后黄霖奉调回延安，在专门培养谍报工作人员的学校——西北公学进一步深造，是老三班的学员。他是班上的小弟弟，而卓琳是班里的大姐姐，她对这个小弟弟格外关心。学习结束后又回到保安处，保安处处长和科长王凡分别与黄霖谈话，将他派入交际处监视、侦察联络参谋的活动。他与王凡单线联系，在交际处的工作，直接受金城领导。保安处有严格纪律，他与保安处派驻交际处的其他人员如刘坚夫、慕丰韵等，虽互相认识，但每人各有自己的侦察对象和任务，横向不许互相打听，不发生工作关系。黄霖每天要到金城窑洞里汇报当天工作，并用金城的电话向王凡汇报。
黄霖一面认真做好服务工作，与联络参谋和国民党官员的随员交朋友，同时也用明亮的眼睛察言观色。一次他为一个马夫看手相，告诉他未来命运非常好，那人很高兴；与此同时，黄霖也发现那人的双手细皮嫩肉，十分绵软，根本不是干铡草、拌饲料等粗活的手，识破了其真面目。
1944年的一天，他例行去金城窑洞汇报工作和打电话，不料从耳机中传来了“嘀嘀嗒嗒”的声音。怎么回事？哪里在发报？！他警惕起来，马上记录了发报的电码，并立即汇报给王凡和金城。他作为招待员，就住在联络参谋的小院里，第二天夜里，他在小院里转，忽然又听到联络参谋住的平房里传出的发报声。第三天乘打扫房间时，他发现联络参谋床底下有一只皮箱，估计发报机就藏在里边。根据黄霖的汇报，枣园社会部的电台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同样的发报信号。交际处一般客人要发电报，都是到国民党所属县党部和县长领导的肤施县（原延安县的别称，今延安市宝塔区）邮电局去，而联络参谋却私下藏有秘密电台，直接和重庆的军统局秘密联络。他们来往的电报枣园社会部全能收到，却苦于不知道密电码无法破译。于是，破译联络参谋与军统之间往来密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实际上从1943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策划获取密电码的工作，叶剑英参谋长亲自领导。到1944年春，乘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述职之机，金城担任了获取密电码的一线指挥，经过与保安处周密布置，指挥交际处三个科分工合作，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成功获取了联络参谋的密电码。
总务科的小灶给联络参谋烹饪了烧鸡、卤鸡蛋、香肠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联络科长周韧叔叔等陪同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随员们去到杜甫川延河边郊游和野餐；警卫班战士每一里路站一个便衣岗哨，从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际处，充当“烽火台”，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传递郊游者那边的信息。而接待科几个写字工整、熟练的同志被委以重任，黄霖打开电台箱取出密电码本，给每人分了几页，抄写密电码，要求迅速而准确无误、万无一失！联络参谋在延河边尽兴游乐、酒足饭饱，当日已西斜时，“烽火台”岗哨传回了联络参谋开始打道回府的消息……父亲金城立即指挥抄写人员将密码本原样装订好，放进电台箱，将屋子里收拾得了无痕迹。然而第一次只抄写了一半。不久后，又安排联络参谋看戏，黄霖等招待员继续获取密码本，认真抄写，顺利完成了获取全部密电码的重要任务。
枣园社会部的同志拿到密码本后，顺利地破译了联络参谋与重庆军统之间的全部密电，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共掌握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据此，毛泽东和有关领导不断发出一些烟幕信息，联络参谋发回去的电报传达的不少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赴重庆与蒋谈判。蒋介石信以为真，根本没有和谈诚意，更没有和谈准备，他料想毛泽东不敢来，不会来。他故作和平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企图收买人心。岂料毛泽东果断决定飞赴重庆，用事实戳穿了蒋介石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诚意。
父亲金城是一个极善讲故事的人，但他至死也未给我们讲过他领导窃取密电码的精彩故事。他们是怎样地严守纪律，又是怎样地淡泊名利啊！
由于成功获取密电码，父亲金城领导的交际处立了大功，黄霖叔叔也受到了社会部的书面嘉奖。然而他们的功绩却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始终保密。他在保安处的战友刘坚夫、李启明等在本世纪初看到他的回忆文章后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还猜测是×××窃取的呢……搞了半天，是你干的呀！”
肖禹，我幼时称她为杨奶奶，个子不高，衣着朴素，十分慈爱。她是在周恩来安排下，脱离虎口从成都来到延安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长媳汪蕙芳及孙子、孙女。她的长子杨本基（杨道生）已经牺牲。这让幼小的我，对他们一家肃然起敬。不幸的是杨奶奶到延安交际处不久，即患脑溢血，后不幸在西柏坡病故。
后来，黄霖叔叔给我讲了杨奶奶举家投身革命的经过。
杨奶奶出身于扬州一个寒士家庭，幼读诗书，富有正义感。15岁嫁到淮安杨姓大盐商家，因娘家贫困受尽白眼。1923年丈夫病故时，长子年仅14岁，四子尚未出生。杨奶奶一方面教育子女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同时自己也经常阅读孩子们从学校里带回的新文学作品和报刊。她深受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影响，曾对子女们说：“我将要像此书中的革命母亲一样，支持你们！”她坚决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她深感民族危机日深，遂嘱在北平读书的次子杨述把两个女儿带去北平的中学就读。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变卖家产，率全家经武汉赴四川，参加革命。在武汉，她把两个女儿婺明、婺华和三子黄霖送往延安。当时黄霖才16岁，依偎母怀，依依不舍。
杨奶奶则与长子杨本基一家到成都开展革命工作。杨本基在成都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5月18日，杨奶奶和长媳汪蕙芳也加入了共产党。她把变卖家产的钱全部用于革命。他们家成为中共四川省工委开会、联络、工作的场所。不少共产党人曾吃住在她家，受到她的悉心掩护和照顾。杨奶奶变卖家产，开办了成都战时出版社，出版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1939年底，成都的国民党特务无端捣毁了战时出版社，逮捕了杨本基。杨奶奶及时销毁了党的文件，敌人一无所获。敌人威胁利诱，逼她劝儿子投降国民党，被她严词拒绝，她反而告诫儿孙坚守革命气节。杨本基赋诗言志：“中原大地起腾蛟，三字（指“莫须有”）沉冤恨未销。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
1942年底，国民党特务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厚生农场附近，残酷地杀害了杨本基。
杨奶奶强忍悲痛，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曾经写过一首《故乡》诗：“故乡的园柳是否在春风中荡漾/亲友是否俱无恙/暴日是否那样疯狂/吃人的人是否还是照样/这三年来在大后方/见多少青年有的是青云直上/有的是堕落彷徨……”诗里充满对故乡的怀念，对日军的憎恨，对青年的担忧和希冀。继而，她笔锋一转：“我的儿女都奔波四方/他们都是为了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奔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表达了革命母亲的自豪情怀。接着，老人抒发了自己的壮志：“我虽然是年迈并不徒伤/决不能让时代巨轮/将我抛弃在路旁/海燕不断在天空中翱翔。”正是由于对沦陷故土的怀念，正是由于那海燕般迎着暴风雨搏击的情怀，老人把自己最疼爱的幼子杨显基送回了故乡，命他投身新四军，去收复家园，收复沦陷的国土。
在延安，一天，杨述来到交际处，对黄霖说：已经许久得不到母亲的消息了，你在这里工作，遇见周恩来副主席的机会多，你把母亲的情况告诉周副主席，请求南方局的同志帮助打听联系……周恩来也是淮安人，对杨门革命之家十分熟悉，便命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人到成都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杨奶奶一家，并把他们送到延安。
杨奶奶逝世后，中直机关为这位英雄的母亲召开了追悼会，在交际处与杨奶奶朝夕相处的老人们都写了挽联或悼念诗文。杨尚昆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撰写了挽联：“杨肖禹同志千古：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杨肆，193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曾在南宁的广西大学数学系执教两年。 1935年，经其表弟王维钧（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也为中共提供情报）介绍，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经司长温毓庆博士考核录用。温毓庆令其从事密电研究，成立了密码检译所。密码检译所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七号。杨肆主要研究日驻华使馆及其领事馆等机构间的密码组织机构，破译一些日本使馆与日外务省间往来电报。他还发现了安装于日本使馆内的大功率秘密电台。杨肆预见到中日外交关系随时可能中断，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断绝。杨肆建议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在鼓楼青云巷设一电台，侦察监视日本使馆内的秘密电台动向，获取其与日本外务省间通信情报；同时训练专业技术人员，专门设台接收日本外交密电，直接获取日方密电报底来源，做好准备，一旦战争爆发，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虽然日本外务省等单位发来的密电码不断变换，而杨肆的团队基本能跟上变化而破译获取情报。杨肆的出色工作受到司长的奖励。后来，在密码检译所下设了三个组，研译组、研究组和侦察电台，杨肆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后，电政司及其密码检译所迁往武汉，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对外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是一个半公开机构。中共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王明任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杨述到武汉工作时，常常住在杨肆家。
杨述的到来，为杨肆联系共产党架了一座桥。杨述曾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王明，深谈后他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敬佩。杨述又带他们到汉阳临江的一座茶楼上与李克农见面。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告诉了李克农，王维钧将自己负责保存的最新密码总结报告交给了李克农。报告中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信联络网，有在华日军的军用电台联络网、电台呼号、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种总结报告每月更新一本，由王保存。李克农拿到这些资料如获至宝，这对八路军研究破译日方密电帮助极大。自此，杨肆和王维钧经常向李克农提供日本情报。杨肆也经常到肖禹家去，肖禹也经常鼓励杨肆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工作。
当武汉即将失守时，电政司奉命撤往桂林，途经衡阳时，杨肆和温毓庆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杨肆就与王维钧密谈，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几经辗转，密电所随电政司迁到了重庆。中统和军统多次想与电政司合并，但均遭到温毓庆拒绝。戴笠不死心，就找温要两名密电专家为军统作专业指导。温毓庆无奈，就把常常顶撞他的刺儿头杨肆派去工作。杨肆却一直拒绝前往。
那时杨述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得知戴笠的意图后报告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他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图，多次劝说杨肆，让他乘机潜入军统，可杨肆就是不同意。最后，李克农秘密约见杨肆，劝说他乘机打入军统内部，可以更有效地为党的抗日工作出力，提供更多的情报。杨肆这才同意，奉李克农之命潜入了军统局。此后，杨肆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每两周接头一次，向党提供情报。1940年夏，杨肆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怡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与周怡单线联系。后来，杨肆成功破译了日军太平洋舰队的12种密电码，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还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十三军等若干种频频变换的密电码……每获得一个成果，他都要冒死秘密提交给周怡一份。
由于杨肆杰出的才干和成绩，戴笠对杨肆很器重。1943年，戴笠将杨肆从中校破格提拔为特技研究室少将衔主任。
然而正是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衔主任一职，解放后给杨肆带来了后半生的牢狱之灾。新中国成立初，杨肆曾到北京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周怡，不料周怡已经病故。在运动中，公安部按照划分历史反革命和战犯的有关条例，把杨肆这位曾在国民党军统中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情报人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杨肆在上海滩靠卖菜、打零工度日。“文革”开始后，他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就主动跑到公安局去要求坐牢，理由是自己知道的人和事太多，机密太多，为了保守机密，坐牢最保险、最安全。.
“文革”结束后，他继续为自己的冤案申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上海市有关单位予以平反，却一直没能得到原定罪单位公安部的平反。
“革大”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成立的一所大学，为建立新中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革大”在全国公开招生，生源主要是大、中学生和旧中国时期的公务员、职员、军人和失业人员。学制半年，主要学习马列主义、中共党史、时事政策、集体主义价值观……
学校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用新思想教育培养新干部；二是严格对学员进行政治历史审查，进行思想改造，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崭新价值观、人生观；三是筛查特务等反革命分子。黄霖主要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在学校里担任三部政治研究院的保卫科长。三部被称为“小台湾”，因为学员主要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学员的政治历史和思想都比较复杂。我父亲金城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曾是北平军管会的成员。在完成接收北平城的任务后，父亲金城又投入到召开新政协的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去，参与选拔、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以提供中央讨论审定。而在“革大”学习的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要审查和选拔的工作对象。
父亲金城与黄霖叔叔见面后欣喜若狂，握手拥抱。父亲金城简单询问了杨老太太和杨家兄弟姐妹的情况后，他们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临别时，父亲金城嘱咐黄霖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并催他抓紧解决婚姻问题。在“革大”，黄霖叔叔与张淑芳阿姨相识、相知，并成就了美满姻缘。
黄霖叔叔在“革大”结束后，曾被选拔到高级党校的局级干部班学习，准备派往外交部担任驻外使馆参赞。因不幸患了传染性肝炎，未能成行。后来，他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和广东省工作过。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在每个单位都未及时得到提升。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他离开了安保战线，而为了保密，他的情报生涯及其功绩只留在了公安部和安全部的档案里，而在他个人的干部档案里不准体现，所以他在阎锡山部、在日军内、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情报功绩及在延安交际处的情报功绩都被“屏蔽”了。而新单位、新领导不了解他，忽略了他。第二个原因在他自己，他只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对工作有胆有智，但是对自己的待遇、升迁却满不在乎，无暇顾及。
据淑芳阿姨告诉我，黄霖叔在卫生部当保卫处处长，调广东省报到时填表就填写了“处长”。后来遇到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徐对他说：“你在卫生部就是党组成员，就是正局级。你怎么那么傻！给自己降了级！”黄霖想：降了就降了吧，以后还有机会。赶到再调级时，他又奉调回北京。不料回京后，单位已经调过级了，又一次错过了机会。1965年，他调到轻工部担任塑料局副局长，部长很关心他，调级时让他填写表格，那时新中国的塑料工业刚刚奠基，他忙得不亦乐乎，竟然忘记了填表。后来淑芳阿姨发现了表格，赶紧催他填写。但是，等他把表交上去时，人家已经完成了调级工作。接下来是“文革”，一耽搁就是将近20年，直到1984年离休时，黄霖叔才享受到正局级待遇！
淑芳阿姨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怕吃亏的人，本来我们家的房子刚够居住，可当他得知一名年轻干部结婚无房时，就腾出一间让给人家结婚，一住就是多年。我们一家五口挤得不行，孩子都长大了，我紧着催他，他才找部里给我们调了房子。黄霖叔继承了其母亲肖禹的大慈大爱，一贯公而忘私、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直到晚年离休后，当他看到延安保安处的同事，甚至比自己晚参加革命的同志，甚至自己介绍入党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当上了部级领导，而自己却因级别低而看病、住院屡遭困难时，才有些郁闷、有些自责：对于本应得到的晋级、待遇等涉及自身和全家生活质量的那些事，实在是一贯地太粗枝大叶、太马虎了！而只有当他想到自己在安保战线立下的功绩，想到自己为新中国塑料工业奠基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时，才感到安慰和自豪。
黄霖叔叔与我父亲金城特别亲，他经常来看望我父亲和我们。然而，他却从未找我父亲为他的级别待遇等“私事”说过一句话。他的调级“不公”遭遇，还是在他病重、逝世后，他的家人告诉我的。他执着奉献，淡泊名利，是真正共产党员的品格。他是我尊敬的长辈，平凡而伟大！我们两家后人一直保持着交往，堪称世交。
杨黄霖，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时叫黄霖，我记事时就认识他。他的妈妈肖禹，人们尊称为杨老太太，1946年春携长媳及孙儿孙女来到延安，入住交际处。当时的烈军属住在交际处的还有孙炳文夫人任锐及其女儿孙维世，欧阳陶承，黄齐生夫人王守瑜老太太，郭沫若的岳母喻老太太，以及林彪之父林明卿、姐姐林宝珠……他们都是交际处的烈属和干属，是贵客，也是客人中的“自己人”。我们从小受父亲影响，对这类客人尊敬有加，十分敬爱。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家庭的故事，到北京后我渐渐长大，爸爸与这些家庭又一直保持联系，我也才知道这些平凡老人及其家庭的一些感人故事……
■无名英雄杨黄霖■
先父金城去世后，罗青长叔叔来到我家，他看了机关起草的先父生平，十分动情地说：“为什么把草稿中他情报工作那一段删掉了？！”“组织上说不解密。”“咳！”罗叔长叹一声道，“你爸爸活着是无名英雄，死了还是无名英雄！他是立了大功的啊！他始终就是我们（安全部）的人……”我听了莫名惊诧，只知道先父是一名平凡的共产党员，是一位老干部，做人低调，默默无闻，怎么会是情报人员？怎么还会是英雄？他老人家生前对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始终滴水不漏，保密到底！退休后，我决定破译“金城密码”。可是，去查档案——不解密；去拜访爸爸的老部下、老战友——曾在交际处给爸爸当过秘书的刘坚夫(后来任公安部副部长)、慕丰韵(曾任公安部边防局长)……无论我如何软磨硬泡，他们个个缄口不语，好像我是来套情报的“特务”，让我哭笑不得。我特意跑到烟台，访问王再天叔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考虑三天后给我的答复是：“侄女儿啊，这是党的秘密，我不能对你说，我只能让它们烂在肚子里带走了……我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呀！对妻子儿女、对谁都不能说！”一年后，可敬的王叔叔严严地揣着一肚子党的秘密，怀着一颗忠诚的心离开了我们大家。我的访问，一个个落了空，只有黄霖叔叔经再三考虑，又征求了卓琳（邓小平的夫人）的意见，获得她的准许和支持后，才告诉了我有关延安交际处获取联络参谋密电码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来延安参加抗日、参观访问的人员增多，客人大部分是友好的，但也混有特务和间谍。蒋介石的军队派来了专门联络八路军的联络参谋，他们中就混有军统将领级的职业特务，主要任务就是窃取情报。因此这些客人表面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友军”，而骨子里却是破坏统一战线的间谍——敌人。联络参谋李克定就是因为在一一五师收买一个报务员，窃取我军密码而被驱逐回重庆的；联络参谋的一个随员，假装积极要求入党，还送给我们假情报，被识破；有的联络参谋还故意把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图拉拢腐蚀收买年轻的招待员；周励武竟然敢调戏给他们看孩子的保姆关淑珍，被小关打了几个耳光，父亲金城还令他当众三鞠躬赔罪，并予以训斥警告。……因此，父亲领导的交际处，除了担负接待、交际、联络、统战、外交等友好交往任务外，不得不在延安的窗口一线承担起反间谍及搜集情报的重任。
为适应这种特殊需要，交际处的干部和勤杂工作者——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政治上可靠，又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全部在初中以上），机智又灵活，既要对客人热情服务，又要警惕和防范敌人的情报工作，甚至要伺机获取敌人的情报。黄霖叔叔正是适应这一特殊需要，1942年被调入交际处做了一名招待员，后来升任了招待科长，也就是侦察科长，级别是县团级。他告诉我：招待科的18个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
黄霖是淮安杨姓盐商之后，日军侵华后，随母亲和兄姐举家参加革命。1937年16岁时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被分配到保安处，在保安处的七里铺训练班第一期接受了侦察专业技术训练，开始从事侦察工作。他小小年纪，机智勇敢，来交际处之前已有较丰富的谍报工作经历，曾受党派遣潜入阎锡山军队内部；后来乘日军招收情报人员之机，奉命报考，打入日本特务机构，这段工作由赵君实同志单线领导，搜集了不少情报。1940年，他奉命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联络干事，仍做情报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
任务完成后黄霖奉调回延安，在专门培养谍报工作人员的学校——西北公学进一步深造，是老三班的学员。他是班上的小弟弟，而卓琳是班里的大姐姐，她对这个小弟弟格外关心。学习结束后又回到保安处，保安处处长和科长王凡分别与黄霖谈话，将他派入交际处监视、侦察联络参谋的活动。他与王凡单线联系，在交际处的工作，直接受金城领导。保安处有严格纪律，他与保安处派驻交际处的其他人员如刘坚夫、慕丰韵等，虽互相认识，但每人各有自己的侦察对象和任务，横向不许互相打听，不发生工作关系。黄霖每天要到金城窑洞里汇报当天工作，并用金城的电话向王凡汇报。
黄霖一面认真做好服务工作，与联络参谋和国民党官员的随员交朋友，同时也用明亮的眼睛察言观色。一次他为一个马夫看手相，告诉他未来命运非常好，那人很高兴；与此同时，黄霖也发现那人的双手细皮嫩肉，十分绵软，根本不是干铡草、拌饲料等粗活的手，识破了其真面目。
1944年的一天，他例行去金城窑洞汇报工作和打电话，不料从耳机中传来了“嘀嘀嗒嗒”的声音。怎么回事？哪里在发报？！他警惕起来，马上记录了发报的电码，并立即汇报给王凡和金城。他作为招待员，就住在联络参谋的小院里，第二天夜里，他在小院里转，忽然又听到联络参谋住的平房里传出的发报声。第三天乘打扫房间时，他发现联络参谋床底下有一只皮箱，估计发报机就藏在里边。根据黄霖的汇报，枣园社会部的电台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同样的发报信号。交际处一般客人要发电报，都是到国民党所属县党部和县长领导的肤施县（原延安县的别称，今延安市宝塔区）邮电局去，而联络参谋却私下藏有秘密电台，直接和重庆的军统局秘密联络。他们来往的电报枣园社会部全能收到，却苦于不知道密电码无法破译。于是，破译联络参谋与军统之间往来密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实际上从1943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策划获取密电码的工作，叶剑英参谋长亲自领导。到1944年春，乘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述职之机，金城担任了获取密电码的一线指挥，经过与保安处周密布置，指挥交际处三个科分工合作，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成功获取了联络参谋的密电码。
总务科的小灶给联络参谋烹饪了烧鸡、卤鸡蛋、香肠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联络科长周韧叔叔等陪同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随员们去到杜甫川延河边郊游和野餐；警卫班战士每一里路站一个便衣岗哨，从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际处，充当“烽火台”，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传递郊游者那边的信息。而接待科几个写字工整、熟练的同志被委以重任，黄霖打开电台箱取出密电码本，给每人分了几页，抄写密电码，要求迅速而准确无误、万无一失！联络参谋在延河边尽兴游乐、酒足饭饱，当日已西斜时，“烽火台”岗哨传回了联络参谋开始打道回府的消息……父亲金城立即指挥抄写人员将密码本原样装订好，放进电台箱，将屋子里收拾得了无痕迹。然而第一次只抄写了一半。不久后，又安排联络参谋看戏，黄霖等招待员继续获取密码本，认真抄写，顺利完成了获取全部密电码的重要任务。
枣园社会部的同志拿到密码本后，顺利地破译了联络参谋与重庆军统之间的全部密电，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共掌握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据此，毛泽东和有关领导不断发出一些烟幕信息，联络参谋发回去的电报传达的不少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赴重庆与蒋谈判。蒋介石信以为真，根本没有和谈诚意，更没有和谈准备，他料想毛泽东不敢来，不会来。他故作和平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企图收买人心。岂料毛泽东果断决定飞赴重庆，用事实戳穿了蒋介石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诚意。
父亲金城是一个极善讲故事的人，但他至死也未给我们讲过他领导窃取密电码的精彩故事。他们是怎样地严守纪律，又是怎样地淡泊名利啊！
由于成功获取密电码，父亲金城领导的交际处立了大功，黄霖叔叔也受到了社会部的书面嘉奖。然而他们的功绩却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始终保密。他在保安处的战友刘坚夫、李启明等在本世纪初看到他的回忆文章后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还猜测是×××窃取的呢……搞了半天，是你干的呀！”
■大勇之母与她的英烈长子杨本基■
在平山县西柏坡有一座朴素的坟茔，墓前立着一块碑，镌刻着田家英撰文、周韧书写的碑文——《肖禹墓志铭》。肖禹就是黄霖叔叔的妈妈——人们尊称的杨老太太！肖禹，我幼时称她为杨奶奶，个子不高，衣着朴素，十分慈爱。她是在周恩来安排下，脱离虎口从成都来到延安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长媳汪蕙芳及孙子、孙女。她的长子杨本基（杨道生）已经牺牲。这让幼小的我，对他们一家肃然起敬。不幸的是杨奶奶到延安交际处不久，即患脑溢血，后不幸在西柏坡病故。
后来，黄霖叔叔给我讲了杨奶奶举家投身革命的经过。
杨奶奶出身于扬州一个寒士家庭，幼读诗书，富有正义感。15岁嫁到淮安杨姓大盐商家，因娘家贫困受尽白眼。1923年丈夫病故时，长子年仅14岁，四子尚未出生。杨奶奶一方面教育子女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同时自己也经常阅读孩子们从学校里带回的新文学作品和报刊。她深受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影响，曾对子女们说：“我将要像此书中的革命母亲一样，支持你们！”她坚决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她深感民族危机日深，遂嘱在北平读书的次子杨述把两个女儿带去北平的中学就读。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变卖家产，率全家经武汉赴四川，参加革命。在武汉，她把两个女儿婺明、婺华和三子黄霖送往延安。当时黄霖才16岁，依偎母怀，依依不舍。
杨奶奶则与长子杨本基一家到成都开展革命工作。杨本基在成都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5月18日，杨奶奶和长媳汪蕙芳也加入了共产党。她把变卖家产的钱全部用于革命。他们家成为中共四川省工委开会、联络、工作的场所。不少共产党人曾吃住在她家，受到她的悉心掩护和照顾。杨奶奶变卖家产，开办了成都战时出版社，出版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1939年底，成都的国民党特务无端捣毁了战时出版社，逮捕了杨本基。杨奶奶及时销毁了党的文件，敌人一无所获。敌人威胁利诱，逼她劝儿子投降国民党，被她严词拒绝，她反而告诫儿孙坚守革命气节。杨本基赋诗言志：“中原大地起腾蛟，三字（指“莫须有”）沉冤恨未销。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
1942年底，国民党特务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厚生农场附近，残酷地杀害了杨本基。
杨奶奶强忍悲痛，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曾经写过一首《故乡》诗：“故乡的园柳是否在春风中荡漾/亲友是否俱无恙/暴日是否那样疯狂/吃人的人是否还是照样/这三年来在大后方/见多少青年有的是青云直上/有的是堕落彷徨……”诗里充满对故乡的怀念，对日军的憎恨，对青年的担忧和希冀。继而，她笔锋一转：“我的儿女都奔波四方/他们都是为了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奔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表达了革命母亲的自豪情怀。接着，老人抒发了自己的壮志：“我虽然是年迈并不徒伤/决不能让时代巨轮/将我抛弃在路旁/海燕不断在天空中翱翔。”正是由于对沦陷故土的怀念，正是由于那海燕般迎着暴风雨搏击的情怀，老人把自己最疼爱的幼子杨显基送回了故乡，命他投身新四军，去收复家园，收复沦陷的国土。
在延安，一天，杨述来到交际处，对黄霖说：已经许久得不到母亲的消息了，你在这里工作，遇见周恩来副主席的机会多，你把母亲的情况告诉周副主席，请求南方局的同志帮助打听联系……周恩来也是淮安人，对杨门革命之家十分熟悉，便命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人到成都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杨奶奶一家，并把他们送到延安。
杨奶奶逝世后，中直机关为这位英雄的母亲召开了追悼会，在交际处与杨奶奶朝夕相处的老人们都写了挽联或悼念诗文。杨尚昆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撰写了挽联：“杨肖禹同志千古：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红色谍报专家杨肆的功劳与悲剧命运■
黄霖叔曾自豪地告诉我说：“我们杨家不仅是革命世家，还是情报世家，我的堂哥杨肆是打入军统、军衔至少将的红色谍报专家，为我党提供了许多情报。他十分聪明，是一个数学奇才，对数字排列组合颇有研究，他不用查密码本，就可以破译许多密码。可惜，在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战犯，关入监狱，忍辱负重前后共计20余年……”黄霖叔将一份2004年3月15日《南京晨报》王炳毅有关杨肆的文章复印件给了我，并给我讲了杨肆的情况，使我了解了杨肆的功劳和悲剧命运。杨肆，193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曾在南宁的广西大学数学系执教两年。 1935年，经其表弟王维钧（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也为中共提供情报）介绍，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经司长温毓庆博士考核录用。温毓庆令其从事密电研究，成立了密码检译所。密码检译所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七号。杨肆主要研究日驻华使馆及其领事馆等机构间的密码组织机构，破译一些日本使馆与日外务省间往来电报。他还发现了安装于日本使馆内的大功率秘密电台。杨肆预见到中日外交关系随时可能中断，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断绝。杨肆建议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在鼓楼青云巷设一电台，侦察监视日本使馆内的秘密电台动向，获取其与日本外务省间通信情报；同时训练专业技术人员，专门设台接收日本外交密电，直接获取日方密电报底来源，做好准备，一旦战争爆发，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虽然日本外务省等单位发来的密电码不断变换，而杨肆的团队基本能跟上变化而破译获取情报。杨肆的出色工作受到司长的奖励。后来，在密码检译所下设了三个组，研译组、研究组和侦察电台，杨肆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后，电政司及其密码检译所迁往武汉，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对外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是一个半公开机构。中共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王明任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杨述到武汉工作时，常常住在杨肆家。
杨述的到来，为杨肆联系共产党架了一座桥。杨述曾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王明，深谈后他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敬佩。杨述又带他们到汉阳临江的一座茶楼上与李克农见面。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告诉了李克农，王维钧将自己负责保存的最新密码总结报告交给了李克农。报告中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信联络网，有在华日军的军用电台联络网、电台呼号、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种总结报告每月更新一本，由王保存。李克农拿到这些资料如获至宝，这对八路军研究破译日方密电帮助极大。自此，杨肆和王维钧经常向李克农提供日本情报。杨肆也经常到肖禹家去，肖禹也经常鼓励杨肆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工作。
当武汉即将失守时，电政司奉命撤往桂林，途经衡阳时，杨肆和温毓庆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杨肆就与王维钧密谈，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几经辗转，密电所随电政司迁到了重庆。中统和军统多次想与电政司合并，但均遭到温毓庆拒绝。戴笠不死心，就找温要两名密电专家为军统作专业指导。温毓庆无奈，就把常常顶撞他的刺儿头杨肆派去工作。杨肆却一直拒绝前往。
那时杨述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得知戴笠的意图后报告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他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图，多次劝说杨肆，让他乘机潜入军统，可杨肆就是不同意。最后，李克农秘密约见杨肆，劝说他乘机打入军统内部，可以更有效地为党的抗日工作出力，提供更多的情报。杨肆这才同意，奉李克农之命潜入了军统局。此后，杨肆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每两周接头一次，向党提供情报。1940年夏，杨肆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怡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与周怡单线联系。后来，杨肆成功破译了日军太平洋舰队的12种密电码，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还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十三军等若干种频频变换的密电码……每获得一个成果，他都要冒死秘密提交给周怡一份。
由于杨肆杰出的才干和成绩，戴笠对杨肆很器重。1943年，戴笠将杨肆从中校破格提拔为特技研究室少将衔主任。
然而正是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衔主任一职，解放后给杨肆带来了后半生的牢狱之灾。新中国成立初，杨肆曾到北京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周怡，不料周怡已经病故。在运动中，公安部按照划分历史反革命和战犯的有关条例，把杨肆这位曾在国民党军统中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情报人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杨肆在上海滩靠卖菜、打零工度日。“文革”开始后，他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就主动跑到公安局去要求坐牢，理由是自己知道的人和事太多，机密太多，为了保守机密，坐牢最保险、最安全。.
“文革”结束后，他继续为自己的冤案申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上海市有关单位予以平反，却一直没能得到原定罪单位公安部的平反。
■被“屏蔽”的情报功绩■
1949年，黄霖叔叔与我父亲金城在北平喜相逢，即在北平西苑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相逢。“革大”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成立的一所大学，为建立新中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革大”在全国公开招生，生源主要是大、中学生和旧中国时期的公务员、职员、军人和失业人员。学制半年，主要学习马列主义、中共党史、时事政策、集体主义价值观……
学校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用新思想教育培养新干部；二是严格对学员进行政治历史审查，进行思想改造，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崭新价值观、人生观；三是筛查特务等反革命分子。黄霖主要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在学校里担任三部政治研究院的保卫科长。三部被称为“小台湾”，因为学员主要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学员的政治历史和思想都比较复杂。我父亲金城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曾是北平军管会的成员。在完成接收北平城的任务后，父亲金城又投入到召开新政协的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去，参与选拔、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以提供中央讨论审定。而在“革大”学习的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要审查和选拔的工作对象。
父亲金城与黄霖叔叔见面后欣喜若狂，握手拥抱。父亲金城简单询问了杨老太太和杨家兄弟姐妹的情况后，他们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临别时，父亲金城嘱咐黄霖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并催他抓紧解决婚姻问题。在“革大”，黄霖叔叔与张淑芳阿姨相识、相知，并成就了美满姻缘。
黄霖叔叔在“革大”结束后，曾被选拔到高级党校的局级干部班学习，准备派往外交部担任驻外使馆参赞。因不幸患了传染性肝炎，未能成行。后来，他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和广东省工作过。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在每个单位都未及时得到提升。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他离开了安保战线，而为了保密，他的情报生涯及其功绩只留在了公安部和安全部的档案里，而在他个人的干部档案里不准体现，所以他在阎锡山部、在日军内、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情报功绩及在延安交际处的情报功绩都被“屏蔽”了。而新单位、新领导不了解他，忽略了他。第二个原因在他自己，他只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对工作有胆有智，但是对自己的待遇、升迁却满不在乎，无暇顾及。
据淑芳阿姨告诉我，黄霖叔在卫生部当保卫处处长，调广东省报到时填表就填写了“处长”。后来遇到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徐对他说：“你在卫生部就是党组成员，就是正局级。你怎么那么傻！给自己降了级！”黄霖想：降了就降了吧，以后还有机会。赶到再调级时，他又奉调回北京。不料回京后，单位已经调过级了，又一次错过了机会。1965年，他调到轻工部担任塑料局副局长，部长很关心他，调级时让他填写表格，那时新中国的塑料工业刚刚奠基，他忙得不亦乐乎，竟然忘记了填表。后来淑芳阿姨发现了表格，赶紧催他填写。但是，等他把表交上去时，人家已经完成了调级工作。接下来是“文革”，一耽搁就是将近20年，直到1984年离休时，黄霖叔才享受到正局级待遇！
淑芳阿姨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怕吃亏的人，本来我们家的房子刚够居住，可当他得知一名年轻干部结婚无房时，就腾出一间让给人家结婚，一住就是多年。我们一家五口挤得不行，孩子都长大了，我紧着催他，他才找部里给我们调了房子。黄霖叔继承了其母亲肖禹的大慈大爱，一贯公而忘私、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直到晚年离休后，当他看到延安保安处的同事，甚至比自己晚参加革命的同志，甚至自己介绍入党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当上了部级领导，而自己却因级别低而看病、住院屡遭困难时，才有些郁闷、有些自责：对于本应得到的晋级、待遇等涉及自身和全家生活质量的那些事，实在是一贯地太粗枝大叶、太马虎了！而只有当他想到自己在安保战线立下的功绩，想到自己为新中国塑料工业奠基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时，才感到安慰和自豪。
黄霖叔叔与我父亲金城特别亲，他经常来看望我父亲和我们。然而，他却从未找我父亲为他的级别待遇等“私事”说过一句话。他的调级“不公”遭遇，还是在他病重、逝世后，他的家人告诉我的。他执着奉献，淡泊名利，是真正共产党员的品格。他是我尊敬的长辈，平凡而伟大！我们两家后人一直保持着交往，堪称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