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十四届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加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这话是真切的。

■接手下马的重点工程■

核潜艇，进入新中国海军装备发展的日程是1958年。

这一年的6月13日，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设计正常运行的水平。据此，主管国防科研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于6月27日，向中共中央秘密呈报了中国核潜艇（时称原子潜艇）研制工程的第一份文件，即《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果断提出了启动研制核潜艇的建议。翌日，周恩来即在文件上作出批复：“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接下来短短几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乃至毛泽东，一一传阅，均表示同意聂荣臻的报告。

7月初，以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组长、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为副组长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接着，从海军舰艇修造部、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等单位调人分别组成“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和“核动力设计组”，核潜艇研制工程即行启动。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海军建设的决议》：“海军以发展潜艇为重点，相应地发展必要的水面舰艇。无论是潜艇、水面舰艇，都应该特别注意采用新的技术成果，如导弹、原子动力。”海军党委于1959年3月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今后海军建设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则进一步提出：“必须力争在‘二五’期间，首先重点解决原子动力大型潜艇的试造任务。”

■下马风一阵阵吹来

根据当时良好的中苏关系，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原期望已掌握核潜艇技术的苏联给予技术、资料上的支持和帮助，并为此作了多方努力。但结果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不仅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还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与民族尊严，借此提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供苏联潜艇使用的超长波电台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1959年10月，他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议及尖端武器发展时，掷地有声地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一信息传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群情激愤，进一步加快了资料搜集和预研准备工作的步伐。

1961年6月，为加强对海军舰艇研制的领导管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即舰艇研究院，建制属国防部，党政和日常工作由海军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及相关研究机构转隶七院建制领导。刘华清从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任上调任七院院长，某军政委戴润生调任研究院政委。中央这一决策，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即是加强对核潜艇工程的领导。然而始料未及，时过不久核潜艇工程便日渐陷入困境。

1961年，由于工作中“左”的错误影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军委于这年底调整国防科研工作部署，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原则。按照这一方针原则，军事装备尖端项目，除导弹和原子弹、氢弹研制必保，放在第一位外，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项目一律暂缓。据此，至1962年初，核潜艇工程研究人员有的被调去参加临时任务，有的被抽调支援“一线”（即核燃料、军用生产堆和原子弹战线）。不久，主持核潜艇动力研究的多名重要骨干，也被调去加强原子弹研制。一度从核动力到艇体全面铺开、多头并进，红红火火的核潜艇工程陷于“低迷”状态，下马风一阵阵吹来。

■ 认为核潜艇工程即使下马，也不能“拆庙撵和尚”

刘华清是1962年元旦后到七院报到的。几个月前，他就听人议论，成立第七研究院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研制核潜艇，他也对这一任务抱着深切的期望和热情。来北京报到前，他特意先到七院驻旅大市（今大连市）的潜艇研究设计室视察，了解了任务的进展情况。在与戴润生、副院长于笑虹等先行报到的几位院领导交谈接手工作时，他着意了解了大家对核潜艇工程的看法。3月6日，他专门安排时间到核潜艇研究室，听取了政委苏萍的工作汇报和几名专家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意见。通过座谈、个别交谈等多方了解，刘华清逐步弄清，围绕着核潜艇工程何去何从、要不要下马，海军机关和相关研究机构、工业部门议论、猜测很多。

在七院党委会上，刘华清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核潜艇是海军装备的重中之重。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即使下马，将来形势好转，有了条件也必须重新上马。核潜艇技术含量高，研制工程难度大、周期长。鉴于国家当前工业基础，经济、技术条件，整体工程暂缓一下是需要的，但不能把项目撤掉，彻底下马。把项目撤掉，“拆庙撵和尚”，人才、资料流失了，再启动就难了。所以，我认为核潜艇工程摊子可以收，战线可以缩，经费可以减，但核心研究机构不能拆，骨干人才必须保留。戴润生、于笑虹等七院领导一致赞成他的看法。

院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后，刘华清分别向萧劲光、赵启民等海军领导，向兼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分别作了汇报。令他欣慰的是，海军领导完全支持他的意见。聂荣臻不仅充分肯定了他的看法，并且明确指示，要他再进一步听听二机部等单位领导的意见，组织起草一个文件报军委和党中央审批。

接下来，刘华清在对二机部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原子能潜艇动力装置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

《报告》草成后，分别报送海军和二机部机关审阅、修改。7月22日，海军党委、二机部党组联合签署，呈送聂荣臻并报党中央。

8月13日，聂荣臻即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拟予同意。请瑞卿同志审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并明确提出：“核潜艇研究机构保留，人员适当精简，其任务以坚持研究原子反应堆为中心。共同性较大的部分，可并入各有关研究所。”很快，毛泽东、邓小平，军委、中央主要领导先后审阅了这一报告。大家基本上都表示同意“暂缓核潜艇全面研制，适当保留技术力量和关键项目研究”的意见，但也并非完全一致。

对此，中央决策异常慎重。在经过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研究、反复权衡后，周恩来于1963年3月19日、21日接连主持召开两次中央专委（中国原子能事业专门领导机构，1962年11月成立，由聂荣臻、贺龙等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领导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会议，讨论海军、二机部联合呈报的《报告》，研究核潜艇工程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专委会成员外，总参、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海军和有关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也列席会议。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原则同意请示报告的内容。确定研究核潜艇的技术班子仍保留一定人员在二机部，不应拆散；由海军和二机部在此基础上再写个报告，具体说明核潜艇技术班子保留方案和核潜艇下一步研究设计工作意见。

会后，中央专委正式下发通知，宣布中国核潜艇工程调整，整体研究工作暂时停止。沿袭着当时在“调整”中对裁撤建设项目的统一叫法，大家把这一决策称为核潜艇工程下马。

■决心办好“715”研究所

1963年3月下旬，第七研究院接到了中央专委关于核潜艇工程下马的通知。刘华清看罢文件，很是激动。通知文字不长，简洁明了：核潜艇研制整体工程暂缓，保留技术骨干，继续部分关键性重点课题研究——在所有裁撤下马的重大项目中，这种方式是绝无仅有的。当天，刘华清即主持召开院领导会议，与戴润生、于笑虹等一起研究中央专委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通过对核潜艇预研工作形势分析，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人员到相关单位作一次实地调查，摸清情况，提出应保留的技术骨干和研究项目；起草一个文件，将核潜艇工程下一步工作打算报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决定，从1963年1月1日起，第七研究院改归国防科委领导，业务上受海军指导）。

4月25日，刘华清与戴润生、于笑虹联名向国防科委、张爱萍并聂荣臻，呈报了核潜艇工程下马后七院的第一份文件——《核潜艇工程调查基本情况和几点意见》。《意见》在列出拟保留的研究机构、技术骨干名单和重点研究项目的同时，提出为集中力量，便于管理，建议把各方面保留下来的科研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对此，张爱萍、聂荣臻等一致赞同，并要求七院据此起草一个报告文件，以海军和二机部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批准。

遵照聂荣臻、张爱萍的指示，刘华清出面与海军、二机部联系，在充分征求各方领导、业务部门意见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原子潜艇动力工程研究设计的请示报告》。6月17日，由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联名签署，报送中央专委。

8月15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专题讨论海军和二机部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定员150人，由七院建制领导，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同时决定将原属二机部的原子反应堆研究室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彭士禄等数十名科研骨干，统一转隶七院，合并到七院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

在整体工程下马的情况下，批准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刘华清看到了核潜艇工程在中央领导心目中的分量，越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下定决心，务必把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办好，培养人才、储备技术，为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打好基础。基于此，一接到总参关于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的命令，他就出面向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借到了北京铁道兵干部学校空置的两栋楼，作为研究所临时办公地点，并发动七院机关齐动手，整修房舍，健全机构，购置设备。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突击筹备，1963年12月3日，“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代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715研究所。周圣洋任所长，彭士禄和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其职责使命是：开展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方案的论证、设计工作。

为便于掌握情况，赢得工作主动权，刘华清抓紧一切时间“学业务”，阅读各种有关核潜艇的资料，请研究所专家给自己讲核动力知识课。1963年11月4日，国防工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1964年科研工作。刘华清将自己思考已久的主要问题写成书面发言稿，题为《对核潜艇工程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与副院长于笑虹联名提交国防工办工作会议。

刘华清和于笑虹的书面发言，精准地抓住了核潜艇研制的关键问题，得到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国防工办以《会议简报》“增刊第1号”的形式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他们书面发言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均在相关单位此后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落实。因此，核潜艇工程下马期间，多项关键科研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核动力装置配套项目也有了突破性进展；从科研单位到相关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储备了技术，提高了研究能力，为之后进入型号研制，赢得了主动。

至1964年，随着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落实，国家经济形势明显好转。通过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攻关，军事科研领域也取得多项突破性的成果。当时的形势使刘华清敏锐地意识到，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或许已为期不远。同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七院基本建设也陆续配套，作为初期主要任务的苏式常规潜艇、导弹快艇等五型舰艇仿制任务也基本完成。由是，他把更多精力倾注在核潜艇研制上。

1964年7月中旬，七院首次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了七院首届党委会。经报总政治部批复，七院首届党委常委由10人组成，刘华清任院党委书记，七院原政委、党委书记戴润生调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

8月26日，刘华清再次亲临“715”所，主持召开建所后第一次核潜艇工程技术工作研讨会，审查初拟的核潜艇动力方案和主要参数。

这次研讨会后，“715”所各专业组研究步伐进一步加快。时过不久便编制出了《原子能潜艇研究设计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首制核潜艇的性能、主要参数，以及关键研究项目、措施、步骤等，并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列为《规划纲要》的重点工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刘华清更是热泪盈眶、激情难抑。他马上想到的是：3个多月前（6月29日）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而今“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目标已经完美实现，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的时机该到了！

■力促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

1964年11月，为加强对军事科研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国防科研设计部门与国防工业部门合并，史称“部院合并”。据此，第七研究院于1965年1月1日起转隶并入第六机械工业部，改称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刘华清被任命为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院党委书记。文件一下达，他迅即赶赴六机部报到。六机部部长方强，是从海军副司令员任上调六机部的，刘华清期望在核潜艇研制上能得到他的支持。

■“这个春节你们休息不了了”

1965年春节，刘华清是在忙碌中度过的。2月1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刘华清草草吃过早饭后直接到七院，把于笑虹、胥治中几位院领导及核潜艇总体设计师钱凌白、“715”所副总设计师黄旭华等召集到院会议室，研究申请核潜艇工程重新立项问题。到部里报到那天，方强就与他通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部署，部里准备抽调一名领导带队去武汉船舶系统搞“四清”。刘华清想，如果安排自己去，那样时间就很紧了，但核潜艇工程启动不能等！

大家一落座，刘华清就直截了当地说：“看来这个春节你们休息不了了。近些日子，我征求了海军、国防科委有关部门的意见，也请示了聂帅、方部长，大家都同意搁置了几年的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我们要突击一下，搞出一个意见。现在各部委正在安排年度计划，到节后就来不及了！”接着，他和大家一起梳理了核潜艇工程上马的理由和条件。接下来，又讨论了申请上马的程序、文件起草要求等问题。最后，刘华清叮嘱黄旭华、钱凌白：“你们分分工，加两天班，争取节日期间就把文件搞出来，节后一上班就报部里研究审定。”

节日期间，刘华清接到通知，被委任为湖北省武汉市“四清”工作团团长，领导武昌造船厂、武汉船用机械厂等四个单位的“四清”运动。他抓紧时间审阅修改了黄旭华、钱凌白起草的关于建议全面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的报告后，匆匆乘火车赶往武汉。

3月8日上午，刘华清在武汉接到方强打来的电话：七院建议申请核潜艇工程上马的报告，部里已研究。即刻回京参加部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申请核潜艇工程全面启动事。放下电话，刘华清迅即交代工作，当天下午就登上了进京列车。

会议由方强主持。六机部党委常委悉数出席，七院领导、核潜艇研究室的专家列席会议。首先，由黄旭华和“715”所领导分别介绍核潜艇预研工作进度和掌握资料情况。接着，大家就申请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两天，与会人员先后都发了言。刘华清系统发言说明了争取核潜艇工程立即上马的理由，对上马后科研力量调整、任务分工，也谈了自己的设想。经过分析讨论，会议一致同意立即启动恢复核潜艇研制工程申报程序，并责成刘华清主持起草给中央专委的请示报告。

在刘华清组织下，仍由黄旭华、钱凌白等执笔，根据党委扩大会精神对原报告调整补充，突击两天，便拿出了初稿，题为《关于恢复核潜艇研制工程的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专题报告》通过对当前科研工作形势分析，提议全面恢复核潜艇研制工程。并根据工程需要，建议将七院“715”研究所和相关研究室划归二机部建制领导，负责潜艇核动力的总体设计和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筹建工作；六机部另行组建一个研究机构，负责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及对动力装置提出船用要求，并对潜艇总体与动力方面的技术抓总。刘华清对《专题报告》稿逐字逐句修改后，分别报送二机部、六机部审定。3月13日，由二机部、六机部联署呈送国防工办并报中央专委。

■“冲锋”的号角再次秘密响起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研究批准了《专题报告》，决定将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会议决定，“715”所由六机部七院划归二机部建制，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作为潜艇核动力的阶梯。总体工程启动，由六机部对核潜艇的研制原则、任务分工等提出具体意见，再呈报中央专委。基于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有关史书上记载：“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中央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大地上再次秘密吹响了启动核潜艇工程的‘冲锋’号角。”

刘华清是在郑州得到这一消息的。他对核潜艇重新上马充满信心，所以《专题报告》上报后便抓紧时间赶到驻郑州的七院“713”研究所，部署潜射导弹发射装置研究工作。接到七院关于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上马的电话，刘华清迅即返回北京，以七院院长的身份报请六机部批准，于3月25日正式向“713”所下达了潜艇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研究任务书。

4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通知：刘华清免兼七院院长、院党委书记，由于笑虹接任院长，胥治中任院党委书记。作为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分工负责七院和海军装备研发相关工作。4月中旬，他与于笑虹进行了工作交接，并同于笑虹一起与黄旭华、尤子平、钱凌白等，研究起草了贯彻落实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精神的文稿，即《关于研究制造核潜艇的请示报告》。

《报告》初步定稿后，分别征求了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机部等单位的意见，于7月10日，以六机部党委名义上报中央专委。

第十一次专委会后，周恩来已把核潜艇工程列入工作日程。8月15日，他再次拨冗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工作会议，集中研究批准了六机部的《报告》和二机部同时上报的《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和协调问题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六机部《报告》中提出的首艇研制“三项原则”；同意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建议，即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航，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同时，还研究决定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8月下旬，刘华清在武汉获悉中央专委会已批准六机部关于核潜艇上马后的工作部署，再次连夜返回北京，与方强等部领导一起研究贯彻落实中央专委会议精神。

鉴于核潜艇工程全面铺开后有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刘华清建议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调七院第一研究所所长陈右铭任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方强同意这一意见。当即通知陈右铭抵京报到。方强和刘华清一起与陈右铭谈话，明确了办公室的职责、权限及亟须处理的工作。

8月底，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正式成立，对外称“09工程办公室”。初始办公室只有五六个人，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开门第一项任务是传达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精神。大家加班加点，突击起草了七个通知，将会议各项决定依序传达到各相关部门、单位。接着，在京内京外连续组织了多个协调会，明确了各自任务分工、彼此协作关系。由是，核潜艇工程从艇体、核动力到配套设备等各项研究工作，很快相继启动。

■ 争取用6年时间搞出水下导弹发射装置

中央专委批复同意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先上鱼雷核潜艇，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后，刘华清与方强等六机部领导研究，及时对核潜艇工程全局研究工作作了调整，但对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的预研，丝毫没有放松。3月下旬向“713”所下达任务书后，4月底起程去武汉前，他又约见七院科技部专家邱见休，具体了解国外导弹水下发射技术水平和“713”所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听取邱见休介绍后，刘华清提出，争取用6年时间搞出导弹水下发射装置。他说：“你们要抓紧工作，抓紧进行方案论证，提出关键技术及其解决途径，为召开大会战会议作好技术准备。”9月初，他回京研究贯彻落实中央专委会议精神期间，又抽出时间听取了七院科技部和“713”所关于潜射导弹发射装置设计方案的汇报，指导“713”所对导弹水下发射装置设计方案作了初步补充修改。

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工作，七院拟定了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战术技术性能方案。10月下旬，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主持召开会议，组织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刘华清又一次从武汉返回北京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专委批准了七院提出的《反潜鱼雷核潜艇战术技术主要指标》方案。11月17日，国防科委又召开会议审查研究了为核潜艇配套研制的鱼雷的论证方案和任务分交。刘华清再次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现有方案，热情赞扬研究人员预研取得的成果，指出：鱼雷论证方案，涉及继承性与先进性，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希望设计人员既要敢想敢干，又要有科学态度，重视科学实验，做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万无一失；相关各单位从大局出发，把握好进度，不能后拖。

在这前后，与首制核潜艇配套的其他设备、装备的任务书，也陆续下达。由此，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即鱼雷攻击核潜艇研制的大幕在神州大地上全面拉开。

如果说导弹、原子弹是尖端技术的话，核潜艇则是尖端的尖端。它不仅兼有“两弹”所包含的全部技术，还要攻克在深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所以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企业上千家。或许因为有了一定技术储备，亦或许因为大家企盼太久，任务一启动，各方便连续不断有新突破，进展异常迅速……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形势没能保持太久。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刘华清说，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后一段时间里，1965年底至1966年上半年，形势很好，工作进展相当快。那时我还在武汉搞“四清”，不断收到“09工程办公室”报来的好消息。只是时间不长这种形势就被打破了，核潜艇工程又一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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