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争取全国最后的胜利？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在关键时期我党更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并确定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作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就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他指出：“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一■
其实，早在1944年初，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学习5本马列著作。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全党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的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将马列著作的学习范围扩大至10本。毛泽东提出要训练干部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并通过“干部轮训”、“政府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的办法来训练党内外的干部。至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他提出要精读一些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并认为这是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开展理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挑选一些理论书。
此时的中宣部共有工作人员20人，“编辑委员二人（张仲实、艾思奇），编辑干事四人，翻译干事二人，助理编辑二人，助理翻译二人，助理出版一人，图书管理员二人，文书三人，行政秘书一人，机要秘书一人”。10月、11月，中宣部两次开会讨论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指示，并开始着手选择理论书。“所选的书籍，《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编好目录。《思想方法论》第三章第一节列宁《哲学笔记》一段，请王明同志重译，并得原译者艾思奇同志的同意，改用新稿。”11月16日，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在人员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部内设编审组、党内教育组、普通教育组、翻译组、出版组、文艺组、图书组等，并决定成立广播管理处。1949年2月23日，中宣部向毛泽东报告：“中宣部本身，一月廿起开始建立集体办公制度，星期二、四、六下午二时起，办公室在东柏坡。秘书长丁华已到任。胡绳于一月底到任，编审组与党内教育组已分开，编审组由胡负责，党内教育组由张仲实负责。”
张仲实曾回忆“干部必读”的产生过程：“1949年2月间，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干部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等系我编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编辑，我和艾思奇同志、吴亮平同志、柯柏年同志等参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
此时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1942年5月曾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至1945年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据逄先知介绍，“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会人员。“干部必读”，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材料定下的名称。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泽东批准。该任务由刚成立不久的出版委员会承担。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2月22日，由中央宣传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于北平成立，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任委员。出版委会员由华北局宣传部代为领导，随即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正式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下设出版处、厂务处、秘书室和会计室。截至1949年10月，出版委员会本部有职工87人，包括解放区出版战线的干部，也包括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三联书店干部，其中共产党员36人。从年龄构成上说，20岁至30岁的有65人。此外，还有出版委员会直接管理接收的北平新华印刷厂、新华油墨厂、华北新华书店等单位，共有职工1428人。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任局长。至11月底彻底停止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是个带有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履行了“准国家出版管理机关”的职能。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出版委员会不仅是进行业务的一个企业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
出版委员会对出版“干部必读”非常重视，1949年3月17日，陆定一在关于出版局工作方针等问题致周恩来的请示信中称：“出版局工作方针，对于教科书，党内教材（12本书，初级党校读本、党员须知、党员识字课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时事及政要书籍，充分供给。对于除此以外的书籍杂志，作有限度的供给，种数多而份数少。”此后，出版委员会数次开会讨论“干部必读”的开本、版式、封面设色、印装、纸型、付印等出版细节。如1949年3月23日，出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中央发交的“干部必读”文件12种，版式必须一律，请由朱执诚同志负责办理。3月30日，出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干部读物版式拟定为下列数种，如何，请公决。第一方案25开本，第二方案32开本，第三方案25开本和32开本都用。共12本，200余万字。4月6日，出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干部必读”12种版式应如何确定案：决议：用25开本，直排，双面装。印书贷款，由王子野同志负责交涉。4月20日，出版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干部必读”12种，已发下9稿，《毛选》也即将发下，加上其他各项工作，真是越来越忙。“干部必读”已发一种交京华印书馆承印。4月27日，出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东北书店来函中叙东北生产力有剩余，希望把《毛选》或“干部必读”等稿发交东北承印。但因这是书的清样，都必须送请中央宣传部负责校对，在校对过程中也许会随时更动原稿，而中央也要切实掌握这类出版物，所以转发排印，事实上做不到，只有等纸型打好后，可酌予发型加印。朱希同志报告：“干部必读”12种如每种印3万本，计共需纸5000令。6月30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2月16日至6月30日）：“干部必读”12种，已发稿11种，《马恩列斯论中国》尚未发稿。此套丛书分为平装、精装两种。精装本合订8册：第一册，《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两种。第二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种。第三册，《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四种。第四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种。第五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部。第六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下部。第七册，《马恩列斯论中国》一种，尚未发稿。第八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种。前三册，共8种，已付印7种，第8种即可付印，7月中可陆续出版。后5册，除《马恩列斯论中国》尚未发稿外，均已排齐，在校对中。
曾任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成立后，解放社的版权归人民出版社），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为了统一版本，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六副纸型，除自留两副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出版委员会所出版的所有图书与杂志统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1949年11月，《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中亦称：“过去各个地区都是自编自印，版本极不统一，优劣互见。为避免这些缺点，首先统一版本，把各种版本重加校订，分为‘干部必读’‘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
1950年1月13日，出版总署出版局《对“统一版本说明及版权页、封面、扉页等格式的意见”的补充》中体现了对“干部必读”封面设色的要求：“整套的书如丛书、干部必读等，每套几册的墨色应该一律，不要拿每一种墨色来区别每一本书，应该拿每种墨色来区别每一套书。”
■三■
1949年10月19日，胡乔木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提到“干部必读”：“这回我们出版的干部必读，这一套干部必读印得很好，叫人看起来很舒服。出版以前我曾向黄洛峰同志提了个小意见，为什么叫‘干部必读’？什么地方规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干部必读’？在什么意义上必读？为什么多种书合订成一本书？这一点出版者有责任应该加以声明。”可惜笔者并未见到“干部必读”有这种声明。
“干部必读”12本中，有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论列宁主义基础》），有对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也有解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还有历史著作（《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等）。其实，早在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即已指出，“学习顺序，一般应先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与毛主席的基本著作，然后必须学习下列10种名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学习方法是以个人阅读为主，辅以集体讨论，并必须分配理论知识较高的干部为教员来指导学习，并作各种理论的报告和讲演。应该提倡在实际工作中发生解决不了的理论问题时，经常翻阅马恩列斯的著作和中央文件、毛主席著作的习惯”。当时尚没有“干部必读”之名，所附在职干部学习书目中共有19种理论图书（涵盖了“干部必读”12本）和2种时事与政策类图书。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毛泽东亲自编辑而成，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代序。张仲实曾回忆：“延安整风期间，1942年的一天，在毛泽东办公室参加了他召集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会议，到会者有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看了这份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就是后来流行的《思想方法论》。”该书自编成即不断被出版翻印，至被确立为“干部必读”后，各地又出版翻印了近10个版本，如沈阳东北书店1949年5月长春再版，封面印有“干部必读文件”；冀鲁豫新华书店1949年6月印行，封面印有“干部学习丛书”；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8月印行；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8月再版，封面印有“十二种干部必读名著之一”；1949年9月解放社干部必读版、新华书店北京再版、沈阳东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10月解放社华中版等。
“干部必读”中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采用的是博古译本，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共出版发行了10种“干部必读”版本：1949年8月解放社本，1949年9月解放社本，1949年11月解放社（北京）本，1949年11月解放社（山东版）本，1950年1月解放社（粤）本，1950年3月解放社（沪）本，1950年4月解放社（京）本，1950年6月解放社本，1950年7月解放社本，1950年12月解放社本。除“干部必读”版本外，该书还出版印行了其他22种版本。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由时任中宣部党内教育组负责人张仲实编译。张仲实于1903年生于陕西省陇县，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受党的派遣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被分配在翻译班翻译教材。1930年8月回国，1931年开始翻译马列主义著作。1940年5月到延安后始终如一地、长期地从事翻译工作，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担任领导工作。就他的素质、性格、专长、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而言，他适于译书和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他笔下处理的任何文稿，都很认真，炼字造句，一丝不苟，精雕细琢，不遗余力。他笔下的稿纸勾来勾去，涂涂抹抹，天头地脚、左右空白，都是移行添字，线条纵横，犹如蛛网。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由斯大林提议、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全会审定的一部党史著作，更是一部理论读物。蔡美彪在谈到它对自己的影响时即称：“《联共（布）党史》不是史学著作，是政治著作，延安时期解放区叫作政治读本、理论读本。”
据统计，“干部必读”初版每卷印3万册，其中平装本1.9万册，布面精装本1.1万册。《出版总署三个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工作简报》中称：“为减轻读者负担，把‘干部必读’印普及本，已印6种，9万册。”1950年9月16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中称：“由于汹涌全国的学习运动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要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12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300万册。”1950年10月1日，叶圣陶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出版工作时说：“这一年，通过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出版业实际成了思想战线的武库，以大量武器装备了一切干部与学习人员。12本‘干部必读’（总篇幅约占170万字）的出版与大量发行，是这一年出版工作方面应该特别提起的。”
“干部必读”给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理论教育提供了较为权威的读本。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曾论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热潮：“我们党在建国前夕，曾经提出过重新学习的口号。……那一次重新学习，保证了我们党由革命战争胜利地转入掌握全国政权，保证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确立和巩固。”2009年11月12日，习近平也强调了历史转折时期学习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学习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在每一个历史转折重要时期更加强调这一点，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实现大进步大发展。”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