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各自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两位历史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邓小平一生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三落三起，全与毛泽东有关。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因为在江西中央苏区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当时的“左”倾中央推行的教条错误；第二次、第三次被打倒则是因为不赞成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他在每次被打倒后，都能东山再起，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一次高过一次，最后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也与毛泽东对他的欣赏和培养有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也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欣赏、最满意的接班人■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9月去世，毛泽东最为关注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经济建设。他曾怀有雄心壮志，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目的就是希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美国两个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件事是反修防修，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大部分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文革”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如果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他和许多革命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第三件事是选择和培养接班人。这件事是与反修防修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认为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选择可靠的接班人至关重要。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逝世，有不少人进入过他选择接班人的视野，主要有六个：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其中，刘少奇、林彪、华国锋处在较为突出的地位。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广为人知。这不仅因为自1945年中共七大后他长期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且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公开宣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他继承人是谁，他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因为刘少奇被打倒，林彪在“文革”爆发后被确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林彪这种接班人的地位还被正式写入了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此后，“接班人”一度成为林彪的一个正式身份。在党章上正式确定某人为接班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
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成为中共新的领袖。
与上述三人相比，邓小平的地位看似不突出。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接班人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也没有被写入过党章；邓小平也不像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最终实现接班。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考虑过的接班人人选中，邓小平是他最欣赏、最满意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会不时发表对下属的看法，对他们的品行和能力作出评价。在中共众多高级干部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赞誉之多，评价之高，是其他人所不能与之媲美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公开表示自己对邓小平的欣赏。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赞扬邓小平按辩证法办事。他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在报告的另一处，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除邓小平外，毛泽东还赞扬过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可见，按辩证法办事，是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极高评价。这种评价，毛泽东是不轻易作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刘伯承主政西南，在军事才干之外，进一步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对此，毛泽东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51年夏，民主人士梁漱溟参加西南土改团，在四川生活了四个月。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把他接到中南海吃饭，同时了解四川的土改情况。他对毛泽东说：四川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但解放不过两年，就出现了安定的形势，说明刘、邓主政有方。他特别赞扬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毛泽东听后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在这里，毛泽东给予了邓小平文武双全的美誉。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力荐邓小平担任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讲到为什么邓小平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时，他赞扬邓小平公道、厚道、能干、会办事，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他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还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毛泽东说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赫鲁晓夫问他：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他一一评价了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如果把毛泽东在这里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评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评价实际上是超过刘少奇的。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寄予厚望。
“文革”爆发后，邓小平作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不久之后，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参加工厂劳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第二封信上写了一个批示，对他作出三点评价：“（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些评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站在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并因此遭受批判和处分。这个批示对邓小平的复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1973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进行过多次赞扬，对邓小平优秀的政治品质、卓越的领导才干，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喜欢和欣赏。
在这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然后对与会的邓小平说：“你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在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这样介绍邓小平：“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12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再次谈到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1974年底，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又对邓小平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评价：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个概括性的评价是对上述各种评价的一个总结，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全部看法，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为邓小平量身定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时，首先考虑的人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刘少奇，而是邓小平。
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应该是在1953年。这年3月，斯大林逝世。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这年下半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央领导层要分一线、二线，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所讲的退居二线，实际上是要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后改称国家主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一些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想做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做名誉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就可以了。”
对毛泽东“两个主席都辞掉”的要求，八大之前中共高层曾开会进行过认真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什么是“将来适当时机”？虽然当时没有作出明确决定，但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是达成了默契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大后继续担任一届中共中央主席，将在九大辞职。
辞职问题确定后，接班人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毛泽东有一个“防风林”的说法，认为他的“防风林”有好几道，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接班，但毛泽东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让邓小平接班。中共八大增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可以说是毛泽东为邓小平量身定制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邓小平当接班人。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作了正确的分析，并根据中国实际制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从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领导制度和人事安排方面，八大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特点。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一条重要内容，即“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增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是专门为毛泽东增加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这是准备后事。”它反映了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意图。
增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并由邓小平担任。设立这个职位是毛泽东提议的，由邓小平担任也是毛泽东提议的。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一直实行单一的领导体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或者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或者为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与主席不并存，有总书记即无主席，有主席即无总书记。增设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后，由于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局面。毛泽东之所以不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作出这种重大改变，提议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主要的考虑是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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