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历经长期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随之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让百姓的和平梦想再次破灭。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所向披靡，经历了数十次战役和不计其数的战斗，以正义压倒邪恶的态势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英勇善战，定格在胶片上，留在了档案里。如今，当我们看到那些画面不甚清晰、声音时断时续的珍贵战争影像档案时，不仅为战士们的冲锋陷阵而感动，更是由衷敬佩那些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拍这些影像素材的摄影师。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战场，摄影师紧握手中的摄影机，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拍摄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一批记录解放战争历史画面的珍贵影像素材，书写了中国电影历史长卷中的光辉篇章。

■西北战场■

1937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拍摄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坚持抗战的许多珍贵影像。随着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部分成员被分批派往东北地区，准备在接管伪“满映”的基础上，筹建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厂。而在延安，1946年8月，又有一个新的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布成立。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原计划以拍摄故事片为主。1946年10月初，反映劳动模范翻身故事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正在紧张拍摄时，陕甘宁边区连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战事日趋吃紧，拍摄工作无法继续。为适应战争需要，组织决定，留守在延安的程默、伊明、凌子风等人组成摄影小组，立即奔赴前线，转入纪录片拍摄。

11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陕北进犯。边区军民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程默等4人在南线随军拍摄了国民党军进犯边区的罪行，以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镜头。

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解放军采取战略转移，摄影小组也跟随大部队一起，撤出延安。凌子风与罗茅跟随先头部队，朝着陇东方向前行。程默和伊明则与大队伍一起，去了安塞川方向。他们在离开延安时，沿途拍摄了边区军民有组织、有秩序搬迁撤退和支援前线的场面。随后，他们又幸运地赶上西北人民解放军伏击、围歼国民党军队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等几个著名战役，抢拍到部队动员、进入前沿阵地及押送大批俘虏的镜头。

8月下旬，程默与凌子风听从组织安排，来到中共中央指挥部所在地——葭县（今佳县）朱官寨村，准备拍摄领袖与边区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镜头。

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摄影队要尽一切可能地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镜头。摄影师很想拍摄毛泽东工作时的情景，但几次请示，均未获批。毛泽东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程默只能请求周恩来前去做工作，毛泽东这才勉强同意。有一次，摄影师前去拍摄时，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他们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就在窗外偷拍。机器声惊动了毛泽东，他抬头一看是在拍电影，就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窑洞说：你们来拍吧，要不然你们就完不成任务了。就这样，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在窑洞油灯下指挥作战的经典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延安后转移行军和途中歇息的镜头，拍下了陕北人民送公粮、抬担架、带路送信支援前线的镜头。此时，罗茅随野战军向南追击，也拍摄到了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在作战中的影像素材，以及收复延安、解放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画面。

转战陕北数月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摄影小组共积累了14本《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珍贵新闻影片素材。当时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方面，党组织考虑要为新中国培养电影人才；另一方面，限于战争环境，这14本影片素材当时尚无条件立即洗印编辑，需要拿到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洗印。基于此，10月，以延安电影制片厂干部为基础的西北电影工学队正式成立，随即前往东北。到东北后，这些影像素材相继被洗印出来，一些镜头被编辑在长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之中，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东北战场■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向东北挺进。随后，挺进东北的12个干部团中队成立，其中第八中队为文艺工作队。

战时消息闭塞，但东北有个伪“满映”的传闻还是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兴奋不已。此前，虽然延安电影人在艰苦环境下拍摄了一些八路军抗战的镜头，但设备的简陋、人员的短缺、资金的匮乏仍让电影人有诸多遗憾。所以，接管伪“满映”，“必须以足够的器材运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以便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电影中心基地”，成为当时的工作目标。

“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1937年成立，机械和技术人员多从日本输入。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员，成为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文化侵略机构。

1945年9月，文艺工作队在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的率领下出发了。从延安到长春，要跨越陕、冀、晋、热、辽、吉六个省。他们渡黄河，入晋西北根据地，又南下同蒲路，不仅要克服行军的艰辛，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铁路两侧林立的碉堡，既有拒不缴械的日本兵，也有阎锡山的队伍。工作队跋涉两个月，终于进入沈阳城。此时，蒋介石一面与中共签订“双十协定”，一面秘密散发《剿匪手本》，加上美国海陆空大运兵的援助，国民党军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大举进攻，东北的营口、安东（今丹东）等通海口岸已被国民党军队夺取。形势危急，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舞美专家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伪“满映”。

两人从沈阳出发，搭上北去的火车，11月下旬辗转来到长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几经斗争，他们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电影制片厂的管理权。但时隔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抵达东北，内战局面形成。中共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都要暂时放弃。此时，田方和许珂接到命令，返回抚顺。在这里，他们与从延安赶来的钱筱璋和从苏联归来的袁牧之会合，伺机二进长春，正式接管伪“满映”。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离长春。按照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城市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但国民党接管不到半天，东北民主联军就调集数万军队，发起了总攻。战斗打响，总部下令，要不惜牺牲，确保伪“满映”在战斗中不遭到炮火的破坏，一定要完整地将它拿下。此役全歼守军，长春一举收复。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入伪“满映”，正式接管。

不久，东北战局发生剧变，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重兵压境，扩大了东北内战，并很快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进逼长春。为了战略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根据党的指示，电影制片厂也决定撤离，将接管的伪“满映”设备转移，迁往鹤岗附近的兴山。

搬迁工作量巨大，根据安排，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从5月23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帮助下，全体职工一天之内就将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拆卸下来，加上百余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和服装，以及几百部各国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共装了满满25节火车车厢。

兴山是靠近中苏边境的一座煤矿小城，历经战乱，已破败不堪。6月1日，电影制片厂到达后，立即着手建设厂房和筹备影片生产。1946年10月1日，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在兴山宣告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影片拍摄、制作。当时提出了“七片生产”计划，即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电影工作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拍摄《民主东北》。

厂里成立了新闻组，开始只有2个摄影队，不久，一些助手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工作的摄影师，摄影队增加到10多个。他们分赴前线和后方，其中3/4的摄影师被派往前线，拍摄了一系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和东北解放区的新闻素材。

在前线的战地摄影师们融入战斗部队，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一个战役若持续若干月，他们就要在前方跟随部队坚守拍摄若干月。他们不仅要背着枪弹和挖防身壕的锹镐，还要背负着十几斤重的摄影机和胶片，并经常下到前线部队的尖刀连、尖刀排或尖刀班，甚至直接插到敌人腹地去拍摄。当战士们用枪瞄准敌人时，他们就扛着摄影机，瞄准镜头，拍摄英勇作战的将士们。天寒地冻，他们担心机器因严寒停止转动，就把摄影机一直抱在怀里暖着。

《民主东北》共计完成17辑，《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松花江前线》《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公主屯战斗》《收复四平》《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等涉及东北解放战争的内容，穿插在各辑之中。其中，编在第9辑中的《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将远征北宁路的绥中、兴城、锦西的战斗，到长春国民党部队起义、投降，再到辽西打虎山地区的大歼灭战，以及解放沈阳、攻克锦州、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那些激烈对战，反映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伟大威力的珍贵镜头，是17位战地摄影师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来的。在拍摄辽西会战和锦州战役时，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3位摄影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影片拍摄过程惊心动魄，制作过程也异常艰苦。这部影片的编辑姜云川曾撰文回忆当时制片的过程。在后期录音时，需要配上音乐，作曲兼指挥何士德只能根据仅有的几种乐器“看料做菜”，有什么乐器就写什么曲子。电影厂所有同志，凡是会乐器的，就操上自己所擅长的“家伙”，充当乐队队员。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4月，东影由兴山重新回迁到长春原址。11月，摄影队成员全部回厂进行工作总结和业务学习。此时，又有13名助手提升为摄影师，摄影队成员壮大到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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