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在某杂志上看到回忆周恩来总理1966年9月在北京通过电话处理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拦截国际列车，欲强闯边境出国“造反”的回忆文章。时间久了，我未能再找到该文。记忆中，作者好像是从当时在边境现场的角度记述总理对他们严肃耐心的劝说经过。当年9月7日晚，我和同为北京三中学生的十几名红卫兵“西纠”队员正在总理身边执行保卫任务，从周总理口中得知，当天下午至深夜，中苏边境我方海拉尔边境站发生了来自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意图强占国际列车，强行出境到他国“反修”“造反”的事件。当时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今天仍记忆犹新。
■我们的发言改变了辩论会议程■
1966年9月，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号召和支持下，“文化大革命”正在继续大规模开展，全国已成大乱之势。首都与其他地方一样，正陷入日益严重的狂热与盲目之中，夺权与派争如火如荼。首都各中学的红卫兵从北京走向全国，出现大量无序、无控的打、砸、烧、抄行为。为此，部分中学红卫兵组织为承担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责任，在几个城区分别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如西城区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西纠’）”。为应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严重混乱和突发问题，国务院或有关部门经常会通知或联系“西纠”派人配合北京卫戍区或有关部门执行维护社会秩序之类的活动。记忆中，曾多次听到关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要求“西纠”配合或参与某些会议、活动的秩序维护工作的通知要求。
据校友梁小彬回忆，9月7日白天，他在学校红卫兵办公室值班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去中国科学院参加两派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要求我校红卫兵组织本校“西纠”队员于当晚到中科院会场配合随行警卫部队执行保卫总理的任务。因通知的地点有误，史延文、邓良城、胡克克等十几个同学先跑到三里河中科院院部，再赶到中关村时，天已全黑。
中科院大操场灯光通明，已经坐满的两派群众组织间或不断以语录歌和“文革”时兴的革命口号相互示威，张劲夫等院领导均在会场席地而坐，辩论会已经开始。会场简易主席台上，周总理一个人坐在靠后的位置。他面前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但他始终没有用过。我们原以为会被安插到总理警卫人员中间执行现场警卫任务，后经周总理同意，警卫部队集中守护在总理左侧的主席台下方，我们这些“西纠”队员全部集中在总理右侧执行护卫任务。总理对站在自己前面始终情绪激昂的辩论者发言似乎并不关注，在注视着我们入场并很快在他右侧方就位后，就一直在阅看自己面前的文件，偶尔抬头看看会场。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周总理，但长时间听着两派组织代表的轮番交替、冗长枯燥的辩论发言，觉得十分无聊，就商量想改变一下大会进程。于是，人高马大的邹小滨同学受托把我们也要求发言的纸条递放在周总理面前的桌子上。总理接过纸条看着我们，大概觉得很奇怪，但并没有向我们发问。等了一会儿，总理把我们的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并对他说了几句。辩论发言换人时，主持人宣布请我们上台发言，会场一片安静。我们这些人中，牛德志平时讲话嗓门大，大家推他作代表上去讲话。
牛德志倒也不紧张，从总理身边经过，在总理注视下，站到此前辩论发言用的麦克风前大声说：前面的辩论发言全是放屁。周总理很忙，我们建议请总理先讲，总理讲完，你们再接着辩论。几句话声音大，火气足，说完扭头经过总理身边回到我们这里来。会场顿时短瞬安静，接着响起大片掌声和笑声。总理看着我们也轻松地笑了。在主持人征得周总理同意并宣布请总理讲话后，总理马上站起来，指挥工作人员把面前的桌子挪到主席台前沿。我记住了这一细节，当时我猜想，周总理似乎想表示与台下的群众靠得更近一些。
总理开场说：既然大家同意，我就先讲了。然后，他转向我们说：红卫兵纠察队也来执行任务，你们想和我单独在一起说说话，会前来不及和你们见面谈话了，会后再和你们座谈，有什么问题，大会结束后再说。其实，我们对中科院的“文革”及两派之争毫不关心，当时心里就是想见到总理并和总理在一起，听他讲话，争取能与总理合影留个纪念。因此，我们对自己的“放炮”式发言能让总理先讲话感到很得意，并期待会后总理的接见与合影。
■总理中断讲话，通过长途电话处理中苏边境突发的“造反”事件■
周总理的讲话，今天已记不全了，大概许多内容也会与“文革”那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讲话精神相似。当时他讲话的基调、语气、风格所表达出的倾向、愿望、情绪，虽然时过几十年，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他是在极力引导和教育两派群众组织理性、客观地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避免简单、草率采取行动，不要盲目、冲动地处理和激化矛盾。讲话期间，他曾两次被迫中断去接听电话，处理紧急问题。在他返回会场继续讲话时，这些问题也被作为事例用来表达他对时局、形势失控的担心，对当时的局面和国家运转能够转入正常的希望。
总理说自己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到国家科委、科学院来调研的，目前主要是了解情况，现在还不能对科学院党委和张劲夫同志的问题作出结论性表态。他在谈到全国学校师生出现停课串联的情况后话题一转说：科学院不是大学，不能放假闹革命。他明确表示，我不能看着科学院把尖端的科学研究、中间试验放在一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很不安心。
自“文革”开始以来已经十分疲惫，肩负国家重任、严重超负荷勤勉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在科学院这样一个辩论会上被灌了几个小时的争吵噪声，仍然语重心长耐心去做情绪激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力想把混乱无序的争斗纳入理智有序的说理和讨论中去，但运动的发展使他的努力和愿望成为枉然。就在周总理力图用党的政策、中央的精神反复做台下几万躁动的群众工作时，工作人员请他去接电话，我们猜想这个电话一定非常重要。
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回到会场告诉大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小将跑到东北边境城市海拉尔，刚刚拦截并爬上一列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他们在客车车厢张贴批判苏联领导人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还要求到境外的蒙古乌兰巴托和苏联去反对修正主义，因而已经和苏方列车员发生激烈冲突。因为他们是从北京去的，不听我方边防人员的劝说，边境那边只好同意他们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请示。总理说自己在电话中跟红卫兵讲了很多话：我劝他们从国际专列上下来。他们到国际列车上去，必然与对方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边防部队吵架，如果引起武斗，势必要影响国际关系。总理还说：小将们不懂得，火车头既然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国际列车了？我跟他们解释，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要接中国火车头。周总理说：我要求他们不要再去边境地区串联，因为生活在北京的人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听出我的口音，问我说的是不是毛主席同意的话，我告诉他们毛主席不仅已经知道，还委托我亲自做你们的工作……劝说后，他们同意下车返回北京来。
■事情的原委■
总理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几十年来一直令我无法忘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们心目中十分崇敬的革命前辈，在那天那个场合的讲话却显得十分无奈。多少年后，我对他当时的内心矛盾似乎有了更多理解：他清楚地知道红卫兵强越国境的“造反”行为的严重政治后果和恶劣国际影响，他要千方百计进行劝阻，并及时巧妙部署边防部队全力拦截。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这些红卫兵以及其他更多“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和当时无法无天的疯狂做法是在狂热的“文革”风暴背景下受到鼓励和赞许的行为，是得到远远超越他的力量所支持的。他明知这些红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在讲话中仍然多次用“最可爱最英勇的小将们”“最勇敢的下一代”等对他们首先表示称赞。对当时出现的荒唐、荒谬行为和混乱局面，周恩来总理首先要表现出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的态度。我难以想象，总理的内心能有片刻的安宁。
除周总理讲话中介绍的事发经过和他本人为此所做的劝说工作外，我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后来发生的情况。多年后，我才得知那天事件的原委：1966年9月，在“造反”精神不断发酵的情况下，北京54中的红卫兵到与苏、蒙边境相邻的东北地区串联，他们在边境小城海拉尔拦截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造反”活动。他们不顾中方站台工作人员阻拦，强行冲上列车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标语和毛泽东像章，用红油漆在车上涂刷标语。在遭到苏方列车员阻止和驱赶时，双方形成叫骂、扭打的混乱局面。红卫兵在车上向旅客发表了“反苏修”演说，号召苏联乘客回国“造反”，推翻苏共。至此，国际列车在中方境内滞留。因受到两国工作人员的劝阻和驱赶，红卫兵遂以“有重大国际问题要向周总理请示汇报”“耽误国际大事你们能承担责任吗”为由，迫使接通北京直至中科院值班室的长途电话。因涉及重大外事冲突，周恩来立刻中断讲话赶去接听电话并坚持耐心劝说和妥善处理。他在电话中用尽量温和的语气劝说这些红卫兵不要强占国际列车，否则会侵犯别国主权，从而引发国际纠纷。总理告诉红卫兵，为了防止苏联派出军队、发生绑架事件，预防他们受到伤害，自己已经派出部队赶到附近铁路沿线进行警戒，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总理苦口婆心反复劝导下，红卫兵最终撤出国际列车，一场“造反”闹剧才暂时得到缓和。
■再次接听电话后，总理很快结束讲话匆匆离去■
周总理回到会场继续发表讲话后不长时间，再次中断讲话离开会场去接听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回来后他没有再详细说明电话的内容，只是说还是处理刚才的事情。我们事后感觉电话涉及的肯定还是很重要的问题。他针对科学院的“文革”情况讲了一些意见后说，现在问题很多，要我们解决，不要怕，要敢于面对革命中的发展。自己是一个老党员，但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毛主席，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自己越来越感到对毛泽东思想体会得不够，做得不够，越要赶上去。并再次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大概因为讲话多次中途被打断，总理要处理的事情又的确太多，他对中科院的“文革”问题没有再作长篇演讲。在结束讲话前，他转身对我们说：我谢谢你们了，现在就算和你们一起见过面了，今天就不再安排时间谈了。我们听总理这样说，心里虽然很不情愿，但看到他那种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情况，没有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也随着他静静地离开了会场。
那天的事情，仅仅是“文革”十年中一个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在那天晚上也仅仅看到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处理繁复事务的零星侧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文革”中的每一天，周恩来总理几乎都要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都在用尽心力、巧妙周旋处理各种重大复杂的内政外交矛盾问题。他在断断续续的讲话中，从中科院的问题讲起，联系到当时发生的边境突发事件，由此又谈到之前发生的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周语）”的更多涉外“造反”行动等现象和问题。今天去回忆，他在既要高调维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这场“大革命”，又要尽力弥补“文革”对整个国家运转秩序的严重破坏的两难选择中，内心深处可能的焦虑、无奈和身心疲惫，在当时是很难为人们所觉察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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