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话礼贤下士的陈毅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3期 作者：散 木 点击次数：
《党史博览》2012年第9期发表的《礼贤下士话陈毅》一文，言及陈毅礼贤下士的对象有赵祖康、张元济、张伯驹、马一浮、曹禺、吴桓兴，其实，这样的对象还有许多。中共高层中，陈毅一向重视并且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他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
1949年5月，陈毅率军开往上海之前，就明确地宣布：解放军的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于是，在后方的苏南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他召开了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表现出的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陈毅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在进入上海以前）的情况：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为此，陈毅明确宣布了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纪律：“1.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2.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3.入城时要尽量作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4.外交问题……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陈毅入城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许多重要集会：6月2日，上海产业界座谈会；5日，上海文化界座谈会；9日，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会上，陈毅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19日，中国技术协会；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他还出席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又参加了医务工作者会议等。他还十分关注上海众多学者和专家的情况，努力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方面的问题。
陈毅在上海树立了“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他告诉文教接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陈毅不惜说到这些细节，是他认为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陈毅如此说，也如此做。上海刚刚解放，他就分别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颜惠庆、秉志、张澜等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工商业人士。对于工商业人士，陈毅认为这些人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就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不久，陈毅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肯定了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一番坦率和诚意的讲话，使与会者如释重负。
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被人说是模糊了阶级界限，丧失了立场，会犯政治错误，因此不敢去。陈毅却认为这是资本家的投石问路之举。他解释说：“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于是，他不但带着刘晓、潘汉年等人赴宴，还叫夫人张茜和孩子同去。席间，他与主人拉家常、嘘寒问暖，彼此进行了沟通，建立了感情，后来人们说陈毅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将军”。
陈毅为了避免发生“野有遗贤”的现象，曾在“名单学”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刚刚被接管之后，陈毅指示夏衍拟写一个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出席者的名单。夏衍为了保险，搞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一番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事后，他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在那次会议上，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对陈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当时，陈毅还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晚清及民国耆宿张元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当时，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原董事长瘫痪在床，陈毅闻讯前去探望，张元济感动得热泪盈眶。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才49岁，而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以后每逢张元济生日，陈毅必送蛋糕祝贺。不过，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客气”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刚刚解放时，商务印书馆几近破产，经济困难，工资也发不出，张元济向陈毅提出向政府贷款20亿元（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陈毅原本可以划拨贷款了事，但他认为帮忙要帮到点子上，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陈毅与张元济仔细分析造成商务印书馆困难的原因，研究改善经营之道的办法。陈毅诚恳地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听了之后茅塞顿开，他心悦诚服，回去就与书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经营。后来，商务印书馆挺过难关，继续在出版事业上大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这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当时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原因是毛泽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江南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显然，在共和国领袖看来，接下来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需要上海率先创造经验，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政府的领导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陈毅和荣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于是，他对大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决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统一战线，这可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啊！中国的革命离开共产党领导不行，由共产党包揽一切也不行，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懂，千万要重视啊！”
1953年6月，周恩来倡导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贫、老”的知识分子，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上海，这项工作由陈毅主持。当初，上海文史研究馆人员加上参事室人员，不过30多人，陈毅认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个零，也就是300人。不过入选人员竟迟迟难以落实，原因是统战部门把握尺度过严，最终激怒了陈毅。他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于是顺利敲定了入选人员。到“文革”爆发之前，除去世者外，还有329人，其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可谓名士风流，济济一堂。
除了文史馆、参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标还有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这些地方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文博人才。对他们的关心和使用，也体现出了执政党敬老崇文、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
上海人文之盛，在陈毅主政期间可谓壮观。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为之题写了《共同纲领》的第45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献给上海市文代大会。”随即，他指示市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认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单，结果八个界别共有547人。这可以说是上海文化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
1955年，民盟有一个意见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认为解放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有“六不”的现象：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定性，即“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起草的讲话稿，其中包含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并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等的想法，应该说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陈毅在许多场合有过许多类似的表述，如他提出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而“目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干部，具体的领导干部。粗暴的态度，冗长的会议，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来的，将科学‘抵掉’了”。他还说：“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学校里、医院里来考验。在怀仁堂，科学家是满意的，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陈毅的以上认识，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他指出：“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抗美援朝，购买公债等，他们贡献很大。科学专家的缺点（我们干部也有），不是，也不会是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和障碍。要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非科学家不可。科学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无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愿意研究。哪一个外科医生不想看病、开刀，做些理论研究？哪一个科学专家不想看新的东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们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科学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作风、生活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有的，但六年来基本上已有所转变。重点不要弄错。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领导上。六年来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了，我们也对他们宽大。资产阶级分子已将资金献出来，怎么还能说他们‘五毒’？但我们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大？中央指示，听说你们已传达到了五六遍，但还不够，还是要讲。因为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的领导干部，愈到下面愈坏。”
陈毅还举例说明：“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
陈毅坚持认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三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
陈毅越说越激动，后来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继而，陈毅又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又沉重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变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陈毅大声疾呼：“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出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初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可谓重任在肩。他的工作千头万绪，渡江后战事进展迅速，乃至超过了预定计划，铁路、公路运输跟不上，城市接管干部不够用，士兵入城纪律不够全面和深入，以及残敌的干扰和破坏，等等。然而，陈毅指挥若定，不久便让全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在大上海演绎出的一幕幕活剧。1949年5月，陈毅率军开往上海之前，就明确地宣布：解放军的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于是，在后方的苏南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他召开了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表现出的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陈毅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在进入上海以前）的情况：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为此，陈毅明确宣布了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纪律：“1.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2.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3.入城时要尽量作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4.外交问题……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陈毅入城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许多重要集会：6月2日，上海产业界座谈会；5日，上海文化界座谈会；9日，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会上，陈毅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19日，中国技术协会；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他还出席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又参加了医务工作者会议等。他还十分关注上海众多学者和专家的情况，努力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方面的问题。
■以最大的诚意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
上海刚刚解放，周恩来就曾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显然，上海的情况对于稳定全国、对于中共工作中心的转移，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陈毅在上海树立了“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他告诉文教接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陈毅不惜说到这些细节，是他认为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陈毅如此说，也如此做。上海刚刚解放，他就分别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颜惠庆、秉志、张澜等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工商业人士。对于工商业人士，陈毅认为这些人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就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不久，陈毅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肯定了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一番坦率和诚意的讲话，使与会者如释重负。
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被人说是模糊了阶级界限，丧失了立场，会犯政治错误，因此不敢去。陈毅却认为这是资本家的投石问路之举。他解释说：“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于是，他不但带着刘晓、潘汉年等人赴宴，还叫夫人张茜和孩子同去。席间，他与主人拉家常、嘘寒问暖，彼此进行了沟通，建立了感情，后来人们说陈毅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将军”。
陈毅为了避免发生“野有遗贤”的现象，曾在“名单学”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刚刚被接管之后，陈毅指示夏衍拟写一个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出席者的名单。夏衍为了保险，搞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一番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事后，他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在那次会议上，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对陈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当时，陈毅还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真正做到礼贤下士，用人唯贤■
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1949年5月30日晚，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邀请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等演出，与此同时，组织越剧界的袁雪芬、范瑞娟等举办训练班；收回解散上海交响乐团（其成员多为外籍人士）的命令。随即，陈毅在分别参加了工人、青年、民主党派、工商实业界的各种集会之后，又于6月5日由市政府在八仙桥召开文教界座谈会。会场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周谷城讲话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还没说完，陈毅立即接着说：“不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是我们共同会师。”晚清及民国耆宿张元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当时，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原董事长瘫痪在床，陈毅闻讯前去探望，张元济感动得热泪盈眶。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才49岁，而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以后每逢张元济生日，陈毅必送蛋糕祝贺。不过，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客气”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刚刚解放时，商务印书馆几近破产，经济困难，工资也发不出，张元济向陈毅提出向政府贷款20亿元（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陈毅原本可以划拨贷款了事，但他认为帮忙要帮到点子上，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陈毅与张元济仔细分析造成商务印书馆困难的原因，研究改善经营之道的办法。陈毅诚恳地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听了之后茅塞顿开，他心悦诚服，回去就与书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经营。后来，商务印书馆挺过难关，继续在出版事业上大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这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当时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原因是毛泽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江南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显然，在共和国领袖看来，接下来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需要上海率先创造经验，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政府的领导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陈毅和荣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于是，他对大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决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统一战线，这可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啊！中国的革命离开共产党领导不行，由共产党包揽一切也不行，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懂，千万要重视啊！”
1953年6月，周恩来倡导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贫、老”的知识分子，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上海，这项工作由陈毅主持。当初，上海文史研究馆人员加上参事室人员，不过30多人，陈毅认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个零，也就是300人。不过入选人员竟迟迟难以落实，原因是统战部门把握尺度过严，最终激怒了陈毅。他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于是顺利敲定了入选人员。到“文革”爆发之前，除去世者外，还有329人，其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可谓名士风流，济济一堂。
除了文史馆、参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标还有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这些地方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文博人才。对他们的关心和使用，也体现出了执政党敬老崇文、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
上海人文之盛，在陈毅主政期间可谓壮观。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为之题写了《共同纲领》的第45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献给上海市文代大会。”随即，他指示市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认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单，结果八个界别共有547人。这可以说是上海文化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
■要用辩证法认识知识分子工作■
1954年，陈毅离开上海，赴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此后，他在主持文教等工作中仍然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千方百计地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随着党内阶级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在文教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不断地出现了基于错误的估计导致的在政策方针上的人为的错误，此时陈毅的坚持显得尤其难能可贵。1955年，民盟有一个意见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认为解放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有“六不”的现象：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定性，即“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起草的讲话稿，其中包含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并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等的想法，应该说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陈毅在许多场合有过许多类似的表述，如他提出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而“目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干部，具体的领导干部。粗暴的态度，冗长的会议，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来的，将科学‘抵掉’了”。他还说：“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学校里、医院里来考验。在怀仁堂，科学家是满意的，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陈毅的以上认识，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他指出：“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抗美援朝，购买公债等，他们贡献很大。科学专家的缺点（我们干部也有），不是，也不会是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和障碍。要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非科学家不可。科学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无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愿意研究。哪一个外科医生不想看病、开刀，做些理论研究？哪一个科学专家不想看新的东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们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科学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作风、生活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有的，但六年来基本上已有所转变。重点不要弄错。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领导上。六年来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了，我们也对他们宽大。资产阶级分子已将资金献出来，怎么还能说他们‘五毒’？但我们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大？中央指示，听说你们已传达到了五六遍，但还不够，还是要讲。因为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的领导干部，愈到下面愈坏。”
陈毅还举例说明：“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
■广州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是共和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则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论断对受到冲击的广大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陈毅坚持认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三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
陈毅越说越激动，后来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继而，陈毅又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又沉重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变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陈毅大声疾呼：“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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