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下篇）
刘 源
左右生死 力挽狂澜
1940年11月10日，刘少奇再次电报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部队总指挥。中央复电：叶挺未过江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
胜利带来喜悦振奋，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为常例。11月29日，苏北万余部队分三路攻击曹甸，历18天未下，“消耗甚大”。虽然歼韩德勤部8000余人，我亦伤亡约2000人。刘少奇冷静判断，“急切不能彻底解决”（12月15日），下令撤出（19日）。从战伤比例看，曹甸攻击胜而不败，“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自古就是大胜仗；以战止战为义，攻城未下，却使韩德勤蛰伏一隅，无力较量。我苏北所占地域得以稳固，战略上是为打赢。
无论如何，此战不可少。但近似百团大战，如此大的牺牲损耗，当时的我军难以承受，可否待机从容亮剑？对此，父亲极其痛心，多次自责。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他从来都是极其严格的。每打胜仗，刘从未自诩，总推功于众；每有教训，他绝无推诿，要率先汲取。刘少奇是华中军民的总负责，敢作为，就敢担当！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华中军事指挥，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指挥之下。同时又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正当父亲准备全力强党、建政、抓民生时，又迎狂飙劈面。
1941年1月6日，发生惊世的皖南事变！载入史册的资料陈述详尽，我不讲了。仅就史实谈些联想。
先倒叙几句很少提及的背景：
红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邓子恢、粟裕等留在老苏区，确实历尽艰辛鏖战，却是不了解延安的党中央。组建新四军时，谁知西风吹血腥，项英又自然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前半段，恰逢武汉失陷，叶挺气愤已极挂冠而去，项英速返新四军，所以主要听了王明灌输的那一套。全会结束，长江局被撤销，项英改任东南局书记，辖区少了大半。对后来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半段批判王明，做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多项决定）精神和决定，他是整个跟不上趟。历史上，将军百战身名裂，毁于一念一战者，并不鲜见。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中，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项英发电报、写书信，应将新四军军部迁至华中，可到陈毅、粟裕等老新四军处。刘少奇反复劝说，新四军在皖南难以发展（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项英又一直反对所谓的“招兵买马”，担心刺激蒋介石），总共力撑至万把人规模，而在江北则发展到七八万人马，占据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有的是地盘，有的是发展空间，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极其危险。
毛泽东、张闻天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转出国统区。由于上述背景，延安中央对项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语气，而父亲当时是政治局成员，苦口婆心地建议、劝说政治局常委项英。1940年4月（“扣住”陈毅、叶飞前后），刘少奇就万分火急致电：“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至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中，刘频发急电：“从速北移……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然而，项英踟躇不前。“用兵之害，犹豫为大。”
以晚辈度长君：
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革命的坚定性毋庸置疑。很可能他身为东南局书记，所以不愿让新四军军部离开地界？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王明，所以才造成“一向不听延安的”？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国民党抗日，所以才自感无颜以见江东父老，造成临阵出走，遭杀身之祸？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项英纵然有大错，但先人已矣，逝者为大，我辈应予宽宥，起码应予尊重。
父亲最先得知，盯在电报机旁七天七夜没合眼，旧仇江流不尽，新恨云岭千叠。他激愤难耐，赞成并亲自部署反攻。
党中央发出全面反攻国民党电报后，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给中央发电建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认为，我军还不具备硬拼实力，死战正中老蒋下怀；我党还很可能从王明、项英右的“两个一切”，倒退回极左的“两个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翻脸打内战，人民怎么想？失去了不易得到的人心，便失去了基础。可以肯定，得益的是日本人。毛泽东即刻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父亲已是新四军的主持人。照常理，提此建议是自找难题、自讨苦吃。他周围，无一不是久经沙场、视死如归的职业革命战士；他统领，十万“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鹰狮劲旅。要压住怒吼、疏导愤懑，如同引火自焚。但千古兵法定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决不意气用事，而应冷静以对，斟酌损益，谋大局以利战、智战攻心为上，化被动为主动。
忍辱负重说易行难，父亲虽以身示范，但要说服自家亲人，更难上加难！刘少奇与陈毅、粟裕等人谈话，设身处地，可怎么谈呀？义愤正确，理智更对！刘通宵达旦，烟雾缭绕，促膝倾诉，亲自谈了上百位好同志。先国难，后私仇，大道理说服小道理，大原则管着小原则。千钧一发之际，方显书记政委之重！
时势造英雄。现在党史军史上公认，最关键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保持头脑冷静、力阻全面军事反攻，为历史做出重大贡献。
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父亲顺势把陈毅“扣住”，把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刘培善等部队都留在了江北，情形会怎样？这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透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立即重建新四军。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当天，刘就将重建方案报党中央。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5日，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蒋介石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八天后，新军部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重建大会上，陈毅宣布：胡服政委的真实姓名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此时，父亲才公开了真实姓名身份。他讲：“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于人民之中的……我们是越打越强！”再次向世人郑重宣告：“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经多次向中央提出整编方案，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在江北指挥部的陈毅、粟裕部整编为第一师，后组建的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部为第二师，原八路军一一五师黄克诚部和彭明治、朱涤新部划为第三师，毛泽东又令原非新四军军部指挥的彭雪枫、张爱萍部为第四师，中原局在鄂豫皖的李先念部为第五师，仍在江南的谭震林部和张鼎丞部为第六师、第七师。其中，二、三、四、五师都很大，不属原新四军军部建管。新整编的新四军9万人（其中老新四军1.8万），壮大了多倍。父亲英气十足：“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老蒋）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
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因已不能发挥作用，“将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织”。曾山叔叔提出，地理名称“中原”不包括“东南”，“改为华中局”可好？父亲速将建议转报中央。
4月27日，中共中央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辖区包括新四军活动的所有地域。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实际上是华中的最高军事领导。
实践真知 故地新生
革命斗争中，有顺境必有曲折，错误挫折在所难免，能汲取教训为至善。为什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败了呢？特别是牺牲了游击战争发源之地的老种子部队，由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可以争论，但不妨对照新四军在华中的蓬勃兴盛和辉煌胜利，可见功过兴衰，必有是非对错，洞若观火。
重新整编的新四军，壮大了许多。但仓促组建后的问题繁多，很不统一，更不平衡。“皖南事变后遗症”、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项英的错误思想影响，都不可小视。
父亲首先抓住思想政治整顿。此时，皖南事变突围脱险的胡立教等人陆续归队，使大家对皖南事变的详情及原因，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总结教训：“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错误与挫折启迪我们，必须迅速肃清党内军内错误思想。父亲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党军”的任务，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为消除皖南事变后的茫然困惑，凝聚军心、统一思想、发展壮大，奠定了稳固基础。
综上概括：
无论白区红区，父亲在华北两年多——从无到有、夙兴夜寐勤文武，以柔克刚、枕戈待旦力抗倭，“对此漫嗟荣辱”。
无论敌占区解放区，父亲在华中两年多——以弱胜强、“沙场烽火侵胡月”，反败为胜、“而今迈步从头越”，战地叱咤风云！
“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少奇语）邓小平说，毛、刘、周、朱这一代领导人是历史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实际成败中，检验出孰是孰非；在最重要关头，推举出第一代领导集体。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史称“1941年九月会议”“整风会议”），检讨正确与错误的路线问题。陈云、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提出，现在检查起来，过去十年来（1927—1937年）的白区正确路线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他是久经考验的，很老的、很好的领导人，“位置摆的不适当，要正位”。
毛泽东在1937年就说过，少奇同志在路线问题上很少犯错误，“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工作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一生很少失败……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这不仅为错误路线的实际结果所验证，也为刘少奇这些年在华北、华中的一系列成功实践所验证。
毛泽东后来回顾，说了段平实而又耐人寻味的话：“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九月会议”未结束，毛泽东发紧急电报，一定要让刘少奇安全回延安，并在返程中解决山东等问题。
此时，父亲到华中（包括中原局）不到三年，局面已大变。然而，许多棘手问题仍需解决，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建半年左右）不赞成刘回延安，“否则会失掉中心”。逆强势、力顶暴风骤雨，顺民意、苦战夜以继日，繁重的工作、劳神伤体，巨大的压力、呕心沥血，使尽洪荒之力的刘少奇，积劳成疾，更难即时离开。
毛泽东关心、询问、催促了五个月。
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他回延安。19日，父亲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华中局经山东转赴延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将德国人赶走，划山东为势力范围（半殖民地），甚至比满洲还早纳入日本所谓的“共荣圈”。前面提到父亲在顺直省委时（1928年），适逢济南“五三惨案”，他深谋远虑，就做过暴动准备。在北方局时（1936年），刘少奇领导恢复和发展山东党的工作，派黎玉任省委书记。初到济南，黎在街上拉黄包车，既以此糊口，又挨个寻找断线、隐蔽的同志，恢复重建起各级党组织。蓬勃兴起的全国抗日高潮，对山东人民既是巨大的声援和促进，也使山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气急败坏的日寇对抗日军民镇压更残酷；另一方面，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反抗更强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即把山东划为独立的“游击战略区”，发动山东多地起义暴动，拉起武装。其恸地牺牲，不亚东北抗联；其惊世顽强，不逊冀东暴动！1938年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1942年5万多人）。1938年底至1939年夏，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第一纵队（共7000多人）梯次突进，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共同发展，形同插入日军肋间的钢刀，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年所谓的“山东问题”，简单说是军地之间不协调，领导之间有分歧，干部不团结，影响了发展。父亲在山东四个来月，广泛调查研究，反复交换意见，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加强组织和领导、调整机关与部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改善民生等等，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而且由此乘胜前进”（黎玉回忆），为坚持抗战，发展壮大，为日后的解放战争打下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再次启程，7月底到微山湖。铁路线是日寇最强的封锁线，为全力护送刘一行跨过，铁道游击队奇兵巧计、神出鬼没。父亲目睹耳闻、仔细询问，很是赞赏、鼓励推荐。解放后，出小说拍电影，影片结尾有句话：我们马上有新的任务，要护送中央首长——小说则提到首长名字。
上面讲到在北方局时，父亲发现、发动平原游击战，并进行推广。这次沿途，他还发现了地道战（吕正操、黄敬总结）和地雷战（陈赓、王新亭总结），广为推荐。他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并将游击战争上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普遍应用于实战！后来这些都被拍成电影，并在世界上被广泛效法，载入军史和教科书。
在世界军史和军事理论界，总结就是创造。一个战例、一种战法登堂入室已极其难得，如闪电战、登陆战、偷袭珍珠港等。而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战法，一系列蔚为奇观的战例，其整套的理论与实践，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极为辉煌的一页，占有重要位置。其发明者当属中国人民！我想，当年的发现者、推广者和理论总结者，功不可没。
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老战友们久别相逢，情深意切。曾在“文革”中与我父亲紧绑一块儿的邓小平叔叔，晚年回忆起刘少奇，少不了那次迎接途经过客，炖了干羊肉，“好久没吃过肉啦”，倍儿香！四川人最会吃，能让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叔回味终生的，那得多香啊？——闻香思人，真情实意！
有时，我会陷入冥思妙想：老辈将帅，指挥千军万马、驰骋血雨疆场，久别托命战友，重逢相拥摩肩，尽享口福笑谈，返璞归真还童。那气息氛围，历久回味，别样浓浓香！那天真神态、童叟无异，同样萌萌哒！——不觉痴迷，让我泪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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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底，父亲到达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毛泽东（9月21日）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这样和气的。
最近，市井网络风传，毛主席称“不是好人”的“文革”小爬虫瞎煽呼，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以却尘嚣，以正视听。
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与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坚毅执着、敢作敢为、实话实说、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我从很小时候就反复听此说。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美谈。
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是“争吵”游击战争（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
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民主讨论群策群力。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论语》中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同一个饭厅，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
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车倾诉。近来有书公开透露，彭总在火车上讲：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没听到上面那句话，只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始料不及，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会议转向。并非当今有些人意想的众皆默然，庐山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不在“为民鼓与呼”，而是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我始终默忖纳闷，彭对毛说了句名言：“华北会议你骂娘我四十天，我骂娘你一天还不行？”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为什么冲着毛嚷？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挟嫌报复的话把儿。我觉得是欲加之罪，这话没那么简单。但从效果上看，不说为好。
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三十年间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
更大的损失是对国家和人民，纠“左”主题立时冲没了，变为反右。这最让父亲心疼气愤！庐山会议后遗症极大，造成的历史恶果早已定谳。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恍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解脱了黄、张、周，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后上《八万言书》），明摆着给彭的“庐山事件”平了反，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做决定。林彪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谗佞言行记录在案，可谓“谮人之酿祸”。
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就批了“翻案风”。柯庆施叵测挑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江青秘密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奸宄陷人，策划批吴晗文章。康生同恶相帮、阴诡栽赃“利用小说反党”，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档仲勋叔叔，正是“鬼蜮之害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纪年连续三千载，“大奸似忠”典型不绝，“大伪成真”古怪层出，“佞臣叛将”屡见不鲜。凡败类谄官得势、小人恶吏得志，岳飞海瑞蒙冤亭狱，忠臣良将众眯齐喑，盛世明君万难抵挡，国难民灾百业俱毁，非完蛋不可！
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严厉谴责“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回顾真个是：“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父亲锲而不舍，耐心说合转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谈去三线工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同月，习仲勋也被“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可算松了口气吧？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直斥为彭翻案。难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后均被最高法院判刑）敢批判毛泽东不成？
被称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恶檄出笼半年，“文化大革命”伊始，长是相隔千里，故人不知何处。“保彭德怀、习仲勋”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状”。
这些，均为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史实。
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文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等，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上人间、和光同尘，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早被历史定为造谣、诬蔑、挑拨、猛舔之蛊吏小丑，自会越抹越丑！我们后代起码要尊重历史和前辈，不能找碴儿抓话把儿，信口开河。否则，以后就没有历史。
1942年11月，父亲从彭总处开拔，过晋西北。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刘少奇洗尘，热情热烈，朴素真挚。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八一起义前，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雁北的凛冽寒风中，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刘少奇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一直到“文革”。今已成珍贵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长城战，威言意气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正好是林枫叔叔，他和郭明秋妈妈迎送父亲，可以想见，旧情谊之深远、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个月的“小长征”，父亲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穿过103道封锁线，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开了欢迎大会。此时的刘少奇，“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眼前，是万里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代核心领导集体的雏形了：三位书记，毛泽东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书记处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改选，刘少奇是副主席之一。
三位又同为湖南人，祖居地相距不足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负笈莫斯科。一年后，刘少奇“从西天取经”归来，与毛泽东（书记）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一把手”。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里，借我母亲的一句比喻：如果说长征和遵义会议挽救了我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由少奇（在华北、华中的继续“长征”）的“小长征”和这次中央大改组所标志的，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这年5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易被忽视的大事：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让各国共产党备感意外。显然，这是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斯大林当机立断。无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大激励、大飞跃。雄鹰羽翼已丰，直上山巅云间，翱翔海阔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错误路线，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会前会中，周恩来长篇报告路线问题，说道：“白区工作时期（1927—1932年）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认定了许多是非，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依据。出于下文之需，仅简述一事：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我党在整个南方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北南态势相比，成败天壤之别。项英已故作古，没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无辩词，没咒念了。实践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会议决定，“巩固北方，发展南方”。准备先从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刘少奇负责。
1944年春夏，日军实施“一号计划”，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湖南段。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几个月丢失了100余座城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已是强弩之末，又发动桂林、柳州会战，攻入贵州，直插重庆。数倍于敌的国民党军队，在拥有美式装备和制空权的优势下惨败溃逃。民怨沸腾，国际震惊！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抗战时，国军在正面战场，起主导作用，共军是敌后战场（意为偏师）。我说，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很光荣。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整个徐州会战（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武汉大会战（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都惨败。“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成千上万官兵，换身衣服、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直到1945年，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你们“国军”还丧失大片国土，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你们丢了半个中国。而我们共产党“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敌后打出100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打出1亿多人的解放区，没靠你们国民党的支援，枪支弹药、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自力更生解决的。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谁是中流砥柱，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语）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废了国民党呢？
众望所归 乾坤翻转
1944年9月22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区联合会”，认定我党实际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军，而国民党军队仍在丢弃国土。刘少奇在会上又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8月刘已在军委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经会议讨论交七大决定。
半个月后，中央就命名了延安指挥的河南人民解放军，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率部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对进河南，占据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沦丧的地区。这是最早在党中央提出，并由中央命名“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开始筹备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人民军队。当然也是军史、国防史上的大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关于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关于“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家都耳熟能详。
只强调说明，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能比肩。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虽“文革”数年歧义蹉跎，终又回归他的原定意，沿用至今，永志党史。
七大选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47岁）、周恩来（47岁）、任弼时（41岁），时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满天璀璨明星中，聚合出最耀眼的中央星座。
只提一点：七大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1944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等军队向南插入，开辟湘粤桂边根据地，连通东江纵队。此时，又组成第二梯队南下，均由刘少奇负责和领导。日出华夏红胜火，春来江海绿如蓝，谁不忆江南？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前，毛泽东就委托朱总司令和父亲着手统编解放军，先组建野战兵团。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党史的“定海神针”，其中肯定了刘少奇是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关于刘少奇在解放战争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和贡献，各种文献都有记载，我仅点出最关键的，快闪呈现。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隆重送行后，他和朱老总直奔中央党校，向东北派出大量干部。父亲动员：“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一场潜流汹涌的闷头大赛跑、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调动，就以这句“抢占”光耀史册。
接着，最早进入满洲的“老满洲”李运昌来电报告情况，到东北的“老冀东”曾克林直飞延安面报。刘、朱决定抓住“千载一时之机”，派大量军队前往。请示毛、周同意，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派林枫率中央干部团奔赴他的老家黑土地——再度唱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满怀豪情壮志！
此时，有两大难题：第一，党的七大刚刚确定的战略方针已不适用，刘少奇急电毛泽东、周恩来，必须因时而变、就势改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第二，接收日降区（包括东北）、合并解放区，必须重新划定党政各级组织区域，调动任命大量干部。而此时，不可能开党代会、中央全会，甚至书记处领导都分散开，无法集体决定。
为满足我抢占东北之需，又受制于我重庆谈判之需，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得到授权通报全党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后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可称为父亲军事生涯中一大亮点！
刘少奇主持当机立断，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团营连排班全套），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八路军（主要是山东和冀热辽）10万、新四军（三师）3万多部队速调东北（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新四军（包括军部）10万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10多万部队梯次向北收缩。从速动员、闻令出发、疾进前行、昼夜兼程。百万军队的调整过程，可谓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紧急大调动、大转移、大进军；布局的结果，逐渐形成大野战军集团，可谓我军正规化的大飞跃、大手笔！
英雄割据俱已矣，文武风流更无前！
借“收复失地”，蒋介石调几百万大军抢“摘桃子”。父亲下令所在军队、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军北上，适时提出“纠缠扭打战法”。简单说，就是野战军倒过来分散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围追堵截、游击骚扰、摩擦破袭（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全套“拿手好戏”，集中派上用场，大显神威），前后左右粘住，一路纠缠扭打，即让美蒋军焦头烂额、称之为“八路扒路”的全新战法，令其进退维谷、如陷泥淖，晚了三个多月进入东北、华北，为我党赢得时间。而我军民“不暴甲而胜”，几无损失，收获颇丰。
从兵法上讲，以奇用兵、批亢捣虚，集孙子老子，这一战法已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战无形”之最高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少奇概括这一“战法”并推广成大规模战役，创新这一“战法”并指挥成大规模战略行动，又发展丰富了人民战争宝库。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可称为父亲军事实践中光辉的一页。
这时期，朱德总司令和父亲不失时机，陆续组建了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下决心打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军10多个师3万多主力；又赢得平绥等战役，保卫张家口，消灭傅作义军万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闻讯，连呼打得好：“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刘少奇又及时组织各方，大力宣传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邯郸战役中起义，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最跋扈忘形时，顿晦其颜挫其锐。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40多天，由于长期疲劳过度，返回延安即病倒。中央决定让他静心疗养，仍由父亲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形势极其复杂，变幻无常，“抢占东北”仍是最棘手的。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动用了最先进的装备，将国民党军队大批运往东北。苏军遵守“中苏协定”，撤军时将城市交予国民党军队。而此时，中共虽立足未稳，却占先机进驻了主要城市。夺得未坐稳的宝座、掌控难保住的政权，谁舍得拱手让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前出山西，关于游击战争有一场激烈争论，与其相似，我军又面临胜败攸关的大抉择！可想各种思想行动碰撞之剧。
如此背景下，刘少奇果断地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进行剿匪），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刘少奇说：“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这为以后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被定为大转折期的历史性贡献。
这段时期，形势变幻莫测，敌我消长难料，喜忧得失参半，进退取舍难计。父亲主持，将与“五大书记”紧排的彭真、陈云两位候补书记，加张闻天、高岗两位政治局委员和大量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集聚东北，可见委任之重。对父亲来说，最头疼难定的，恰恰是在这重中之重的内部，是在亲密战友间的无私争议、高明判断中，做出抉择。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的争议，甚至吵到投票改选了书记（当时有内称“小遵义会议”）！对秀才们吵不清的问题，自己断不明的官司，刘少奇索性甩给兵，拼枪杆子说硬话，由战场打出个清明来。四平战役之惨剧激烈，即为内因的外在表现结果。让实践来验证判断。
毛主席养病初期严格保密，刘少奇不能擅定却又实在难言，只好自揽豪杰众将之怨懑！东北局的会议与新当选的书记迟迟得不到中央书记处批复，可想东北局之紧张，林彪之急切！稍后，密电通报主席休养之事，虽冰释前嫌，却未解当务之急！
调养中的毛主席反复看了文电，多次与各位书记商议，批准了东北局党委意见，完全肯定了父亲的正确领导和得体决策。这段开始让人懵懂、“文革”初又惹来疑诟（所谓的“支持林彪不够”）的半透明历史，未见有人深透研究。但这绝对是一段极其精彩、极为动人的光辉篇章！
当时，最令人纠结的是“和”与“战”的问题。十四年抗战胜利，人心思定，人民要和平，如久旱之望云霓，而我们党更是应乎天、顺乎民，力主和平建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国民党摆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我们当然渴望并力推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文革”中，父亲曾两次透露，毛主席甚至一度考虑：将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南京附近的天长（皖东）、六合（南京郊县）……然而，再好的愿望也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应该说，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相当高警惕的，父亲为其中之一。
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八个月，抢先部署下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重光”。对父亲个人来说，也是最为繁忙、备感重压、成就辉煌的高峰期。然而，他依旧为而弗恃、推功于众，甚至功遂身隐，毫不显山露水。至今，几乎每位当事者回忆到这一段，都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而我们却见不到，被公认为彪炳春秋的这位统帅领袖，有任何自诩言辞。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作为修养到家的共产党员，原本自然。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朦胧缥缈，他说出、做过些什么？他贡献、遗留些什么？今人知之多少？甚至连“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眼下，我愧为人子，谨俯首轻言点提纲。
盖世奇勋 横扫千军
1946年6月底，父亲不幸而言中：美国通过《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举围攻鄂豫两省的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部。刘少奇在中央军委负责指挥中原突围：大部队血战，胜利杀出重围。按先念叔叔晚年见我时的说法：“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场大恶仗！惊心动魄啊！”伟大的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蒋介石接连疯狂下令，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毛主席休养痊愈，全力投入工作。父亲协助，指挥全军，奋起抵抗！
刘少奇总负责地方党政的转移转型和坚决斗争。这次拉锯激战的主要地域在华北，而从中原突围始，我军收缩转出的主要地域则在华中。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还乡团蜂拥卷土重来，内战烽火爆燃，和平期盼归零。父亲严令陕甘宁、华北、华中党政军：“不以退却为方针，应以防御为方针”，城市“隐蔽精干”，“准备乡村的进攻”。各级党政顽强坚守，组织机构必须健全，人员精简分散，重操“拿手好戏”，“开展游击战争”，“不作别的打算”。刘少奇特别指示豫、鄂、皖、苏：“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除必须撤离的，尽量留下加强农村和基层，“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同时还组织派出一批批干部和部队，分散遣回老区，到敌后去。
这时期涌现出大批英雄，最伟大的就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碎尸溅血的铡刀前，大义凛然、英气如虹的圣女，让所有人都不得不为之震撼和动容！父亲激励道：“望你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发生伟大的作用！”
华北抗日之初，东北抢占之时，我党我军都有以退为进的大抉择。这第三次“重返”游击战争，没有异议争论，空前一致同步，显现中共高度的自觉自信。我想，这来自全党全军对毛主席指挥战争的信赖，也来自三次“重返”都由父亲直接主持，大家已熟悉信任。
不久之后，所有的预见果然实现——噢？事已先知？历史的进程果然验证——耶！料定如神！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处处碰壁，捉襟见肘，不得不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集中“重点进攻”。胡宗南等突袭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指挥全国战场；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
所谓的“重点进攻”，实际是逼使解放区拼消耗。国民党军虽然损失巨大，但我军民也深陷困境，特别是经济难以为继。
鏖战三个多月，1947年7月，毛泽东深谋大略，转坚守为强攻，挥令三军：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力战20天“千里跃进大别山”，杀回李先念中原突围后仍顽强坚守的鄂豫“老区”；同时，陈毅、粟裕率大军跳出内线，搏杀荣归新四军“老家”豫皖苏；陈赓率大军拼向外线，速战高歌打回豫西的“中原故乡”。“大军回老家”如鱼得水！党政军民喜泪飞！战略大局立现品字形进攻态势，俯瞰南京、雄视武汉，遮断国民党军为南北两大集团。此勇猛“南征”，备宏大“北战”！为日后在东北、华北、华中我根据地上的大决战，摆开阵势格局。
自中原突围历时整一年，我军撤出华中，往北收缩，“老区”顽强坚守，没有丝毫败落，反倒愈加牢固。此时，更强势的“大军”回到更坚实的“老家”——早已布好子的棋局，满盘皆活：依托以河南为中心的老华中根据地，不仅消解陕北、山东之压力，更展开了重塑华夏千秋的大反攻！
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西柏坡，最先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已组建的野战兵团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强大野战军”。受毛泽东委托，朱德（军委副主席兼）总司令、刘少奇（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首先从华北开始，炮火连天一年多，统一按序列整编成五大野战军。这在解放军建设上的意义，在现代中国军事上的意义，毋庸赘言。
全国大反攻展开前后，朱德、刘少奇指挥新整编的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连续打了青沧战役（6月）、保北战役（6月至7月）、大清河战役（9月）、清风店战役（10月），越打越大，所向披靡。1947年12月攻下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誉其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简言之，在西柏坡父亲还做了许多大事，仅举三件提几句。
第一件：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这场“耕者有其田”的大革命，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根基。世所公认土改瓦解了百万蒋军，中共得到百万浴血奋战的战士，得到千万英勇支前的民工，更得到了亿万人心！这场空前彻底的改天换地，已被大书特书、浓墨重彩载入史册。
第二件：先召开中央兵工交通会议，统一领导，实行企业制，重组合并，互相调剂，提高生产，立见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被千百万支前民工输送前线。继而，着手统一财经，果断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统一华北党政军群机构，为建立新中国做组织机构准备。为此，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为政府主席。
第三件：面临着土改分地和建国执政的大任务，预见到百万雄师的大决战和即将接管全中国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反腐败、倡民主教育整顿。从禁止“村长、县长称王称霸”、村民“投豆选举”，到各级干部必须舍己为民，决心“给人民当儿子、当长工、当牛马”；从军队的大“诉苦翻身”热潮，到中共力戒国民党“接收”恶行、镜鉴李自成教训。置身于“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夜，刘少奇大声疾呼警示：“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就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期的大事，无论单挑出哪一件，都足够写下长篇巨著。
我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定位这段特殊的历史。在战争的危急险难之际，中共创造出极其高明、极其特殊的体制：“两个中央”，合理合法、共济互补！最高最终决策在陕北；九成工作任务和独立决策在河北！一个中央、两边独立运行；各自决策，互通要情急务；严格集中、高度民主自觉；支撑共举，遍世英雄辈出！
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最为团结、自信有为，最为辉煌、生机勃勃的第一个时期。或许，正因为这次伟大的成功和辉煌的成就，致使建国后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陈云，多次提出党中央领导层设一二线？这仅为我提出的参考题，请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柏坡，与分离一年的朱德、刘少奇会合。“五大书记”领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指挥赢得了三大战役。对此，人们了然于胸。
我仅提请回顾，三大战役都是“围点打援”，战场都以解放区为依托和支撑：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实力是怎么抢得铸就的？平津战役（在华北）的基础又是什么？傅作义的政令出不了海淀，被逼到何等地步，北平才能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在华中）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陈毅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我党我军在东北、华北、华中稳稳站住，建立广泛稳固的群众基础，方能纵横捭阖，势若摧枯拉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刘少奇，曾在顺直、满洲、上海中央、中央苏区、长征、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抢占东北、“向北推进”的战略大调整、三次“重返”游击战争、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华北局，正是第一线的直接指挥者。三大战役，在东北、华北、华中连环重叠开打，刘少奇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实干家、战略家。
淮海战役后，对“60万（共军）吃掉80万（蒋军）”，斯大林数度惊叹：“实在了不起！”但他一直不解，询问手下傲视全球的苏军将帅，无人能解答。1949年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礼回所问，先略述解放区的布局，又简介了“围点打援”的筹划，再概括了制胜因素。斯大林频频点头赞许，伏罗希洛夫、朱可夫等元帅们连连举杯高呼“乌拉——！”我想，“老大哥”赞叹欢呼的，是天才的指挥和军队的善战，更是父亲话语中的精髓：这最大规模、最为经典的正规运动战背后的制胜真谛——人民战争！
从1947年7月的解放战争大反攻，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近两年时期，在华北、东北，特别是在华中大地上，养育出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几百万国民党大军，支撑人民解放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出动亿万民工，救治百万伤病，优抚烈属伤残，供给军粮军需，动员补兵入伍，遣返消化俘虏……尤其在屡遭“水旱蝗汤”劫难的河南，在饱受日伪欺凌蹂躏的山东，沉重的养兵负担、巨大的战争灾难，任何人都不难想象。
历史往往聚焦辉煌的战绩军功，但也没忘记代价和牺牲，每每改朝换代，中原战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实在令人惊异，中国史上空前宏大的战争中，却罕见兵荒马乱、兵灾难民的史记实录。在中共各级报告的文献里，可见叫苦喊难、战场损毁的报告，但没有推卸责任、上交问题的，反倒多有主动提供帮助、争抢最艰巨任务的。居然，“老区”还实实在在支援救济了无数新解放的城市乡村！真会没有问题？我想，只能说明：人民群众的全力以赴支持拥护，地方党政的根深蒂固务实高效，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拥政爱民。这最生动描绘出、最深刻解答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商鞅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这才是最大问题的根本！这才是制胜的真谛法宝！这才是最应获得历史青睐的！
回到三大战役前，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研究思考并着手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
济南战役（淮海前战）和锦州战役（辽沈前战）疾进接火，决杀在即。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七名政治局委员和各方大员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开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史称“1948年九月会议”。毛泽东报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刘少奇主持会议说：“要准备大的会战”，一役“消灭两三个兵团”，“锦州、济南会战，如果他们（国民党军）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有利的……这就是围点打援。”并将“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正式摆上全党的议事日程。之后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确如料想和庙算展开，我百万大军决战完胜！
会议中，父亲先讲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问题。最后一天，他又做了长篇讲话，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五种经济成分，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长期的……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决定胜负的“是小生产者的向背”，对其“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靠办好合作经济“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这为建立新中国明确了最根本的问题。与会者听后顿感耳目一新、身心振奋。毛主席带头鼓掌盛赞，并让父亲组织起草文件，准备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反复讨论，9月30日，没能参会的张闻天（在东北）也给中央报来《经济方针的提纲》。集体的智慧与刘少奇的思考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年之后《共同纲领》的主体灵魂和基础，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代宪法（毛泽东称为中国的“人民大宪章”）。至今，我们仍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仍在“和平竞争”，仍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奋斗。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毛泽东号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这次全会对中国共产党极具指导意义。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做《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言，号召“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最后他代表中央提出：“大量的搞”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至今，这仍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会后十天的3月23日，中共中央赶赴北平。至今，我党仍接续行进在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路上。
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猛虎扑食，吞尽东南。
4月24日，华北野战军解放太原。
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解放西安；8月26日，解放兰州；11月6日，解放迪化（第一兵团入乌鲁木齐）——长途远征，解放大西北。
5月16日、17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一路攻击直下湖南、广东、广西——势如破竹，劲扫华南。
5月22日，第二野战军解放南昌，挺进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第十八兵团西北入川、滇）——铁流奔涌，荡涤大西南。
“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是当然的统帅。按分工，有些大事由刘少奇总负责，例如全国的军事管制、军地干部的大调动等。大军风卷残云，如何镇住站稳，为成败之首要。
此时，父亲依然是作而弗始巨细落实，泰而不骄从容应对，威而不猛周密摆布。“海畔云山拥蓟城（北京）”，“天下英雄谁敌手”！
卫我国防 倾世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父亲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上。我认为，他也是有意在军队建设方面疏离了一些。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先后委托林彪、周恩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事务，但许多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例如，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空军、海军，是刘少奇在建国前的1949年6月至8月，赴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并当场得到满意答复。
1954年9月下旬，中央军委不设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就没有再任中央军委职务。从1943年3月起，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共11年半，并主持过军委工作。他任职期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成效最为卓著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为世界所公认的最重要时期。
早在1950年，朱德总司令提出军队正规化，准备授军衔。经过长期细致酝酿，基本设计套用苏联的军衔体制，拟订的方案和名单反复上下。1955年2月8日，刘少奇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按斯大林例，原拟毛泽东为大元帅。毛伯伯坚辞不受：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也在部队搞过，你也应该评元帅。父亲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委员）：你们的元帅衔要不要啊？周伯伯说：不要评了。小平叔叔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之后毛泽东接见南美代表团时，讲到自己被迫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又说：“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
不担任中央军委职务后，在军队的领导和管理上，父亲不具体过问。但当军队需要，比如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军队党建发展等，他总是认真尽力，一丝不苟。对国防建设、军事战略以及战争问题，刘少奇的关注从无丝毫放松，决策和工作从无怠懈。
譬如，关于“两弹一星”，是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单靠部长或副总理都抓不上去，必须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管，并决定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
我的大哥和二哥从苏联留学归来，一个到偏远艰苦的内蒙古，献身原子弹、氢弹的研究生产；一个穿上军装，投身导弹、卫星火箭的研制。早年时期，父亲为革命战争，被迫诀别爱妻，舍弃儿女；晚年时期，父亲为国防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两个爱子，了却心愿——父“卫黄”，儿“保华”！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中国的中程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的卫星实验成功——连续震惊世界！
有些更大的事务，在中共中央一直是由父亲总负责，至今鲜为人知。仅举援助越南、抗法抗美大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刘少奇再次代理主席。不久，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也随去莫斯科谈判。忽闻广西边防急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访。刘少奇和朱德很是惊喜，下令以最高规格，“热情接待，周密护送来京”。
胡志明（原名阮爱国），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后成为震撼世界的伟人。越南原为法属殖民地。胡留学法国，1920年加入法共，后到苏联。1925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在毛泽东为主任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旁听，刘少奇讲授中国工人运动；在黄埔军校旁听，认识周恩来、陈赓等。所以，胡一直称毛、刘、周为老师，尽管胡的年龄比他们都大一些。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后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当时，法国在越南统治极其严酷，中国相对宽松些。胡与其说为越南革命，更多是为中国革命做贡献，在香港被捕、押返越南。
1941年，日本打跑法国，侵占越南。胡志明在中越边境的高平组建越南独立同盟并任主席，高举抗日旗帜。1942年，胡在中国又被捕，曾坐过广西18所监狱，经周恩来在重庆全力营救，1943年获释，往来于中越边界山野城乡斗争，艰苦卓绝。
1945年日本投降。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50万人集会上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任国家主席兼总理。此时，法国佬又回来，1949年从香港迎回日本人扶植、随日本投降而流亡的越南保大皇帝，统治南越，攻占城镇，绞杀共产党（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改称越南劳动党）。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越南，胡志明立即派两位特使持亲笔信来北京。1949年12月28日，父亲起草中共中央致胡志明电，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次与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面谈，派他赴越南当中共联络代表，持刘的亲笔信出发。此时，胡志明已请长假，“赤足步行”亲来中国，在崎岖山间走了17天，见到边界上的解放军战士，高兴得又抱又亲。战士们听说这位老爹是越南主席，不敢相信，马上速报。
1950年1月30日，隆重欢迎胡志明主席，刘少奇、朱德见老战友，其情其景其兴奋，可想而知。胡讲述了越南状况，提出援助要求。刘、朱当场盛赞胡，对援助要求“给以满意的答复”。2月3日，送胡志明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
自此，父亲一直总负责援助越南。他与韦国清（新四军老人，时任解放军第十兵团政委）面谈，委派其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是广西壮族人，懂些越语，认识胡志明。之后，开始大规模、“全方位”、“毫无保留”的援助。刘给胡的信笺电报不下百件，以至军队怎么编，物资怎么运，根据地怎么建，边贸与援助怎么区分，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抓等，全面周到。
首先，就是要打通接壤的边界。父亲亲手修改作战方案：不仅打通广西，还加上云南。1950年5月23日，刘少奇电示陈赓（原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军管会主任），“望用心协助他们，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7月，边界战役初定，刘少奇委任胡志明的这位老熟人（黄埔军校时），为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入越南帮助。9月至10月打了大胜仗，消灭法军8000多人，解放5市13县750公里边境。
这时，我抗美援朝开战，更引起法国的恐慌，开始调集大军决战。陈赓奉调入朝鲜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援越指挥作战。
在听取韦国清汇报后，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越南西北高原的战略地位，若占领后我将与北越连片，滇越铁路疏通，援助力度大增，兵锋利指平原。1951年9月，刘少奇当面向秘密访华的胡志明提出“西北战役”重大战略建议。胡惊喜瞠目，泪流不眨……刘即派罗贵波兼军事顾问团工作，韦国清全力帮助越南建立正规军。
1952年，父亲指示罗贵波提请越南党：“注意解放老挝。这将在战略上有价值，目前又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胡志明高度赞同一致，对中越双方来说，这一“西北战略”，浓缩为刘的一句话：“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此时，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换苏式装备，在朝鲜的陈赓联署彭德怀请示军委：缴获大批美军装备如何处理？刘少奇商毛泽东、周恩来后，将绝大部分赠予越军。韦国清在中越边界，抓紧整编、装备、全训越南正规军几个师。速运交的美军武器，将整训部队焕然一新。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发动旱季进攻，越南新建的几个师正规军，全部上阵接受实战考核。韦国清也将我全套教官转为顾问团，遂行战场考核。骄傲的法军经过“边界战役”已不敢轻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全套美式装备的“土越共”如此厉害！法军一触即溃。我“西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打乱法军部署，将其压抑在奠边府地区。我夺得主动权。
任何战争都充满意外！仗打得挺漂亮，但还是出了我顾问团意料外的重大事件：考核下，越军过于亢奋，战事过于顺利，追击过于生猛，山林过于迷乱，一不留神、没能勒住过了梭，顺带打出个全天候兄弟国家——老挝！这就是战争，不用讲的硬道理！
紧接着1954年5月7日，刚被我训练合成步、炮、工、通、装的越南正规军，大胜于奠边府，法军1.6万多人被歼，俘虏将军和士兵1万多，西方大受震动。法国要回战俘，撤出越南和整个东南亚，保大皇帝被废黜蛰居巴黎。越南按17度线北南分治；早一步驱逐法国殖民者，已解放的老挝王国，也就独立了。这就是日内瓦会议谈判定的。
美国介入南越，先暗中操控，后发动战争，“逐步升级”。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援助力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军援，刘少奇的意见，中央军委不折不扣地执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十万人集会，发表《刘少奇主席声明》：“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文化大革命”初始，胡主席正在中国，到杭州见毛主席（江青、康生在座），毛伯伯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不请我自己去……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胡伯伯表示不理解：我们越南不搞，武化大革命还没搞完呢。毛泽东建议到学校看看大字报，胡志明看完后，纵有千般味，更与何人说？自语一句：大字报所指的那些人要是看到这些，该多伤心哦！
我想今人看至此，能够体会出什么叫作同志加兄弟、情同手足，患难总相顾、生死与共！
三年后，1969年9月2日越南国庆节，胡志明因病逝世，东方已白明星灭，备享哀荣空前；同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去世，夕阳西下几时回？身披白发盈尺。
几十年抗法、抗美，越南凭的就是绕行老挝，特别是“胡志明小道”，靠的就是游击战争，特别是把“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的“纠缠扭打战法”持久，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结合转换”推广到新高峰。1973年，几十万美军陆续撤出；1975年，越南人民军攻入西贡。
美国曾宣布，“朝鲜战争是唯一没有打胜的战争”，而“越南战争是唯一彻底失败的战争”。美国人承认，这两场战争都败给了中国人。
游击战争——人民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一定程度上还在改变世界！
1956年6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不忘初心 死而不亡
国防是个大概念，军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央军委负责军队的指挥，而国防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举全民之力，甚至举世界人民之力来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国家、共产党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灾难，皆遭迫害、玉石俱焚！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华国锋主席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80年，党和国家隆重为刘少奇平反，推翻了一切不实之词，给他的一生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了他中国共产党党籍和党的副主席职务。刘少奇至死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1959—1969年）。还有很重要的：刘少奇至死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一直到去世，父亲始终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始终执着于巩固国防、建好军队——奋斗不息、竭尽忠诚。
父亲的一生，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他又极其成功、建树奇伟。我常想，刘少奇久经鏖战苦斗，力克千难万险，为什么能闯过狂风巨浪，被推举到历史的巅峰，成为党和人民拥戴的领袖呢？他自己曾说过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解释：“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什么是群众观点和路线呢？他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有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怎样做好群众工作呢？简言之：“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
复述上面提过的：“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就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我想，这就是父亲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屡屡从无到有、以弱胜强、反败为胜，甚至起死回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生只办过一件事，就是群众的事；只做过一项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他是不是在教导我：此身非我有，血雨任平生。
我今天向大家叙述的主题，正是在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父亲与领袖、战友、同志、人民群众的故事（无一项不是），所以尽量多地写上共事者姓名。而我讲述的主角，是一位平民、凡人、真人，在人民群众、革命事业中，在学习锻炼、忘我奋斗中，成长为一位领袖、伟人、完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故事。
在中共中央的悼词中，邓小平超出常规评定：“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朱德赠刘少奇的诗句），父亲的一生与军队、军事、国防确实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那个时代，决定了他必须为保卫炎黄子孙而拼搏，必然为振兴中华而革命；那个时代，决定了他的理论信念、文武兼备，造就了他的卓越卓荦、文武殊荣。他披肝沥胆，乘势顺民，披荆斩棘，卫黄保华，将永昭史册。
老子曰：“死而不亡（通假忘、朽）者寿。”党和国家，伟大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刘少奇，从“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解救他，永远纪念他。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父亲终生不忘初心，他竭尽全力去做了，他舍生忘死做到了——了却军民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何怜白发生！■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