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习仲勋1961年在河南长葛蹲点记（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7期 作者：武中宪 宋淑睿 点击次数：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在全国泛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在河南处在极度困难的关键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委派，率领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于1961年4月10日到河南长葛县（今长葛市）蹲点调研，带领全县人民抗旱发展粮食生产，解散公共食堂，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教育干部转变作风，指导河南走出困境，在河南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
1957年10月，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河南省委领导认为用一年左右即可实现这个农业纲要提出的12年发展目标。1958年，河南省成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同时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成为全国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第一个活样板。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由于河南连续放粮食高产“卫星”，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当年许多地方发生了粮荒，公共食堂无法开伙，出现了大批浮肿病人和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1959年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河南高征购粮又导致大量人畜死亡，信阳地区饿死人更多。尽管当时河南省委领导极力捂盖子，但随着灾情的逐步扩大，河南的问题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1960年初，卫生部和内务部向中央汇报了河南的情况。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看到汇报后感到问题严重，不顾1959年7月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掀起“反右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极大风险，立即向中共中央监察委会员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后，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立即作出批示，召开紧急会议，并派由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再次到信阳调查。
“信阳事件”令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坚决刹住“共产风”，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1月，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亲自到河南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委领导被迫在会上代表河南省委检讨了所犯的“左”倾错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颁布后，中央继续派人到河南调查处理问题。4月10日，习仲勋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委派，又率领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和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家人事管理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及田方、张云、范新民、朱斌、张华林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到河南长葛县蹲点调研。
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来到长葛后，立即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认真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坚决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积极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的农民财物，解散公共食堂，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扭转当时严重的困难局面。群众感谢中央工作组落实中央“十二条”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自编歌谣称赞道：“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了盗去的财宝。”
■“我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很重视粮食问题。工作组初到长葛时，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河南又处在连续两年遭遇旱灾之后的又一个特大干旱时期，习仲勋发现当地旱情严重，立即协调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掀起抗旱保苗、力争不让夏粮绝收的抗旱运动。由于当时旱情严重，麦苗大面积枯萎，眼看夏粮就要绝收，农民不愿在家挨饿等死，纷纷携家带口拥向火车站，争先恐后地扒货车外出逃荒，造成大量劳动力外流。习仲勋听说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亲自带领工作组人员赶到火车站，劝说群众回乡坚持生产。习仲勋对滞留在火车站广场的群众饱含深情地说：“乡亲们哪，咱们这里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们河南人，老家在南阳邓州，我爷爷时邓州遭遇饥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政府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渡过饥荒。我们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坚持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渡过灾荒。”群众被习仲勋的真情所感动，纷纷离开火车站，回家抗旱参加生产自救。
为了不让夏粮绝收，保证农民有饭吃，习仲勋动员全县人民抗旱，还带领工作组深入田间参加劳动。他和农民一起推水车、绞辘轳、挖渠、打井。一天，宗寨村农民李恩和李三运在田间一口土井旁绞辘轳用倒灌提水抗旱浇麦，习仲勋路过井旁，见李恩绞辘轳很吃力，便脱下鞋袜挽起裤腿从李恩手中接过辘轳把儿，熟练地替他绞辘轳提水浇麦。李恩见习仲勋绞辘轳很熟练，夸他是个好把式。习仲勋说：“老乡，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家学用倒灌浇过菜园子。”
大兴农田水利是搞好粮食生产的根本措施。1961年5月2日，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关心的是粮食问题，整风整社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粮食，多打粮食。”他还郑重强调：“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要有具体计划，行动起来。长葛有100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20万亩，尽最大努力浇水抗旱达到30多万亩，如果在三年之内增加浇地面积，争取每人有一亩水浇地那就不怕了，天再旱也能够保住口粮。各公社都要作出规划，在作规划的时候不要浮夸，不要幻想，不要瞎指挥。”“希望长葛县全党全民积极努力，为大办农田水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奋斗！”习仲勋在1961年5月9日第二次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调查报告中强调，要“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加排灌机械等”。
习仲勋号召全县兴修水利，实行机井配套，建立长效灌溉设施，还亲自指导宗寨大队在清潩河畔修渠建起了提灌站。在他的动员和直接指挥下，长葛人民全力抗旱，打了一场在当时非常重要的抗旱保粮战役。通过多种措施，长葛县在当年大旱情况下夏粮获得好收成，秋粮也丰收在望，使当时最令人头疼的粮食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
1961年4月10日，中央工作组集体乘坐一辆中型面包车刚到长葛县，就不顾一路风尘劳累与地方领导见面。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介绍情况，并汇报工作后，习仲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根据县委的建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并且确定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和尚桥公社开展调研。该社领导汇报说群众吃不饱饭，农民生活困难，浮肿病人多，习仲勋仔细听了情况后，确定在和尚桥公社选择宗寨、樊楼、杜村寺、太平店等几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习仲勋和一部分工作组人员在县委办公，侯亢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等人直接进驻宗寨村。几天后，习仲勋发现隶属于宗寨大队的王庄村问题比较多，又带领工作组其他人员搬到临近王庄村的县邮电局办公。
中央工作组不但住在农村，习仲勋还对工作组人员提出了一些要求：“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说：“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不把你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
习仲勋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和群众关系非常融洽。习仲勋在地里替农民李恩绞辘轳，一边和他拉家常，一边了解抗旱的情况。李恩说：“老天不给咱下雨，眼看麦苗都快要旱死了，听说习副总理和县委号召抗旱浇麦，我们就立即行动，能浇一分是一分，能浇一亩是一亩，浇浇总比不浇强啊！”当天河南省委书记和许昌地委书记来长葛汇报工作，习仲勋累得额头上冒着汗珠子，手拿铁锨配合他在一旁替农民李三运改水浇麦的侯亢走过来说：“习副总理，时间到了，吴芝圃书记和赵天锡他们该来到了，咱得按时接见他们呢！”习仲勋停下绞辘轳，拿起李恩带着汗味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穿上袜子和鞋子，和李恩打了个招呼就要离开。听说替自己绞辘轳的是习副总理，李恩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您就是中央派下来的习仲勋副总理？”侯亢介绍说：“他就是中央工作组的最高领导习仲勋副总理。”李恩激动得连忙上前拉住习仲勋的手说：“我可真不知道您是副总理呀！您不怪罪我吧？”习仲勋说：“哪里，哪里！今天能和兄弟们在一起劳动，我打心眼里高兴！你们既是宗寨大队的，咱们以后有机会在一起聊天。”
■“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
落实中央“十二条”和贯彻“农业六十条”，是当时做好工作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首要任务。要想完成好这项重要使命，最重要的是先搞好调查研究。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为了准确了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呼声，认真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习仲勋除了听取县、社、队干部汇报外，还带领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搞调查，倾听农民的真实声音。工作组调研任务很繁重，他还总是利用傍晚沿着清潩河散步的机会，和社员们交谈。他还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到王庄、宗寨村到农民家中走访。每到一个地方，他不是随手拉个小凳子或拿个小木墩坐下，就是很随意地坐到砖头或石板上和群众交谈。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走访了长葛的许多地方，从农村到厂矿、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习仲勋到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46户农民家中走访调查，和农民促膝谈心，逐个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真正看法。43户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公共食堂再继续办下去，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公共食堂或同意办农忙食堂。在王庄张来头老人家，习仲勋问他：“我听说村里食堂停了，你认为是继续办下去好，还是停下好？”张来头回答：“虽说粮食少，但是停了好一些，各家可以随便自行调配。”习仲勋也明白了老人希望停办公共食堂分伙在家吃饭的真实意愿。在县木材公司附近的井台上，习仲勋挽起袖子和群众一起推水车，群众见副总理衣着朴素，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都很快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习仲勋邀请郭银朝、蔡丙戌等农民到工作组驻地座谈后请他们吃饭，还亲自给他们碗里添饭，就像一家人。由于深入群众真心和农民交朋友，习仲勋掌握了许多有关农村的真实情况。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到农村各大小生产队，全面调查了几年来农村的各方面情况，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比如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每个大队或生产队被无偿调走多少土地和粮食，被调走多少棵树和劳动力；在大炼钢铁时被平调走多少耕牛、骡马和多少辆独轮车、架子车、汽马车、太平车及多少台锅驼机、钢磨、轧花机；在大办公共食堂和社队调整、办学办厂中农民有多少件家具物品被无偿调用，以及农民对办公共食堂和反“五风”等其他农村工作都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习仲勋把所有问题都记录或了解得清清楚楚，为贯彻中央指示彻底反“五风”做好农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