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读书生涯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作者：散 木 点击次数：
“延安五老”（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经历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青年时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他曾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这是他读书的一个境界。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六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谢老认为读书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敬畏的态度，而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对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一套一套的人，他认为他们学风有问题，夸夸其谈，“左得可爱”；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延安时期，谢觉哉以职责（司法）所在，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念。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仍令人崇仰不已。
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在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一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是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的元老，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于一身。于是，他总是能够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格外重视读书，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在苏区和延安时期，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其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是党内著名的诗人，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如《七十自寿》“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他又说：“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除了谙熟旧学之外，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唯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上了年纪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对党的事业考虑。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期，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唯存马列篇。”他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读书更是带有专业和学者的特点。不过，最初他也是为中华崛起和革命事业而读书的。后来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这是他读书的厚重之处。
吴老一生喜欢历史，但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在苏联求学时，他克服了资料缺乏等困难，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时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以及《中国历史大纲》，这使他成为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吴老读书，方向感极强。他说：“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他认为：学习能不能有成就，首先决定于学习目的是否正确。其次是方法，即要“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在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勿怠勿荒。”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青年时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他曾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这是他读书的一个境界。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六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谢老认为读书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敬畏的态度，而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对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一套一套的人，他认为他们学风有问题，夸夸其谈，“左得可爱”；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延安时期，谢觉哉以职责（司法）所在，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念。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仍令人崇仰不已。
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在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一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是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的元老，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于一身。于是，他总是能够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格外重视读书，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在苏区和延安时期，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其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是党内著名的诗人，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如《七十自寿》“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他又说：“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除了谙熟旧学之外，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唯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上了年纪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对党的事业考虑。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期，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唯存马列篇。”他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读书更是带有专业和学者的特点。不过，最初他也是为中华崛起和革命事业而读书的。后来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这是他读书的厚重之处。
吴老一生喜欢历史，但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在苏联求学时，他克服了资料缺乏等困难，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时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以及《中国历史大纲》，这使他成为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吴老读书，方向感极强。他说：“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他认为：学习能不能有成就，首先决定于学习目的是否正确。其次是方法，即要“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在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勿怠勿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