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纪实（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1期  作者：莽东鸿  点击次数：

       从9月11日至17日，包括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内，总共30多万人前往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
     新华社记者报道，吊唁人群“从毛主席遗体两侧缓缓走过，瞻仰最敬爱的领袖的遗容时，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极大悲哀，失声痛哭，许多人高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最后一天，“恸哭之声整日不绝。人们在毛主席的遗体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吊唁。华国锋等人吊唁后，即站立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
     吊唁组的傅学正看到了许世友，“他面目严肃，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足登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儿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
      第二天，毛岸青带着妻子邵华、儿子毛新宇来了。
      1965年底就被打倒的罗瑞卿是第三天来的，坐着轮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傅学正和罗宇架着他站起来，他“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
       参加守灵的浩然记述：“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
      14日下午参加吊唁的叶圣陶记述，他“走近毛主席遗体，怅惘之甚，未能伫立瞻仰。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初次见到，今日为最后一见矣”。
      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直至6时整，吊唁活动结束。
      郭沫若抱病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又勉力参加了守灵。
     伍修权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向其遗体告别时，他看到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
      高智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站了许久，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您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1968年曾被打倒的傅崇碧回忆：“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
     青年女工于向真边走边流泪，走出大会堂后号啕大哭，同事们纷纷劝解。其实，她是想起了三个月前，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出差越南前的嘱托：“据可靠消息，毛主席健康已经非常脆弱，万一他老人家离去，国内局势有可能失控。……爸爸妈妈把他们设想好的两套特别方案秘授给我，以便万一发生严重动乱或打起内战，我好按此计划先救助家中老辈人，再带着妹妹逃难避祸。”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
      披着黑纱的毛泽东巨幅遗像，悬挂在城楼中央。城楼前面，筑起了红色高台，上面陈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江青敬献的花圈。东西两侧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29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
      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
      9月18日下午2时30分，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工农兵代表陆续登上高台。
台上的江青全身黑装，黑纱包头，只露面部。她献的花圈署名是“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在吊唁大厅，江青送的花圈上写着“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负责实况转播的杨正泉在即将播音前，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他回忆说：“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新华社报道说：“下午三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说：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军乐团成员王爱国回忆：“大约讲到三分之二处时，也许是过度悲伤，也许是过度劳累，华国锋身体向前一歪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勉强坚持将悼词念完。”
       罗瑞卿、傅崇碧、王震、张爱萍、韩先楚等人参加了大会。罗瑞卿下了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
     在上海居住的贺子珍派侄女贺海峰、外甥女贺小平，代表她到北京奔丧。
     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的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此时在病房里，请妻子郭明秋搀扶，面向天安门的方向静默、三鞠躬。
     哲学家冯友兰在追悼大会上，作了一首挽诗：“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大会半小时就结束了。
     梁漱溟没有出席追悼大会，早些时候单位就通知他在家，别出去。当天他是在街道革委会看电视实况的。
     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
     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文存回忆：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我们鞠躬两次后，他“一鞠躬”才开始。我们算是鞠躬五次。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致悼词，“大家心里难过得像刀割一样，许多人痛哭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杰参加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十三连的追悼会，“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万语，都汇成夺眶而出的泪水，都铸成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东北建三江七星农场的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打滚哭……有30多名群众哭得昏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女性。
     山东营口市追悼大会开始时，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片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默哀时，狂风夹雨倾泻下来，真可谓“狂飙为我从天落”了。默哀后一两分钟，那片乌云又被疾风席卷而去。
      陕西宝鸡市追悼大会，有的人边哭边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唱声此起彼伏。
      贵州大方县的追悼会，高致贤回忆，默哀中“有人哭出声来以后，接着就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会，晕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晓宇记述：“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
     当时的厦门一中一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全校师生到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全国的追悼大会。我们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国悲啊！国悲啊！’邻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用福州话连声道。”有的公社，当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播放哀乐时，远远近近的汽车全都鸣笛志哀，会场上更是哭声一片。许多贫下中农在地上打着滚：“毛主席啊，你这一走谁还管我们呀，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对毛泽东的悼念，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纱的人数之多，佩戴时间之长（有的长达一个月），灵堂之多（仅湖南益阳一县，设灵堂284处，中心灵堂献花圈271个），追悼大会规模之大（“分会场”遍布全国），还有当天下午的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该怎么办。
      翻译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谁能想象一个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中国处境如此艰难。”知青徐友渔认为：“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知青朱箐箐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变色呢？！”有些青年议论，政治局面会缓和一些，不会大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没人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威望。有的人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调回城市。韶山群众担心会不会打仗。在“批邓”时期，茅盾就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将大乱。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与知心同事，企图从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
      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董铁城对朋友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
知青张铁生与刘继业9日深夜向辽宁团省委领导汇报思想，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心，“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些人还准备聆听毛主席遗嘱的发表。
     耿飚认为没有遗嘱：“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原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也说：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暗地展开了。
      在北京追悼大会上，台上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无人得知。
浩然回忆说：“我和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着他宣读悼词，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台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虽然是万里晴空，却隐约感到乌云翻动，变幻莫测，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
       形势变化急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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