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
来源：《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 作者：樊宪雷 点击次数：
长征的艰苦世人皆知。前有敌人围堵，后有追兵，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不时从空中骚扰袭击；再加上所过地区多为贫苦边远山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红军多有误解，军民沟通不便，部队给养困难，红军战士普遍缺吃少穿。在这种艰难境地中行军打仗，保持红军战士昂扬的精神面貌，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其中，同乐会这种组织形式的作用很值得一说。
同乐会作为一种兼具娱乐和教育功能的组织形式，其起源现还没有详细考证，可能与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在华传播有关。据一些文献记载，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善于利用一些具有娱乐功能的组织形式传播自己的宗教教义，而同乐会就是其中一种。也有人认为同乐会是中国留学生从日本借鉴过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初期，同乐会已经在中国广泛运用。比如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蔡元培的中国科学社等，在组织活动中，都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形式。
同乐会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它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有趣，易于人们接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组织形式，同乐会可以采用话剧、歌曲、舞蹈、诗歌、乐曲、谜语、故事，乃至体育运动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组织联欢活动；同时，还可以穿插报告、宣讲等内容，寓教于乐。
中共在创建时期的宣传组织活动中，就常常运用这一组织形式。据何长工回忆，在留法勤工俭学时，他们就已经接触过同乐会：“学校玩意很多。春夏之交有运动会。秋冬之交，也有运动会，一年两次。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谊会等等。”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成员活动时，也曾广泛借用星期同乐会这种形式。中共成立后，对同乐会的组织利用更为自觉。1924年，李大钊在提交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报告中，肯定了这一形式对于组织工人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近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人中发起了一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般青年工人使做我们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工人运动之萌芽。”1926年1月18日，任弼时在为共青团起草发出的第一二五号通知中，则明确要求“为扩大团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举行一次联欢会或同乐会”。
借用同乐会对群众进行宣传、对将士进行教育，亦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宣传组织手段。通过组织同乐会，以唱歌、讲故事、说书，以及表演歌舞、双簧、杂耍和“文明戏”式的短剧，不仅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思想主张、政策要求等。
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不断“围剿”中，局面日益困难，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前期，由于行动仓促，转移目的地不明确，宣传动员不充分，指挥失误，再加上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军事上连连失利，湘江一役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将士情绪普遍低落。在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红军政治思想工作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来看，虽有举办，也多是程式性的延续。据时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回忆，1935年新年是在长征中度过的：“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得胜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当前的战斗。”
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1935年1月5日，在红军进占遵义之前，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在给各军团负责人并转告各师、各梯队的指示电报中强调，要“加紧部队中的战斗鼓动与政治教育，举行必要的干部会议，检阅工作，传达作战任务，并开军人大会、同乐会等，提高士气”。
红军占领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为黔北重镇。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后进占的第一座大城市，在此红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说扩大了参会人员的范围，但知晓会议内容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时，红军进入遵义后，还建立了红色政权，党的方针政策也需要迅速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强调：“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针对群众对我们的一切怀疑，揭破国民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于红军苏维埃的造谣，具体地答复群众的每个疑问，明白地表示我们的立场，鼓励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迫切要求而斗争。”
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之中。中共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红军之友社”，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发起了军民同乐会。在军民同乐会上，伴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由红军大学改编而来的上干队队长萧劲光跳起了他拿手的高加索舞；中央工作团和休养连的女战士，如李伯钊等人也表演了节目；另外遵义当地的女学生也在同乐会上跳了舞。当然，借此机会红军也向人民群众宣讲了党的方针政策。这次军民同乐会产生了良好效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李伯钊的“昂扬歌声和活跃身影，说她曾经怎样一边打着洋鼓，一边唱着《抗日反帝歌》《上前线去》和《红军反攻胜利歌》等，她当年教过的红军战歌和革命歌谣，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演唱着”。在红军中做工兵教员的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也记录了当时参加同乐会的场景：“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我们大家要求萧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荤……”
当时，红军积极通过同乐会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还有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用意。红军长征途经的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消息闭塞，人们与外界的交往较少，再加上国民党的诋毁诬蔑宣传，当地群众对红军有着极大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据徐向前回忆，在长征途中他率领红九军和红三十军进入川西羌族居住区时，当地羌族群众“由于过去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通过军民同乐会等形式，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事实证明，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比如红军进入遵义后，就积极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政治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其中，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因有李伯钊、蔡畅等富有才艺的女红军，发挥的作用就颇受人关注。她们带着宣传展示标语，四处宣传高歌，又是街头演说，又是广场表演。听了她们的宣传，看了她们的表演，当地群众说：“官家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其实他们多是知书达理的书生。”“难怪红军这么厉害，连他们的姑娘娃子都又会说又会唱。”“红军根本不是赤匪，里头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呢！”据记载，离开遵义前，在苟家井的陈公祠举办的同乐会上，李伯钊、蔡畅、贺子珍还跳起了西班牙舞。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类似场面：“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好久没有摸球，手原有些发痒。大会一散，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联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遂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的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最为普遍的还是红军内部召开的。这种同乐会，既有娱乐活动，也有政策宣讲，往往还会有会餐活动。在不少红军将士的长征日记中，对这种同乐会多有记述。陈伯钧在1935年3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无事弄了一点羊肉吃。午后开全纵队干部同乐会，由张闻天同志报告，并演了自苏区出发以来所未演过的新剧。”童小鹏在1934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过年吃六碗菜，又开同乐会，颇觉热闹。”1935年7月28日的日记记载：“军委纵队来了，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干部同乐会，总司令、总政委（张国焘）均训话。”伍云甫日记中也几次记载了长征中召开干部同乐会的情况。萧锋日记中记述的1935年3月8日在遵义中学召开的干部会，也应是这种同乐会：先是总政李富春代主任致开幕词，传达遵义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接着是三军团彭德怀和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等讲述遵义会议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战斗情况；晚上则是会餐，“我和两个警卫员跟罗荣桓、陈赓、邓小平、谭政、杨得志、林龙发等首长一桌，连端了两盆红烧猪肉，吃得真痛快！”
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举行的同乐会。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然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个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后，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给各军团发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达这一消息，提高红军士气，争取与红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同时还指示要在部队中发动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与有“赤色明星”之称的李伯钊，特意合作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率领军委纵队进抵达维。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会场是很简易的，简单搭了个讲台，挂了几盏油灯和汽灯，怕刮风，又在场子周围挂了一些帐篷布就开始了，但场面和气氛是热烈的。联欢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经历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一方面军这一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朱德主要讲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及今后的任务。随后，文艺演出开始。演出形式丰富多彩，但内容多贴近红军生活，反映的多是红军战斗、长征的事迹，因而赢得了红军将士的热烈喝彩。特别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回忆说：“《两军会师歌》，好听得很。歌词大意是：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两大主力是团结中华苏维埃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文工团同志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赶排的节目，受到热烈欢迎，有些节目一再要求重演，使晚会到十点左右才结束。”
6月18日，中央机关进入懋功县城，受到李先念等第八十八师官兵的热烈欢迎。当天，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休的规定》，要求各部在休整期间，以团为单位召开同乐会，与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广泛的联欢和学习活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广泛的同乐联欢活动。特别是6月21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天主教堂举行的干部同乐会，盛况空前。天空虽然下着雨，但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激动心情。首先是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代表博古和朱德发表讲话，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也讲了话。接着是会餐和晚会，朱德总司令讲：“两军同乐会正式开始，先上五大碗，同志们放开肚量会餐。”这次同乐会的表演更加丰富多彩，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表演了小戏剧《十七个》和话剧《一只烂草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据《红星报》报道，这次同乐会还有“边章五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
长征胜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包括同乐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激励士气、鼓舞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同乐会作为一种兼具娱乐和教育功能的组织形式，其起源现还没有详细考证，可能与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在华传播有关。据一些文献记载，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善于利用一些具有娱乐功能的组织形式传播自己的宗教教义，而同乐会就是其中一种。也有人认为同乐会是中国留学生从日本借鉴过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初期，同乐会已经在中国广泛运用。比如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蔡元培的中国科学社等，在组织活动中，都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形式。
同乐会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它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有趣，易于人们接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组织形式，同乐会可以采用话剧、歌曲、舞蹈、诗歌、乐曲、谜语、故事，乃至体育运动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组织联欢活动；同时，还可以穿插报告、宣讲等内容，寓教于乐。
中共在创建时期的宣传组织活动中，就常常运用这一组织形式。据何长工回忆，在留法勤工俭学时，他们就已经接触过同乐会：“学校玩意很多。春夏之交有运动会。秋冬之交，也有运动会，一年两次。还有恳亲会、校庆会、游艺会、同乐会、联谊会等等。”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成员活动时，也曾广泛借用星期同乐会这种形式。中共成立后，对同乐会的组织利用更为自觉。1924年，李大钊在提交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报告中，肯定了这一形式对于组织工人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近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人中发起了一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般青年工人使做我们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工人运动之萌芽。”1926年1月18日，任弼时在为共青团起草发出的第一二五号通知中，则明确要求“为扩大团的影响，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举行一次联欢会或同乐会”。
借用同乐会对群众进行宣传、对将士进行教育，亦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宣传组织手段。通过组织同乐会，以唱歌、讲故事、说书，以及表演歌舞、双簧、杂耍和“文明戏”式的短剧，不仅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思想主张、政策要求等。
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不断“围剿”中，局面日益困难，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前期，由于行动仓促，转移目的地不明确，宣传动员不充分，指挥失误，再加上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军事上连连失利，湘江一役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将士情绪普遍低落。在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红军政治思想工作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来看，虽有举办，也多是程式性的延续。据时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回忆，1935年新年是在长征中度过的：“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得胜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当前的战斗。”
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红军将士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1935年1月5日，在红军进占遵义之前，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在给各军团负责人并转告各师、各梯队的指示电报中强调，要“加紧部队中的战斗鼓动与政治教育，举行必要的干部会议，检阅工作，传达作战任务，并开军人大会、同乐会等，提高士气”。
红军占领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为黔北重镇。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后进占的第一座大城市，在此红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休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说扩大了参会人员的范围，但知晓会议内容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时，红军进入遵义后，还建立了红色政权，党的方针政策也需要迅速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强调：“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针对群众对我们的一切怀疑，揭破国民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于红军苏维埃的造谣，具体地答复群众的每个疑问，明白地表示我们的立场，鼓励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迫切要求而斗争。”
二
同乐会这一组织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宣传鼓动工作之中。中共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红军之友社”，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发起了军民同乐会。在军民同乐会上，伴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由红军大学改编而来的上干队队长萧劲光跳起了他拿手的高加索舞；中央工作团和休养连的女战士，如李伯钊等人也表演了节目；另外遵义当地的女学生也在同乐会上跳了舞。当然，借此机会红军也向人民群众宣讲了党的方针政策。这次军民同乐会产生了良好效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李伯钊的“昂扬歌声和活跃身影，说她曾经怎样一边打着洋鼓，一边唱着《抗日反帝歌》《上前线去》和《红军反攻胜利歌》等，她当年教过的红军战歌和革命歌谣，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演唱着”。在红军中做工兵教员的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也记录了当时参加同乐会的场景：“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我们大家要求萧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荤……”
当时，红军积极通过同乐会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还有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的用意。红军长征途经的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消息闭塞，人们与外界的交往较少，再加上国民党的诋毁诬蔑宣传，当地群众对红军有着极大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据徐向前回忆，在长征途中他率领红九军和红三十军进入川西羌族居住区时，当地羌族群众“由于过去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通过军民同乐会等形式，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事实证明，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比如红军进入遵义后，就积极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政治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其中，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因有李伯钊、蔡畅等富有才艺的女红军，发挥的作用就颇受人关注。她们带着宣传展示标语，四处宣传高歌，又是街头演说，又是广场表演。听了她们的宣传，看了她们的表演，当地群众说：“官家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其实他们多是知书达理的书生。”“难怪红军这么厉害，连他们的姑娘娃子都又会说又会唱。”“红军根本不是赤匪，里头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呢！”据记载，离开遵义前，在苟家井的陈公祠举办的同乐会上，李伯钊、蔡畅、贺子珍还跳起了西班牙舞。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类似场面：“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好久没有摸球，手原有些发痒。大会一散，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联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遂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的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三
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最为普遍的还是红军内部召开的。这种同乐会，既有娱乐活动，也有政策宣讲，往往还会有会餐活动。在不少红军将士的长征日记中，对这种同乐会多有记述。陈伯钧在1935年3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无事弄了一点羊肉吃。午后开全纵队干部同乐会，由张闻天同志报告，并演了自苏区出发以来所未演过的新剧。”童小鹏在1934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过年吃六碗菜，又开同乐会，颇觉热闹。”1935年7月28日的日记记载：“军委纵队来了，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干部同乐会，总司令、总政委（张国焘）均训话。”伍云甫日记中也几次记载了长征中召开干部同乐会的情况。萧锋日记中记述的1935年3月8日在遵义中学召开的干部会，也应是这种同乐会：先是总政李富春代主任致开幕词，传达遵义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接着是三军团彭德怀和五军团董振堂军团长等讲述遵义会议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战斗情况；晚上则是会餐，“我和两个警卫员跟罗荣桓、陈赓、邓小平、谭政、杨得志、林龙发等首长一桌，连端了两盆红烧猪肉，吃得真痛快！”
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举行的同乐会。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然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个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后，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给各军团发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达这一消息，提高红军士气，争取与红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同时还指示要在部队中发动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与有“赤色明星”之称的李伯钊，特意合作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率领军委纵队进抵达维。晚上，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会场是很简易的，简单搭了个讲台，挂了几盏油灯和汽灯，怕刮风，又在场子周围挂了一些帐篷布就开始了，但场面和气氛是热烈的。联欢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经历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一方面军这一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朱德主要讲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及今后的任务。随后，文艺演出开始。演出形式丰富多彩，但内容多贴近红军生活，反映的多是红军战斗、长征的事迹，因而赢得了红军将士的热烈喝彩。特别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回忆说：“《两军会师歌》，好听得很。歌词大意是：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两大主力是团结中华苏维埃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文工团同志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赶排的节目，受到热烈欢迎，有些节目一再要求重演，使晚会到十点左右才结束。”
6月18日，中央机关进入懋功县城，受到李先念等第八十八师官兵的热烈欢迎。当天，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休的规定》，要求各部在休整期间，以团为单位召开同乐会，与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广泛的联欢和学习活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广泛的同乐联欢活动。特别是6月21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天主教堂举行的干部同乐会，盛况空前。天空虽然下着雨，但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激动心情。首先是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代表博古和朱德发表讲话，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也讲了话。接着是会餐和晚会，朱德总司令讲：“两军同乐会正式开始，先上五大碗，同志们放开肚量会餐。”这次同乐会的表演更加丰富多彩，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表演了小戏剧《十七个》和话剧《一只烂草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据《红星报》报道，这次同乐会还有“边章五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
长征胜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包括同乐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激励士气、鼓舞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对于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