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来源：《党史博览》杂志 2017年第5期 作者：曹宽 李守超 点击次数：
湘江战役作为红军成立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一场战役，既是一场本可以避免重大伤亡的战役，又是一场因为重大伤亡而惊醒梦中人的红军涅槃重生之战；既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第三次“左”倾错误危害的顶点，也是全军上下决心结束这一错误的爆点；它既标志着形式上的“三人团”最高权威的盛极而衰，也标志着实质上的两人决策核心名存实亡，更为关键的是，它为广义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大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然而，这样一个既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历史转折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以至对湘江战役红军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到底伤亡多少人这些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然而，这段历史纵有迷雾，依稀可见的部分也已经足以让我们管中窥豹、殷鉴未来。
“铁三角”与“抬棺材”
红军长征初期，国民党军由于仓促布防、各怀鬼胎，在前三道封锁线未能给红军以重创。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含薛岳的中央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军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蒋介石在全州、灌阳、兴安组成的“铁三角”地带扎好了口袋，“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等着红军向西硬闯，形势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急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发布抢渡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当时，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二纵队由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组成；第三纵队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四纵队由红八、红九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布在左右掩护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毛泽东把这种带着坛坛罐罐的突围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这样的行军阵形像是“抬轿子”，彭德怀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三军团第四师也于28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此时的局势对中央红军较为有利，但因为后续部队行进迟缓，错过了转瞬即逝的渡江机会。随后，敌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向红二师发起进攻。11月29日，其他几路“追剿军”也向道县、文市等地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发起进攻。此时，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中央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
如果各路“追缴军”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战役布局展开，那么红军强行渡过湘江的大门将被彻底关闭。幸运的是，蒋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战役筹划却少算了一样：人心。蒋介石此役要实现的目标太过复杂：既彻底消灭红军，又坐收渔翁之利顺带消灭地方派系特别是新桂系，即便是薛岳的部队也并非嫡系，只是中央军中的杂牌军。然而，此一石三鸟之计一开始就被识破了。“小诸葛”白崇禧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是一块门板，如果关上了红军前进的大门，广西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考虑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烂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变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闪出了近100公里的口子。他“击小尾”的策略，便是为了尽快让红军通过自己的地盘，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薛岳入桂上。
白崇禧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主力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湘军填接”。何键也不是傻子，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线，湖南同样会对中央军不设防，于是他耍了个滑头，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兴安，并没有完全堵死红军西渡湘江的缺口。此时，即便是薛岳的中央军，也并没有在追击过程中对红军穷追猛打，只是走走停停，逼着红军去和湘军、桂军决战后，自己坐收渔利。东南方的粤系陈济棠更是早就与何长工、潘汉年达成了秘密协定，红军过广东时几乎就是“目送通过”，现在战火不在他的地盘，更是出工不出力。于是，各怀鬼胎之下，出现了“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的局面。
然而，此等天赐良机就在眼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走到道县却停了3天，等到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作“甬道式”前进慢吞吞地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敌军已经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严阵以待，一场本可以避免的血战在所难免。
湘江战场主要由“四大阻击场”——脚山铺、光华铺、新圩、后卫阻击场以及湘江渡场构成。
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距离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六七万人，而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人数不足1万，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两晚。
11月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强攻。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在尖峰岭一次次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后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第二师退守黄帝岭。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
11月30日清晨，第一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赶到脚山铺投入战斗。12月1日上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战斗已到最后时刻，坚守脚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战斗最危险的时候，一股湘军竟摸到了距离红一军团指挥所仅有40米的地方，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都拔出了手枪，指挥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投入战斗，最后才杀出重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脚山铺伤亡约2000人。
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的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光华铺主要由红三军团第四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构筑工事。不久，敌军迂回至第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第十团主力交火。营长张震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与桂军展开夜战直至11月30日拂晓。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湘江边的三官堂设立指挥所。11月30日，中央纵队由三官堂渡口过江，中革军委第二纵队黄昏时由此过江。此时敌军已经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仅第十团就挡住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在此阻击战中，红军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全团伤亡400余人。
11月30日中午，在桂军两个团反复攻击第十团阵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三军团第四师两个团接应第十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则迅猛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第二天天亮时，第五师主力(两个团)从新圩赶来，与第四师一起打退了桂军主力数十次的连续进攻，以超人的毅力坚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离。
新圩阻击战
灌阳县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
11月28日至30日下午，李天佑率红三军团前卫第五师进行阻击。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第五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非伤即亡。11月30日下午，第五师撤出新圩阵地。在湘江之战中，第五师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接防的第六师第十八团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
后卫阻击战
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直是总后卫队。湘江战役中，该师在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一带坚守，阻止国民党军7个师的追击，掩护红八、红九军团从永明进入广西，红十三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一部在水车一带负责接应。
11月30日下午，红九军团经水车向湘江进发，红八军团30日下午才到水车，此时红六师主力已撤往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仍在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追兵，边打边退到水车一带。12月1日，在灌阳的优势桂军将红八军团截成几段冲杀，整个红八军团过江后剩下不足2000人。
强渡湘江
到11月30日深夜，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只有四个师抵达湘江西岸，未过江的还有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第六师以及红五、红八、红九军团。
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回渡口，封锁湘江。脚山铺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圩、光华铺与桂军的战斗也进入殊死阶段。中午，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过了湘江。下午3时，眼看桂军蜂拥而来，工兵炸毁了浮桥。东岸剩下的红九军团大部、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二师只能改从下游12公里处的凤凰嘴渡江。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无法过江，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其余6个师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渡过湘江。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未能过江的部队后来在游击战中基本全军覆没。湘江战役后，整个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遗体，以至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红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减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关于湘江一战红军兵力损失到底有多少，至今无法达成共识，主要有折损过半说、5万说、4万说、3万说、2万说等观点。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红军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前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是不足6.4万人。笔者认为，不论是8万人折损过半，还是6万人折损过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只走了不到2000公里的红军长征来说，这样的损失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确知湘江一战中红军损失的兵力总数，但我们能够确知的数字如下：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军团损失6000余人，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在指挥员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基本换了个遍。如此巨大的代价，即便是胜了也是“惨胜”，如果说是败了就只能是“惨败”。
谈到红军的湘江战役，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败仗，其理由大致有这几种：一是从红军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到经过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太大了，所以是败仗；二是引用刘伯承的回顾，“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来说明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故不能说打胜了，所以只能是败仗；三是依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回忆说是败仗。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也有很多人认为湘江战役红军胜利了，给出的理由却是基于一些并不十分可靠的计算，诸如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损失红军是以少胜多，回忆录中认为红军取胜的人多于认为失败的人云云。这样的理由无疑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不能明确判定一方打败另一方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参照的标准就是双方预期目的是否达成。
从红军一方来看，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渡过湘江。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制定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带的作战部署》，并于11月25日17时正式下达。同时，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下达了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到12月1日，中央和军委机关安全地渡过了湘江，红军主力也渡过了湘江，已经“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基本达到了政治动员令中所提到的主要目的，因此湘江战役应该说是胜利了。但也应看到，红军制定的作战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湘江一役过后，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希望基本破灭。然而，恰恰是因为无法实现湘西合兵，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才有了可能，因此，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胜利的结果。
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蒋介石本来准备“一石三鸟”，结果不仅红军没被歼灭在湘、漓二水以东，地方派系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除造成战斗各方大量人员伤亡以外，蒋介石的主要作战目的无一达成。因此，国民党军的失败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然而，我们界定这场战役胜利归属于红军一方，并不能掩盖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更不能掩盖“三人团”特别是两人决策核心的诸多错误。这样一场惨胜，有太多教训值得总结。
湘江一役，给予中央红军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这场劫难，博古、李德脱离红军实际的指挥作风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在转移中，其“左”倾指挥错误具体表现为：
无视敌强我弱，不容他人意见，前进目标死板僵化
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迅速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独断专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加以反对和攻击。李德还把坚持原则的刘伯承从红军总参谋长位置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知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但具体方向还不清楚。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后，蒋介石才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面对敌人30万大军，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红军队伍要向西走，不能进湖南。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博古、李德无视变化了的敌情，不做调整地急于赶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拒绝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议，并于11月25日下达了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的命令，这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建制不当、阵式呆板、行军缓慢
“左”倾中央长征前在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但没有补充好主力部队，使得新部队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少兵员，在过湘江时吃了大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还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蒋介石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对于中央红军来讲，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出发时“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八百副担子……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临时中央命令部队以“甬道式”队形前进，以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红五军团殿后。这样就造成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被敌人追着打。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并占领了浮桥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脚山铺之间地域，此时敌人还不是很多，这时中革军委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发布强渡湘江命令后，能采取果断措施，轻装疾进，中共中央和其他中央红军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没有这个智慧和本领，不知兵贵神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渡江机会。11月26日，部队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坛坛罐罐”的队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没有意识到每拖延一分钟就要增加前方红军将士更多一分的伤亡。同样的路，红六军团此前用了4天，而中央红军用了11天，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被敌击散，蒙受惨重损失，使湘江几成红军绝地。
缺乏统战远见，再次错失良机
李德等人不仅在军事上瞎指挥，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内部分裂，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创造对我有利的环境。国民党军阀间的貌合神离，曾给红军留下过顺利渡江的机会。可惜李德等人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继第五次反“围剿”时没利用好“福建事变”那一转机打败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之后，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围的机会。
不幸却又万幸的是，湘江惨胜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撼、悲愤。接连的失地、丧师迫使他们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并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在组织上为毛泽东的复出和“左”倾路线的灭亡做好了实践和思想上的准备，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没有苦难，何来辉煌，无论是教训还是功绩，80多年前湘江边的这场生死决战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湘江战役之前的战场形势
红军长征初期，国民党军由于仓促布防、各怀鬼胎，在前三道封锁线未能给红军以重创。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含薛岳的中央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军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蒋介石在全州、灌阳、兴安组成的“铁三角”地带扎好了口袋，“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等着红军向西硬闯，形势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急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发布抢渡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当时，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二纵队由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组成；第三纵队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四纵队由红八、红九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布在左右掩护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毛泽东把这种带着坛坛罐罐的突围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这样的行军阵形像是“抬轿子”，彭德怀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三军团第四师也于28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此时的局势对中央红军较为有利，但因为后续部队行进迟缓，错过了转瞬即逝的渡江机会。随后，敌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向红二师发起进攻。11月29日，其他几路“追剿军”也向道县、文市等地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发起进攻。此时，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中央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
如果各路“追缴军”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战役布局展开，那么红军强行渡过湘江的大门将被彻底关闭。幸运的是，蒋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战役筹划却少算了一样：人心。蒋介石此役要实现的目标太过复杂：既彻底消灭红军，又坐收渔翁之利顺带消灭地方派系特别是新桂系，即便是薛岳的部队也并非嫡系，只是中央军中的杂牌军。然而，此一石三鸟之计一开始就被识破了。“小诸葛”白崇禧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是一块门板，如果关上了红军前进的大门，广西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考虑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烂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变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闪出了近100公里的口子。他“击小尾”的策略，便是为了尽快让红军通过自己的地盘，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薛岳入桂上。
白崇禧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主力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湘军填接”。何键也不是傻子，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线，湖南同样会对中央军不设防，于是他耍了个滑头，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兴安，并没有完全堵死红军西渡湘江的缺口。此时，即便是薛岳的中央军，也并没有在追击过程中对红军穷追猛打，只是走走停停，逼着红军去和湘军、桂军决战后，自己坐收渔利。东南方的粤系陈济棠更是早就与何长工、潘汉年达成了秘密协定，红军过广东时几乎就是“目送通过”，现在战火不在他的地盘，更是出工不出力。于是，各怀鬼胎之下，出现了“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的局面。
然而，此等天赐良机就在眼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走到道县却停了3天，等到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作“甬道式”前进慢吞吞地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敌军已经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严阵以待，一场本可以避免的血战在所难免。
湘江战役后，当地流传：“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距离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六七万人，而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人数不足1万，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两晚。
11月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强攻。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在尖峰岭一次次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后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第二师退守黄帝岭。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
11月30日清晨，第一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赶到脚山铺投入战斗。12月1日上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战斗已到最后时刻，坚守脚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战斗最危险的时候，一股湘军竟摸到了距离红一军团指挥所仅有40米的地方，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都拔出了手枪，指挥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投入战斗，最后才杀出重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脚山铺伤亡约2000人。
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的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光华铺主要由红三军团第四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构筑工事。不久，敌军迂回至第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第十团主力交火。营长张震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与桂军展开夜战直至11月30日拂晓。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湘江边的三官堂设立指挥所。11月30日，中央纵队由三官堂渡口过江，中革军委第二纵队黄昏时由此过江。此时敌军已经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仅第十团就挡住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在此阻击战中，红军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全团伤亡400余人。
11月30日中午，在桂军两个团反复攻击第十团阵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三军团第四师两个团接应第十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则迅猛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第二天天亮时，第五师主力(两个团)从新圩赶来，与第四师一起打退了桂军主力数十次的连续进攻，以超人的毅力坚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离。
新圩阻击战
灌阳县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
11月28日至30日下午，李天佑率红三军团前卫第五师进行阻击。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第五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非伤即亡。11月30日下午，第五师撤出新圩阵地。在湘江之战中，第五师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接防的第六师第十八团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
后卫阻击战
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直是总后卫队。湘江战役中，该师在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一带坚守，阻止国民党军7个师的追击，掩护红八、红九军团从永明进入广西，红十三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一部在水车一带负责接应。
11月30日下午，红九军团经水车向湘江进发，红八军团30日下午才到水车，此时红六师主力已撤往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仍在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追兵，边打边退到水车一带。12月1日，在灌阳的优势桂军将红八军团截成几段冲杀，整个红八军团过江后剩下不足2000人。
强渡湘江
到11月30日深夜，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只有四个师抵达湘江西岸，未过江的还有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第六师以及红五、红八、红九军团。
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回渡口，封锁湘江。脚山铺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圩、光华铺与桂军的战斗也进入殊死阶段。中午，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过了湘江。下午3时，眼看桂军蜂拥而来，工兵炸毁了浮桥。东岸剩下的红九军团大部、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二师只能改从下游12公里处的凤凰嘴渡江。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无法过江，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其余6个师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渡过湘江。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未能过江的部队后来在游击战中基本全军覆没。湘江战役后，整个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遗体，以至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红军兵力损失问题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红军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前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是不足6.4万人。笔者认为，不论是8万人折损过半，还是6万人折损过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只走了不到2000公里的红军长征来说，这样的损失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确知湘江一战中红军损失的兵力总数，但我们能够确知的数字如下：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军团损失6000余人，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在指挥员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基本换了个遍。如此巨大的代价，即便是胜了也是“惨胜”，如果说是败了就只能是“惨败”。
湘江战役胜败之论
谈到红军的湘江战役，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败仗，其理由大致有这几种：一是从红军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到经过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太大了，所以是败仗；二是引用刘伯承的回顾，“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来说明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故不能说打胜了，所以只能是败仗；三是依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回忆说是败仗。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也有很多人认为湘江战役红军胜利了，给出的理由却是基于一些并不十分可靠的计算，诸如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损失红军是以少胜多，回忆录中认为红军取胜的人多于认为失败的人云云。这样的理由无疑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不能明确判定一方打败另一方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参照的标准就是双方预期目的是否达成。
从红军一方来看，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渡过湘江。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制定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带的作战部署》，并于11月25日17时正式下达。同时，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下达了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到12月1日，中央和军委机关安全地渡过了湘江，红军主力也渡过了湘江，已经“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基本达到了政治动员令中所提到的主要目的，因此湘江战役应该说是胜利了。但也应看到，红军制定的作战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湘江一役过后，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希望基本破灭。然而，恰恰是因为无法实现湘西合兵，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才有了可能，因此，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胜利的结果。
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蒋介石本来准备“一石三鸟”，结果不仅红军没被歼灭在湘、漓二水以东，地方派系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除造成战斗各方大量人员伤亡以外，蒋介石的主要作战目的无一达成。因此，国民党军的失败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然而，我们界定这场战役胜利归属于红军一方，并不能掩盖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更不能掩盖“三人团”特别是两人决策核心的诸多错误。这样一场惨胜，有太多教训值得总结。
湘江惨胜的历史反思
湘江一役，给予中央红军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这场劫难，博古、李德脱离红军实际的指挥作风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在转移中，其“左”倾指挥错误具体表现为：
无视敌强我弱，不容他人意见，前进目标死板僵化
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迅速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独断专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加以反对和攻击。李德还把坚持原则的刘伯承从红军总参谋长位置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知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但具体方向还不清楚。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后，蒋介石才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面对敌人30万大军，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红军队伍要向西走，不能进湖南。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博古、李德无视变化了的敌情，不做调整地急于赶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拒绝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议，并于11月25日下达了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的命令，这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建制不当、阵式呆板、行军缓慢
“左”倾中央长征前在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但没有补充好主力部队，使得新部队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少兵员，在过湘江时吃了大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还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蒋介石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对于中央红军来讲，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出发时“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八百副担子……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临时中央命令部队以“甬道式”队形前进，以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红五军团殿后。这样就造成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被敌人追着打。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并占领了浮桥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脚山铺之间地域，此时敌人还不是很多，这时中革军委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发布强渡湘江命令后，能采取果断措施，轻装疾进，中共中央和其他中央红军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没有这个智慧和本领，不知兵贵神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渡江机会。11月26日，部队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坛坛罐罐”的队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没有意识到每拖延一分钟就要增加前方红军将士更多一分的伤亡。同样的路，红六军团此前用了4天，而中央红军用了11天，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被敌击散，蒙受惨重损失，使湘江几成红军绝地。
缺乏统战远见，再次错失良机
李德等人不仅在军事上瞎指挥，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内部分裂，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创造对我有利的环境。国民党军阀间的貌合神离，曾给红军留下过顺利渡江的机会。可惜李德等人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继第五次反“围剿”时没利用好“福建事变”那一转机打败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之后，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围的机会。
不幸却又万幸的是，湘江惨胜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撼、悲愤。接连的失地、丧师迫使他们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并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在组织上为毛泽东的复出和“左”倾路线的灭亡做好了实践和思想上的准备，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没有苦难，何来辉煌，无论是教训还是功绩，80多年前湘江边的这场生死决战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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