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攻坚战：刘亚楼灵活机动运用 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光辉典范（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作者：徐 宁 点击次数：
实行佯攻战术——声东击西，将计就计
天津战役总攻前夕，林彪、罗荣桓签署了给陈长捷的劝降信。陈长捷虽拒绝放下武器，但表示可以派代表商谈。他先后两次派代表出城谈判。第一次，刘亚楼在城南解放军的一个驻地会见了他们，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表明了我方态度。第二次，派出4名天津参议会代表出城到杨柳青，提出要进一步谈判，双方再议条件。其实，陈长捷派代表来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便来个将计就计，待解放军前沿阵地的战士护送这4名代表进杨柳青时，他派通信员把他们带到平津前线指挥部隔壁的屋子里休息，并让联络参谋通知他们：“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25分钟后才能赶到，请你们稍等片刻。”刘亚楼在指挥部里等了20分钟后，穿上大衣，从后门出去，乘坐吉普车到城北转了一圈，然后又返回杨柳青驻地，并有意让4个参议员看到沾满泥巴的车轮，形成解放军指挥所并非在杨柳青，而在北面的印象。同时，他故作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进门就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待4名代表离开杨柳青，刘亚楼立即调出几十门重炮到天津北面，不断轰击敌人在城北的工事，造成解放军主力在北线的假象。
参议会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刘亚楼的指挥部肯定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是宜兴埠。陈长捷果然中计，做出错误判断，下令将王牌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调到城北布防。这样就减轻了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压力，待陈长捷获取解放军攻击部署并非在城北时，已来不及重新部署。
攻城准备扫障碍——突破护城河，发扬军事民主
天津是一个水运商埠，西部和南部地面低洼，河渠交错，形成河网与泛滥区，不利于大步兵团作战。为了利用天津河道多的有利条件，杜建时在主持构筑天津城防线时，在城外挖有一道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当解放军包围天津后，国民党军关闭护城河陈塘庄、赵各庄水闸，隔断其入海通道，护城河的水位猛增至3米。为防止河水结冻，国民党军每天还派人穿河砸冰，致使河水横溢，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地区内一片泽国，严重妨碍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行动。刘亚楼在回忆中也说：“攻城准备中，首先遭到的困难是如何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
刘亚楼要求各部队解决水患问题。首先要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经过发动当地群众和进行调查研究，在南运河上游独留和马厂附近找到了水闸。打开水闸，南运河水取捷径流入减河，运河水位开始下落。大面积水患解决后，如何突破外围护城河障碍，仍是突破阶段的主要困难。刘亚楼在参战部队中广泛发扬民主，要求指战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经过反复研讨实践，最终根据护城河特点，利用现有材料，现场勘查，反复试验，创造了10多种渡河工具。一纵政委梁必业回忆说：“数九寒天过护城河是个难点，部队缺少经验，通过发动群众，只用3天时间就创造了芦苇桥、汽油桶桥、门板桥、梯子桥等十几种渡河办法。尤其是芦苇桥，取材方便，浮力大，架设容易，3分钟就可通过一个连。”刘亚楼立即在该纵队驻地召开制作、架设芦苇桥现场表演会，让其他纵队、师、团指挥员来学习观摩、仿效推广。
各兵种协同作战——统一部署，反复演练
天津攻坚战，是解放军第一次成功使用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多兵种进行城市战斗的典范。同时，也是解放军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一次出色演练。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配备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有12个团，人员齐全、装备较好、作战经验也较为丰富，但这些部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大规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为此，刘亚楼白天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晚上与各纵队首长深入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及战术协同动作。
按照刘亚楼的统一部署，各兵种反复演练协同攻击战术。其中，步兵主要围绕在坦克配合下的各种动作，如步兵怎样搭乘坦克前进，坦克兵怎样利用火力掩护步兵冲锋；炮兵主要针对守敌坚固工事，研究如何以精确火力实施摧毁，保证突击部队和坦克顺利突破阵地前沿，并适时将炮火延伸射击，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工兵对敌人主要火力点、明碉暗堡、鹿砦等障碍物进行抵近爆破演练。这种协调有序的动作，充分表明解放军攻坚战能力与水平的显著提高。在有条不紊的协同动作中，各兵种充分发挥了极大优势，不仅在突破守敌城防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纵深战斗中也有出色的表现。
实践证明，协同作战在天津战役中意义重大，在突破前沿阵地的战斗中，炮兵与坦克的协同掩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9年2月14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天津作战特点》的谈话中，对天津作战特点做出总结，特别指出我攻击部队“在炮兵、坦克和工兵的配合下，以勇猛的尖刀战术，迅速突破敌阵，打退敌人多次反冲锋，又以熟练的穿插战术，分散并腰斩敌人，火速席卷全城，将守敌全部干净歼灭于城垣以内，无一漏网。这种熟练的、合拍的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勇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总结的报告中也指出：“我军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作战都参加得多些，而工兵则首次大批直接参加突破，因而可以说这次的各兵种协同动作，是我军攻坚作战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充分的一次。”
毛泽东的夸赞：将才难得
天津战役对中国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为嘉勉：“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平津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刘亚楼作为天津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对“天津方式”的产生在实践和内容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天津方式”的内涵与作用，做了全面深刻的诠释，指出：“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企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以及其他各地残留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和明显的去向：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的人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加以解决。‘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法，将13万国民党守城的军队全部解决。……在天津守敌被打败，13万人在29个小时之内全部解决后，在天津被俘的陈长捷和由北平派出的谈判代表见了面，转告了天津战役的滋味之后，傅作义将军才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力量，北平问题的谈判才可能达成协议，20余万守军接受了出城改编的和平条件，从而又产生了‘北平方式’。”这段言简意赅的阐述，充分体现出刘亚楼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领会，以及对战略战术原则的绝好把握。
天津战役总攻前夕，林彪、罗荣桓签署了给陈长捷的劝降信。陈长捷虽拒绝放下武器，但表示可以派代表商谈。他先后两次派代表出城谈判。第一次，刘亚楼在城南解放军的一个驻地会见了他们，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表明了我方态度。第二次，派出4名天津参议会代表出城到杨柳青，提出要进一步谈判，双方再议条件。其实，陈长捷派代表来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便来个将计就计，待解放军前沿阵地的战士护送这4名代表进杨柳青时，他派通信员把他们带到平津前线指挥部隔壁的屋子里休息，并让联络参谋通知他们：“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25分钟后才能赶到，请你们稍等片刻。”刘亚楼在指挥部里等了20分钟后，穿上大衣，从后门出去，乘坐吉普车到城北转了一圈，然后又返回杨柳青驻地，并有意让4个参议员看到沾满泥巴的车轮，形成解放军指挥所并非在杨柳青，而在北面的印象。同时，他故作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进门就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待4名代表离开杨柳青，刘亚楼立即调出几十门重炮到天津北面，不断轰击敌人在城北的工事，造成解放军主力在北线的假象。
参议会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刘亚楼的指挥部肯定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是宜兴埠。陈长捷果然中计，做出错误判断，下令将王牌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调到城北布防。这样就减轻了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压力，待陈长捷获取解放军攻击部署并非在城北时，已来不及重新部署。
攻城准备扫障碍——突破护城河，发扬军事民主
天津是一个水运商埠，西部和南部地面低洼，河渠交错，形成河网与泛滥区，不利于大步兵团作战。为了利用天津河道多的有利条件，杜建时在主持构筑天津城防线时，在城外挖有一道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当解放军包围天津后，国民党军关闭护城河陈塘庄、赵各庄水闸，隔断其入海通道，护城河的水位猛增至3米。为防止河水结冻，国民党军每天还派人穿河砸冰，致使河水横溢，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地区内一片泽国，严重妨碍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行动。刘亚楼在回忆中也说：“攻城准备中，首先遭到的困难是如何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
刘亚楼要求各部队解决水患问题。首先要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经过发动当地群众和进行调查研究，在南运河上游独留和马厂附近找到了水闸。打开水闸，南运河水取捷径流入减河，运河水位开始下落。大面积水患解决后，如何突破外围护城河障碍，仍是突破阶段的主要困难。刘亚楼在参战部队中广泛发扬民主，要求指战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经过反复研讨实践，最终根据护城河特点，利用现有材料，现场勘查，反复试验，创造了10多种渡河工具。一纵政委梁必业回忆说：“数九寒天过护城河是个难点，部队缺少经验，通过发动群众，只用3天时间就创造了芦苇桥、汽油桶桥、门板桥、梯子桥等十几种渡河办法。尤其是芦苇桥，取材方便，浮力大，架设容易，3分钟就可通过一个连。”刘亚楼立即在该纵队驻地召开制作、架设芦苇桥现场表演会，让其他纵队、师、团指挥员来学习观摩、仿效推广。
各兵种协同作战——统一部署，反复演练
天津攻坚战，是解放军第一次成功使用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多兵种进行城市战斗的典范。同时，也是解放军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一次出色演练。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配备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有12个团，人员齐全、装备较好、作战经验也较为丰富，但这些部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大规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为此，刘亚楼白天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晚上与各纵队首长深入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及战术协同动作。
经过周密调查研究，指挥部拟订出《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下发部队。这是个具体、简明的协同作战计划，针对天津攻坚作战要克服护城河障碍这一特点，主要根据炮兵射击时节的区分，规定了“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4个步骤中的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的具体动作顺序。刘亚楼一再指示各兵种部队首先是干部必须把4个步骤顺序背得滚瓜烂熟，并令部队按照协同动作计划反复演练。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按照刘亚楼的统一部署，各兵种反复演练协同攻击战术。其中，步兵主要围绕在坦克配合下的各种动作，如步兵怎样搭乘坦克前进，坦克兵怎样利用火力掩护步兵冲锋；炮兵主要针对守敌坚固工事，研究如何以精确火力实施摧毁，保证突击部队和坦克顺利突破阵地前沿，并适时将炮火延伸射击，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工兵对敌人主要火力点、明碉暗堡、鹿砦等障碍物进行抵近爆破演练。这种协调有序的动作，充分表明解放军攻坚战能力与水平的显著提高。在有条不紊的协同动作中，各兵种充分发挥了极大优势，不仅在突破守敌城防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纵深战斗中也有出色的表现。
实践证明，协同作战在天津战役中意义重大，在突破前沿阵地的战斗中，炮兵与坦克的协同掩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9年2月14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天津作战特点》的谈话中，对天津作战特点做出总结，特别指出我攻击部队“在炮兵、坦克和工兵的配合下，以勇猛的尖刀战术，迅速突破敌阵，打退敌人多次反冲锋，又以熟练的穿插战术，分散并腰斩敌人，火速席卷全城，将守敌全部干净歼灭于城垣以内，无一漏网。这种熟练的、合拍的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勇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总结的报告中也指出：“我军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作战都参加得多些，而工兵则首次大批直接参加突破，因而可以说这次的各兵种协同动作，是我军攻坚作战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充分的一次。”
毛泽东的夸赞：将才难得
天津战役对中国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为嘉勉：“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平津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刘亚楼作为天津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对“天津方式”的产生在实践和内容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天津方式”的内涵与作用，做了全面深刻的诠释，指出：“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企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以及其他各地残留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和明显的去向：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的人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加以解决。‘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法，将13万国民党守城的军队全部解决。……在天津守敌被打败，13万人在29个小时之内全部解决后，在天津被俘的陈长捷和由北平派出的谈判代表见了面，转告了天津战役的滋味之后，傅作义将军才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力量，北平问题的谈判才可能达成协议，20余万守军接受了出城改编的和平条件，从而又产生了‘北平方式’。”这段言简意赅的阐述，充分体现出刘亚楼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领会，以及对战略战术原则的绝好把握。
正确的作战部署与攻坚战术的成功运用是取得天津战役胜利的关键。刘亚楼在这次战役中集参谋长的机智灵活与司令员的当机立断于一身，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加以灵活运用，充分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曾评价刘亚楼：“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酋，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