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4期 作者：王 兵 点击次数：
1945年12月15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参照《沁园春·雪》的韵律，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浓浓的父爱，殷殷的期望，洋溢在字里行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谢觉哉家庭和睦，儿孙满堂，除了词中提到的“飞飞列列”（谢飞、谢列）、“定定飘飘”（谢宏、谢飘），还有谢廉伯、谢子谷等十名儿女，加上后来代为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不下三十人。谢觉哉既喜欢和疼爱孩子，又严格教育他们，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楷模。这一点，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一封封家书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重视学习，崇尚知识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说，虽然“私人的信，很少写”，但是“你们如有学习上困难问题，经过考虑还得不到解决的，如来问我，可能给你们答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觉哉对子女学习的重视。
谢觉哉自幼酷爱读书，善于写作，并在1905年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但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做到随时随地认真学习。1953年8月7日，谢觉哉致信孙子谢金圃，就学习问题指出：“自学是最好方法，有些科学，难于完全自己学到，但一般文化、常识，没有不可学到的。但也不要性急，要一点一滴的累积。农村的先生多，广大劳动人民是你的先生，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1961年4月2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可变为自己的经验知识。”25日，谢觉哉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出“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一定要学会掌握这个工具”，并再次强调“父母教导是要的，但主要是靠自己学，靠向老师及其他的人学”。
谢觉哉谈到学习问题时，反复强调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比如，他指导谢金圃学习时，强调“文字须求通顺，纠正错别字，学好标点符号”。他指出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来信中，“有的文字还不大清顺，虽然你们不一定耍笔杆，但总宜想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这点上宜用点功”。他还教育谢宏、谢飘等人：“不管写什么东西，要想想写通了没有？人家看得懂不？如有毛病，就得修改。看书报也是一样，对于好的文章，不只要了解它的内容，还要欣赏它的写法。比如《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明白如水，容易懂也容易记。我们要用心学。”1961年11月11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更是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再一次告诫你们：必须把语文学好，要顶好，至少是相当好，绝不允许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语文不好，其他功课也必不会很好；本国语文不好，外国语文也不会很好”；“语文不好的人，思想也不会发展，做工作也必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不会善于解决困难”。为此，谢觉哉要求他们努力“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定要做到词句通顺，字迹清楚”，并立了两则条约：一、“看东西一定要看懂，遇到难懂的字或句子，即‘拦路虎’，一定要啃掉”。二、“写信写文章，写完了要看几次，句子不好的要改，不惜改一次以至改几次，字写得不好或不清楚的要重写。绝对不许躲懒”。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和很多读书人一样，十分爱惜书本和报刊资料。1957年1月30日，他在给谢宏、谢飘等人的信中，要求他们“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图画、报纸和杂志。假如谁不爱护，就要批评他，帮助他改正。不管是小人书、教科书，还是课外看的书，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画面弄皱，也不许在书上乱画；看完后要整整齐齐地放还原处。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谢觉哉不仅讲了宋朝司马光“不管看过多少次，书还是像新的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的故事，还讲了自己小时候也曾“把书乱七八糟地塞在屉子里，被你们的祖父看见了，把我骂了一顿，并亲手给我整理。从此以后，我把读过的书，放在一定的地方，书坏了就补”。最后，谢觉哉要求孩子们必须注意并学会做好书报整理的工作。而且，他在1961年4月2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几年前我写过一张要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贴在书架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那时你们都小，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了，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了。哭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懒散，那流的是狗眼泪，一钱不值。”
尊重劳动，自力更生
尽管谢觉哉始终做脑力工作，但他对体力劳动十分重视，对工农劳动者十分尊重。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廉伯、谢子谷等人的信中，严厉批评他们在来信中“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说他看不到他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批评之后，谢觉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理，指出他们错在“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
在这封家书的最后，谢觉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同样指出：“你们都过过剥削生活，我也过过，只是比你们离开得早些。剥削生活是可耻的生活，不只害人而且害己，使得自己心肠窄狭，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候。你们事实上离开了那种生活，还要从思想上感到那种生活是可耻的，狠狠地把它摔（甩）掉，走入另外劳动生产的路，这样，精神才能得到解放。”
谢觉哉多次提出，要纠正看不起农业劳动者的错误认识。1953年8月7日，他在给谢金圃的信中，建议他找爱人时“要找就得找个能劳动的农家女子，挑得起放得落的，识不识字是次要的”。1955年12月14日，谢觉哉致信在湖南宁乡做小学教员的侄女婿吴岂凡，要求他“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
谢觉哉还注意从身边小事树立孩子们的劳动观点。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你们能够认识到“妈妈够累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思考“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并指出：“你妈妈累的事，很多你们都能帮助做或代替做，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而是人不要你做也争着做，这样做才有趣味，才能学到知识。”“你们可以替妈妈做些事，有些要问妈妈，教示你们怎样做才去做，有些不要问就自动去做，如打扫房屋、洗衣服、帮助做饭菜。春天到了，还要种菜等。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女孩子。还有大孩子照顾小孩子，替小的孩子收拾衣服、书籍、洗洗等，还有收拾书报等。我曾经写一张字贴在柜子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谢觉哉最后说，你们这样做，“妈妈不就会不大累了吗？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在信中对谢宏、谢飘等人说：“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
锻炼思想，力求上进
谢觉哉格外重视孩子们的思想改造问题，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对他们的缺点严加管教。1951年1月27日，他在给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信中说，自己喜欢看到他们关于“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的来信。同时教育他们不可骄傲自满，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出隽永的味道”，像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到达了黄河渡口，才算过关。“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因此，“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再次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勉励他们要有上进心，不要向困难低头，“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谢觉哉还形象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建立不为个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要脱去一层壳的，脱壳必然有一阵痛。如果怕痛，下不了决心，那就要堕落；但如经过这阵痛，以后的心情就会新生，就会愉快。”
1960年9月26日，谢觉哉致信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谢飘，着重谈论吃苦问题，指出：“你们现在是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思想，锻炼学业。我们用‘锻炼’这个形容词，好像矿石炼成铁，炼成钢，优质钢、合金钢等，是要经过烈火烧、锤子打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苦，但接着来的是学得了本领，是甜，高度的无限的甜。”谢觉哉接着分析说：“不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苦与甜，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俗话说：‘苦尽甘来’，可见甘是从苦中来的，而且不一定先苦后甜，在那苦时就能尝到甜味。又不一定一甜了不会再苦，任何事体都有困难，现在有将来也有，我们不能有苟且偷安安居中下游的思想，要常找难的事情做，以锻炼自己。”
1961年9月27日，谢觉哉在给谢飘的信中，又着重谈论了不要有骄傲思想的问题，指出：“骄傲的帽子，一定戴不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正确就可以骄傲，或认为人家说我骄傲不要紧。要知道正确不正确，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以前，谁也不能做最后的结论。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这叫做‘好问’，叫做‘集思广益’。即令自己真的是对，那你就要说服人，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
对待孩子们的入党问题，谢觉哉更是严肃认真。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你们已读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典型事迹的书籍或戏剧，你们自己可检查一下，如果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无私地帮助人，团结人，学习、劳动、工作上有缺点，不能艰苦朴素等，就要下决心改正，因为这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望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定的志愿好好去做。”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谢宏、谢飘等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所说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谢觉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权思想，不要把他视为旧社会的官老爷，更不要做“少爷”的美梦。
新中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在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防微杜渐。1952年3月28日，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在信的末尾说：“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1961年1月20日，他致信谢廉伯、谢子谷时，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时受到特殊招待，仍然气愤地说：“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浓浓的父爱，殷殷的期望，洋溢在字里行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谢觉哉家庭和睦，儿孙满堂，除了词中提到的“飞飞列列”（谢飞、谢列）、“定定飘飘”（谢宏、谢飘），还有谢廉伯、谢子谷等十名儿女，加上后来代为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不下三十人。谢觉哉既喜欢和疼爱孩子，又严格教育他们，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楷模。这一点，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一封封家书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重视学习，崇尚知识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说，虽然“私人的信，很少写”，但是“你们如有学习上困难问题，经过考虑还得不到解决的，如来问我，可能给你们答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觉哉对子女学习的重视。
谢觉哉自幼酷爱读书，善于写作，并在1905年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但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做到随时随地认真学习。1953年8月7日，谢觉哉致信孙子谢金圃，就学习问题指出：“自学是最好方法，有些科学，难于完全自己学到，但一般文化、常识，没有不可学到的。但也不要性急，要一点一滴的累积。农村的先生多，广大劳动人民是你的先生，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1961年4月2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可变为自己的经验知识。”25日，谢觉哉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出“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一定要学会掌握这个工具”，并再次强调“父母教导是要的，但主要是靠自己学，靠向老师及其他的人学”。
谢觉哉谈到学习问题时，反复强调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比如，他指导谢金圃学习时，强调“文字须求通顺，纠正错别字，学好标点符号”。他指出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来信中，“有的文字还不大清顺，虽然你们不一定耍笔杆，但总宜想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这点上宜用点功”。他还教育谢宏、谢飘等人：“不管写什么东西，要想想写通了没有？人家看得懂不？如有毛病，就得修改。看书报也是一样，对于好的文章，不只要了解它的内容，还要欣赏它的写法。比如《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明白如水，容易懂也容易记。我们要用心学。”1961年11月11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更是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再一次告诫你们：必须把语文学好，要顶好，至少是相当好，绝不允许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语文不好，其他功课也必不会很好；本国语文不好，外国语文也不会很好”；“语文不好的人，思想也不会发展，做工作也必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不会善于解决困难”。为此，谢觉哉要求他们努力“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定要做到词句通顺，字迹清楚”，并立了两则条约：一、“看东西一定要看懂，遇到难懂的字或句子，即‘拦路虎’，一定要啃掉”。二、“写信写文章，写完了要看几次，句子不好的要改，不惜改一次以至改几次，字写得不好或不清楚的要重写。绝对不许躲懒”。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和很多读书人一样，十分爱惜书本和报刊资料。1957年1月30日，他在给谢宏、谢飘等人的信中，要求他们“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图画、报纸和杂志。假如谁不爱护，就要批评他，帮助他改正。不管是小人书、教科书，还是课外看的书，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画面弄皱，也不许在书上乱画；看完后要整整齐齐地放还原处。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谢觉哉不仅讲了宋朝司马光“不管看过多少次，书还是像新的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的故事，还讲了自己小时候也曾“把书乱七八糟地塞在屉子里，被你们的祖父看见了，把我骂了一顿，并亲手给我整理。从此以后，我把读过的书，放在一定的地方，书坏了就补”。最后，谢觉哉要求孩子们必须注意并学会做好书报整理的工作。而且，他在1961年4月2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几年前我写过一张要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贴在书架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那时你们都小，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了，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了。哭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懒散，那流的是狗眼泪，一钱不值。”
尊重劳动，自力更生
尽管谢觉哉始终做脑力工作，但他对体力劳动十分重视，对工农劳动者十分尊重。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廉伯、谢子谷等人的信中，严厉批评他们在来信中“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说他看不到他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批评之后，谢觉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理，指出他们错在“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
在这封家书的最后，谢觉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同样指出：“你们都过过剥削生活，我也过过，只是比你们离开得早些。剥削生活是可耻的生活，不只害人而且害己，使得自己心肠窄狭，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候。你们事实上离开了那种生活，还要从思想上感到那种生活是可耻的，狠狠地把它摔（甩）掉，走入另外劳动生产的路，这样，精神才能得到解放。”
谢觉哉多次提出，要纠正看不起农业劳动者的错误认识。1953年8月7日，他在给谢金圃的信中，建议他找爱人时“要找就得找个能劳动的农家女子，挑得起放得落的，识不识字是次要的”。1955年12月14日，谢觉哉致信在湖南宁乡做小学教员的侄女婿吴岂凡，要求他“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
谢觉哉还注意从身边小事树立孩子们的劳动观点。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你们能够认识到“妈妈够累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思考“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并指出：“你妈妈累的事，很多你们都能帮助做或代替做，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而是人不要你做也争着做，这样做才有趣味，才能学到知识。”“你们可以替妈妈做些事，有些要问妈妈，教示你们怎样做才去做，有些不要问就自动去做，如打扫房屋、洗衣服、帮助做饭菜。春天到了，还要种菜等。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女孩子。还有大孩子照顾小孩子，替小的孩子收拾衣服、书籍、洗洗等，还有收拾书报等。我曾经写一张字贴在柜子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谢觉哉最后说，你们这样做，“妈妈不就会不大累了吗？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在信中对谢宏、谢飘等人说：“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
锻炼思想，力求上进
谢觉哉格外重视孩子们的思想改造问题，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对他们的缺点严加管教。1951年1月27日，他在给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信中说，自己喜欢看到他们关于“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的来信。同时教育他们不可骄傲自满，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出隽永的味道”，像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到达了黄河渡口，才算过关。“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因此，“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再次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勉励他们要有上进心，不要向困难低头，“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谢觉哉还形象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建立不为个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要脱去一层壳的，脱壳必然有一阵痛。如果怕痛，下不了决心，那就要堕落；但如经过这阵痛，以后的心情就会新生，就会愉快。”
1960年9月26日，谢觉哉致信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谢飘，着重谈论吃苦问题，指出：“你们现在是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思想，锻炼学业。我们用‘锻炼’这个形容词，好像矿石炼成铁，炼成钢，优质钢、合金钢等，是要经过烈火烧、锤子打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苦，但接着来的是学得了本领，是甜，高度的无限的甜。”谢觉哉接着分析说：“不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苦与甜，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俗话说：‘苦尽甘来’，可见甘是从苦中来的，而且不一定先苦后甜，在那苦时就能尝到甜味。又不一定一甜了不会再苦，任何事体都有困难，现在有将来也有，我们不能有苟且偷安安居中下游的思想，要常找难的事情做，以锻炼自己。”
1961年9月27日，谢觉哉在给谢飘的信中，又着重谈论了不要有骄傲思想的问题，指出：“骄傲的帽子，一定戴不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正确就可以骄傲，或认为人家说我骄傲不要紧。要知道正确不正确，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以前，谁也不能做最后的结论。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这叫做‘好问’，叫做‘集思广益’。即令自己真的是对，那你就要说服人，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
对待孩子们的入党问题，谢觉哉更是严肃认真。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你们已读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典型事迹的书籍或戏剧，你们自己可检查一下，如果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无私地帮助人，团结人，学习、劳动、工作上有缺点，不能艰苦朴素等，就要下决心改正，因为这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望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定的志愿好好去做。”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谢宏、谢飘等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所说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谢觉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权思想，不要把他视为旧社会的官老爷，更不要做“少爷”的美梦。
新中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在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防微杜渐。1952年3月28日，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在信的末尾说：“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1961年1月20日，他致信谢廉伯、谢子谷时，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时受到特殊招待，仍然气愤地说：“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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