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0期 作者：肖建平 点击次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刻的党内外讨论后，由胡乔木负责带领起草小组完成的。它是一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做出评价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台、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
邓小平、陈云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就在如何对待过去及开创未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二人同心同德，携手于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做出关键考量和重要贡献。
■1978年秋：像延安做的决议一样，尽快把历史问题定下来■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前进。他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叶剑英、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谈到“文革”期间毛泽东保护了他和一些老同志，提出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性质不同，无论如何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地位；要求“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邓小平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1977年下半年，陈云多次在谈话中反思党史，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其哲学。1977年6月22日，他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提出要特别注意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8月13日，他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指出要恢复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创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8月23日，他向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回顾了遵义会议、长征、毛泽东的关键作用等历史问题。9月2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中提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邓小平、陈云对历史问题和大政方针的看法存在许多相通和相同之处，这为此后二人对出台《历史决议》密切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陈首次明确提出要像在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是在1978年秋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接着，邓小平、陈云还对林彪、江青集团等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说：“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他望着陈云说：“你是老同志，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说：“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林彪、江青一伙民愤很大，许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这次谈话，邓、陈明确了要学习延安做法，尽快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和毛泽东功过评价问题做出定论。至于出台决议的时间，双方都意识到要因时因势而定。这既确立了尽快做出决议的基调，又留下了弹性调控的空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上述谈话来源于图们的著作，书中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但具体是哪个月、哪一天，没有说明。笔者查阅邓小平和陈云的传记、文选、文集和年谱，都没有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根据传记、年谱所交代的邓小平和陈云的行程，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9月8日至20日，邓小平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途中到了东北、唐山和天津视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11月7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从11月5日至14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此可知，从9月8日至11月14日，邓小平和陈云要么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要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上海，没有见面交谈过。谈话时间在8月的可能性更大。陈云从9月开始休养，几乎不出席会议和重要活动，连文件也不批示了。陈云曾在中央会议上坦称：“我的身体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底之后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在上报的文件中做的批示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为“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常委独缺陈云。又鉴于邓小平于1978年8月19日同黄镇、刘复之谈到了实践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与陈云谈话的主题相似，邓、陈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日前后。因此，上述谈话时间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1978年三中全会：适当的时候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做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设定了三个议题：讨论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及有关文件，商定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认识总结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下来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组进行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建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具体包括多个问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要肯定彭德怀、薄一波、陶铸的革命贡献，要为“文革”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此后，陈云还就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作风，搞清“文革”等历史旧账问题发表看法。陈云的系列发言，引发强烈反响和共鸣。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万里、康克清、萧克等代表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25日，华国锋表态接受陈云等提出的平反意见，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一些重大错案平反；还鼓励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说：“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会议气氛民主，讨论热烈，对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原本带有“左”倾痕迹的会议变成了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给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的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混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党中央同意，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广大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5日，《北京日报》率先刊登了这个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文章。《光明日报》也做了相应报道。一些群众受这一事件及此前解放思想风气的鼓舞，开始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大加议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各种大小字报，有的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揭批“四人帮”要连同毛泽东一起批；有的甚至到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演讲，散布极端言论。在上海，发生了群众冲击报社和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创建社团、报纸的举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此情况下，中央工作会议后期，有的代表认为议论的口子不能开得太大，有的则认为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广开言论。会场外的分歧反映到了会场内，场面陷入僵局。
值此危急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自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急。2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情况汇报时指出：“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看得越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26日、27日、29日，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时，再次强调清理一下历史问题要有一个过程，目前首要的是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12月1日，邓小平在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邓小平还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列了包括七个问题的提纲，其中第三点写道：“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重要讲话。讲话浓缩为四个问题，论述更集中，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讲话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纠缠不放，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历史问题，将来“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做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获得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
在邓小平、陈云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胡乔木认为：“这个方针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安定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领导集体基本达成共识，即防止扩大党内外的分歧和激化社会矛盾，尽量回避影响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情。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宣告：适当的时候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当然，不急着做决议并不意味着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准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完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然后再对“文革”、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正式做出统一定论。
邓小平、陈云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就在如何对待过去及开创未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二人同心同德，携手于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做出关键考量和重要贡献。
■1978年秋：像延安做的决议一样，尽快把历史问题定下来■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前进。他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叶剑英、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谈到“文革”期间毛泽东保护了他和一些老同志，提出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性质不同，无论如何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地位；要求“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邓小平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1977年下半年，陈云多次在谈话中反思党史，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其哲学。1977年6月22日，他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提出要特别注意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8月13日，他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指出要恢复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创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8月23日，他向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回顾了遵义会议、长征、毛泽东的关键作用等历史问题。9月2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中提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邓小平、陈云对历史问题和大政方针的看法存在许多相通和相同之处，这为此后二人对出台《历史决议》密切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陈首次明确提出要像在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是在1978年秋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接着，邓小平、陈云还对林彪、江青集团等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说：“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他望着陈云说：“你是老同志，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说：“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林彪、江青一伙民愤很大，许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这次谈话，邓、陈明确了要学习延安做法，尽快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和毛泽东功过评价问题做出定论。至于出台决议的时间，双方都意识到要因时因势而定。这既确立了尽快做出决议的基调，又留下了弹性调控的空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上述谈话来源于图们的著作，书中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但具体是哪个月、哪一天，没有说明。笔者查阅邓小平和陈云的传记、文选、文集和年谱，都没有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根据传记、年谱所交代的邓小平和陈云的行程，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9月8日至20日，邓小平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途中到了东北、唐山和天津视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11月7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从11月5日至14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此可知，从9月8日至11月14日，邓小平和陈云要么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要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上海，没有见面交谈过。谈话时间在8月的可能性更大。陈云从9月开始休养，几乎不出席会议和重要活动，连文件也不批示了。陈云曾在中央会议上坦称：“我的身体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底之后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在上报的文件中做的批示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为“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常委独缺陈云。又鉴于邓小平于1978年8月19日同黄镇、刘复之谈到了实践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与陈云谈话的主题相似，邓、陈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日前后。因此，上述谈话时间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1978年三中全会：适当的时候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做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设定了三个议题：讨论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及有关文件，商定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认识总结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下来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组进行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建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具体包括多个问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要肯定彭德怀、薄一波、陶铸的革命贡献，要为“文革”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此后，陈云还就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作风，搞清“文革”等历史旧账问题发表看法。陈云的系列发言，引发强烈反响和共鸣。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万里、康克清、萧克等代表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25日，华国锋表态接受陈云等提出的平反意见，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一些重大错案平反；还鼓励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说：“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会议气氛民主，讨论热烈，对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原本带有“左”倾痕迹的会议变成了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给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的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混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党中央同意，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广大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5日，《北京日报》率先刊登了这个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文章。《光明日报》也做了相应报道。一些群众受这一事件及此前解放思想风气的鼓舞，开始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大加议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各种大小字报，有的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揭批“四人帮”要连同毛泽东一起批；有的甚至到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演讲，散布极端言论。在上海，发生了群众冲击报社和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创建社团、报纸的举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此情况下，中央工作会议后期，有的代表认为议论的口子不能开得太大，有的则认为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广开言论。会场外的分歧反映到了会场内，场面陷入僵局。
值此危急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自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急。2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情况汇报时指出：“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看得越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26日、27日、29日，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时，再次强调清理一下历史问题要有一个过程，目前首要的是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12月1日，邓小平在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邓小平还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列了包括七个问题的提纲，其中第三点写道：“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重要讲话。讲话浓缩为四个问题，论述更集中，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讲话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纠缠不放，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历史问题，将来“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做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获得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
在邓小平、陈云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胡乔木认为：“这个方针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安定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领导集体基本达成共识，即防止扩大党内外的分歧和激化社会矛盾，尽量回避影响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情。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宣告：适当的时候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当然，不急着做决议并不意味着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准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完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然后再对“文革”、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正式做出统一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