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始末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期 作者：文世芳 点击次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趋于停滞，在全世界到处寻求资金、技术、产品出路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宣布对外开放“欢欣鼓舞”，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1978年，中国签订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合同金额就高达78亿美元，涉及50多个项目。而且，中国还提出此后10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的“宏大计划”。中国的“大手笔”，一下刺激了外国政府和企业家的神经，以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然大门大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等问题进一步暴露，中国采取了调整经济的政策，从1979年到1981年，对大规模引进和投资采取有力控制，由此引发西方世界各种揣测和猜疑，他们对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前景感到沮丧。
198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联合主办、香港新鸿基公司协办的世界经济讨论会，就在此背景下于杭州召开。通过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的会内会外沟通与交流，我们可以窥察刚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与初步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西方经济界人士，是如何在试探中接触、在疑虑中沟通、在熟悉中信任，一点一点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热点和敏感问题，从充满疑虑、猜忌和偏见到惊讶、满意和理解的，进而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如何摸索着进行国际沟通与释疑，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
1979年7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派代表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世界经济讨论会的倡议，建议先在北京开会，然后再到上海讨论。1980年3月、7月，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两次派代表访问中国，就举办研讨会问题继续与中国进行磋商。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终决定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于1981年3月在杭州联合举行。此后，美方代表于1980年9月、12月，1981年2月三次与中国代表商讨确定讨论会的主题、议程和整个筹备工作的细节。
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和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交流合作，是因为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与中国之间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原属斯坦福大学的一部分，1970年独立出来后，到1980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名专职人员的国际性研究和咨询机构。它主要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以及工商企业从事范围广泛的研究，同时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企业界以及著名的战略、政策和学术研究机构往来密切。进行经济问题的咨询和研究，是其一项主要业务，他们特别善于从事一些战略性、重大决策性的经济课题研究。战略性经济决策咨询，正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所急需的，而且通过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可以加强对美国的了解与沟通。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1年３月23日，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正式开幕。来自世界五大洲2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经济学家、银行家、企业家共聚一堂，讨论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与中国经济、外交密切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在中国举办得并不太多，因此讨论会的规格很高，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
讨论会中方主席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担任。美方主席由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所长威廉·米勒担任。钱俊瑞在开幕式上致辞，阐明了召开会议的宗旨。他说：相聚在这风光明媚的西湖之滨，目的就是为了展望80年代世界经济的前景，探索和寻求解决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世界各国尽管政治经济制度有所不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但认真研究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为克服困难而努力，是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所肩负的职责。威廉·米勒也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正处在一个动荡的过渡之中”，这种动荡既存在于国内，又存在于国际，因而影响了大家对经济理论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实践上的、互相之间政治经济交流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共同探讨。浙江省省长李丰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他介绍了浙江省经济社会概况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调整、改革，生产的发展，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必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出席讨论会并发言的中方代表，充分考虑到了国外代表的关切，可谓名家云集，涵盖了外资外贸、经济研究、金融管理等领域的重要人物，一些代表既是学术界很有造诣的专家，也是党和政府的智囊、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主要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于光远，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中国银行行长卜明，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季崇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等。这些领导和专家，就外国代表所关注的中国对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中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情况和政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科学技术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上海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做了阐述。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国外代表，主要以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为主，主要有所长威廉·米勒、常务副所长威尔登·吉布森、国际部主任亨利·罗比森、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梅尔文·小厄尔。另外，还有美国代表哈拉尔德·马姆格雷、戴维·哈登，西德代表冈瑟·施米特-韦兰，澳大利亚代表彼得·德赖斯德尔，日本代表小岛清等。他们就中国关注的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现代化计划的评论、地区经济合作、合作经营、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
围绕着上述问题，讨论会安排得很紧凑，每天上午代表发言，下午分为五个小组讨论。这五个小组分别是：影响和引导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论基础；80年代西方国家、苏联、东欧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80年代科技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能源问题；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合作问题。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很广，但中方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西方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看法；国外尤其是西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政策、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前景。
里根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声称要“把马列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在1980年竞选总统期间，里根和美国亲台势力相呼应，抨击卡特对华政策，声称他上台后将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因而，在1981年里根上台前后，美国亲台势力有所抬头，美国此前出现的“中国热”降温，中美关系呈现冷却和下降的趋势。面对这一外交领域的变数，中国想通过讨论会了解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动向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因此，除了会上的发言与讨论、私下的沟通与交流，宦乡等人还邀请美方代表威廉·米勒、梅尔文·小厄尔、哈拉尔德·马姆格雷等举行座谈，进一步了解里根政府的外交战略，尤其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美苏关系的态度以及对波兰问题的看法。
对于中国关注的问题，美方代表做了比较坦诚的交流。美国代表把里根政府的外交战略指导原则归结为四个方面：确定美国的利益所在，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但不是美国第一；不向任何压力屈服；不出卖“朋友”；加强实力地位；等等。美国代表还透露，里根曾任州长，具有牛仔的性格，容易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比如，为了消除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之间的摩擦，里根决心削弱国家安全顾问的权力，把原来属于国家安全顾问的协调各方面力量以应对危机的权力，交给了副总统布什。美国代表还认为，里根班子里没有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因此里根的全球政策仍在形成之中，但是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会比较稳定地发展。他们也承认里根总统本人和国家安全顾问艾伦等是亲台的，但又指出艾伦等人在政府和国会中并没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美应当友好。左右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对华态度都比较好，都是赞成发展中美关系的。而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美国今后也只能这样做。只要台湾不受到“军事攻击”，中美关系就不会后退。美国《幸福》杂志总编辑威廉·鲁凯瑟说：美国希望中国好起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美国都是欢迎的。他还表示，美国有些人主张美中结成军事联盟，他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最恨苏联。如果中苏开战，美国不会出兵帮助中国，但肯定希望中国打赢。
在经济方面，美国代表认为，中国增加出口的关键是改革出口产品的结构。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购买中国的货物。中国有必要派代表团到美国去，了解美国销售中国货物的情况。关于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入境的问题，美国代表说，这是政府干预，相信这是暂时的，5年左右时间内就会取消，我们欢迎通过谈判让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
对于中国关注的美国对苏政策等国际问题，美国代表也并没有回避。梅尔文·小厄尔认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有四点：苏联企图利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国务卿黑格根本不能接受的；军事均衡问题，美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黑格认为，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国没有得到好处，还要继续进行谈判；关于美苏经济关系，美国将严格限制对苏出口尖端技术，但不会过多地限制企业家同苏联做生意，可能取消对苏粮食禁运。美国和西方代表还认为，里根政府对苏将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美国一个代表认为，如果苏联进攻西欧，美国的对策有两条：一是动用核武器，二是联合西欧共同对付苏联。他们还表示，单靠美国制止苏联的扩张野心是不够的，应该联合那些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同应对。
梅尔文·小厄尔还颇有自信地表示，不出6个月，苏联将出兵干涉波兰。他的根据是：苏联正有意识地恶化波兰的局势，为干涉波兰制造借口。如果出现苏联出兵占领波兰的情况，美国不会出兵，但一切美苏谈判都将停止，同时里根政府将会重新考虑它的对外关系，包括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他还坦率地表示，由于西欧国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密切，几乎占据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因此他们不会因波兰问题而同苏联断绝经济往来，这是苏联对西欧的一个很大牵制。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代表，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内部情况，如打探中国会不会出现波兰的“团结工会”，美国如出售武器给台湾，中国将做何反应等。中国代表按照相关外事规定做了回应。
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一部分外国代表表示理解。西德DG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冈瑟·施米特-韦兰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对待中国的计划，不能用西方或欧洲的标准衡量。他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因为它是以两个事实为依据：一是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8亿即80%是在农村就业和生活的；二是中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如果中国的计划能实现，就可避免其他许多国家因为过分强调工业化而遇到的问题。他表示：“对中国的信誉从未发生过怀疑，现在仍不怀疑。”澳大利亚的一位代表认为，中国的经济调整政策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加速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以及使重工业更好地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就会增加出口产品的货源，从而加强能源、交通行业的建设，又会增加中国对外国某些技术设备的需求。
但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外国代表，对中国经济情况、对中国的调整方针和对外经济政策不太了解，产生了各种怀疑。有的认为中国大规模地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部分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是轻率和缺乏远见的表现，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失败了，又回到了高度集中、只有计划调节没有市场调节的老路上去了，从而担心在中国缺少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与条件。那些尝到了中国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的甜头、渴望获得更好贸易机会的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尤其感到失望和沮丧。他们对中国继续执行经济调整政策感到很不理解，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过于频繁，让人捉摸不透，尤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说：“从过去30年间中国不时地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的角度看，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造成了西方国家采取了中国方面认为实际上不必要的谨慎态度。”
如前所述，在外国代表中，多数是企业界、银行界人士，他们急于摸清楚中国的底，主要关心的是与中国的贸易前景。按照会议日程安排，第一天下午分组讨论主题是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前景，但是很多外国代表就已迫不及待地提出有关中国经济调整的问题，要求中国代表回应。当第二天全天都安排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后，西方代表十分满意，讨论会气氛异常热烈，会议讨论达到高潮。西方关注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迫切心态，中国了然于胸，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外贸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从容不迫地应对和回答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薛暮桥、卜明、季崇威、汪道涵和钱俊瑞等人在大会发言中详细阐明了中国经济调整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中国代表还充分利用座谈会、小组讨论和私下交流的机会，反复阐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坦诚地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强调经济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二是表明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并不矛盾，经济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大门是始终敞开的。
薛暮桥在《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的发言中，针对西方关于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各种猜疑，明确指出：“产生这些疑问，是由于他们不理解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对于因为经济调整政策造成与国外合作的一些项目不能继续实施，他给出了鲜明的态度：“有些引进成套项目的停建、缓建会使有关的外国厂商也要受到损失，我们一定会慎重负责地处理。目前，中国政府正同日本、西德的厂商和著名的经济界人士，就宝山钢铁厂项目等问题，共同磋商，看能否找到妥善的办法使某些工程能够继续建设下去。”薛暮桥的发言，讲到中国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决定大量压缩经济建设投资，同时又讲到中国所遇到的经济困难与西方国家不同，不是需求萎缩、产品过剩，而是需求膨胀、产品供不应求。有些外国代表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产品供不应求，就应该增加投资，发展生产，为什么反而要压缩生产呢？为了深刻阐明这个问题，薛暮桥接受了《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记者的采访，公开答复了相关问题。
卜明在《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讲话中，着重表明了两个态度：一是在调整期间，中国对进口的技术设备和有些同国外合作的项目可能做些调整，但是利用外资的根本方针不会改变。这是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强调了对外信誉问题。重合同，守信用，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无论是从主观因素还是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完全能够维护自己的信誉。
季崇威在《中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和政策》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还是今后，中国都将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稳妥地吸收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针对有些外国投资者担心在中国的投资将来会被“征用”或“没收”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对外国投资不存在“没收”和“征用”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同美国政府签订了投资保险和担保协议，和西德、加拿大、日本等国也将签订类似协议。针对有些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立法不健全、怕政策多变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立法的重视和相关立法的进度。最后，他还透露了80年代前期中国将吸收外资的重点领域。
在闭幕式上，还有四位国外代表自由发言。菲律宾代表华兴肯·赛西普指出：“我们东南亚联盟所深为感谢和深感慰藉的是中国政府对越南采取了如此强硬的立场，我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立场，将防止越南对泰国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他最后表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有两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即居住在东南亚的海外中国人问题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国家之间的官方关系的问题，一定能成功解决。奥地利代表克劳斯·利布斯彻发言时表示：作为奥地利银行的代表，到杭州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中国及其未来经济意图方面的资料。他认为，中国对计划的谨慎态度是正确的，由于经济计划过于激进而遭到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荷兰道塔姆集团总经理威廉姆斯·沃里杰发言指出：“随着我对中国人在独立经营和利润管理方面的进一步的了解，随着我对某些合营企业的西方参加者的经验的了解，我逐渐相信，合营企业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美国《幸福》杂志总编辑威廉·鲁凯瑟发言指出：“我观察到中国出现了一个有益的征兆，即中国人的有名的智慧正在相当明显地用来寻找这些艰巨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我毫不怀疑，寻找这些问题的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是无限地美好的。”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及外国代表的来访，受到中国政府高层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3月29日，美国和其他部分外国代表以威尔登·吉布森为领队前往北京，先后与外贸部、冶金部、国家科委、中国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举行业务会谈和座谈。4月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会议秘书长罗元铮的陪同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了来自13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43位代表及其夫人。姚依林说：“听说杭州讨论会开得很成功，你们这次了解了中国的不少情况，这对你们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是有益的，对于我们也是有益的。这种合作是能很好继续下去的。”姚依林明确表示，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将继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相信80年代中外经济合作将一年比一年加强。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不忘记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他希望合作应该是互利的，因为只有这样，合作才能持续发展下去。西方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希望扩大同中国的合作，并就中国调整经济的政策和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提问，姚依林回答了代表们的关切。
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形象。1981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年不到，与国外的交流交往有限，因为长期与西方各国处于隔绝、半隔绝状态，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十分模糊，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尚没有直观概念，因此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对于中国展示改革开放新风貌、新形象十分重要。实际上，大多数国外代表，虽然是经济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或对中国感兴趣，但此前没到过中国，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如梅尔文·小厄尔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概况》，就对中国情况有不少误解和歪曲。通过会议交流，中方不仅介绍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向外展示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励志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新形象。一些代表原本以为中国只会在会议上搞一些“政治宣传”，但最终结果则是满载而归。威廉·鲁凯瑟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用“我对中国着了迷”来总结会议。他说原本对会议不抱希望，以为会和以往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大致雷同，那就是“口号”之争，你来我往，舌战一场，大家累了，提包走人。他认为：“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没有空谈，用了毫无偏见的语言。”外国代表纷纷表示，要将中国的新风貌、新形象带回国。尤其是参加会议的外籍华人，如新加坡海外联合银行总裁黄耀祖等，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十分兴奋，表示愿意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将鼓励工商界朋友回国投资，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而多做工作。
澄清了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就紧密联系起来，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十分重要。因此，在经济调整政策影响到国际声誉和开放形象时，中国政府高层十分重视沟通和解释工作，这也是姚依林接见会议代表并就中国经济调整政策进行交流的根本原因。薛暮桥回忆：“由于这次调整也引起国外的关注，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要向外国朋友宣传我国经济调整的方针。”继在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上做说明后，他又于两个月后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在日本阐释中国经济调整政策，这也再次说明了中国对刚刚树立的国际新形象格外珍惜。讨论会经过深入沟通，基本达到了澄清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必要性的目的。亨利·罗比森认为：“我们原来关切的是你们是否不那么欢迎外国投资了。现在我们这点怀疑已打消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你们的政策调整的目的。”威尔登·吉布森表示：“中国的经济调整和现代化计划比西方国家看得更远。中国计划的规模确实使西方吃惊。”“这是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一个国家所从事的最大的计划和迈出的最大的步伐。”《瞭望》杂志在报道讨论会时，就抓住了核心问题，直接以《调整——中国经济稳步前进的新起点》为题进行了阐述。报道指出：“经过大会、小会坦率地交换意见，疑问得到了回答，误解得到了消除，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和发展方向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大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调整是必要的、稳妥的。它将成为中国经济稳步前进的新起点。”通过一次会议使误解完全消除可能并不现实，但毫无疑问，会议确实使得外国代表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有了更清晰而正面的认识。
获得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有益意见和建议。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初期，中国十分重视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出国访问考察，到国外取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已为大家公认。傅高义甚至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但其他渠道的学习沟通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实际上，当国门打开后，中国接受外部信息是多渠道、多维度的，是一个“走出去”与“请进来”的互动模式。举行国际会议，就是中国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上，国外代表就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意见和建议，对中国借鉴国外经验大有裨益。有代表建议中国应主动参加地区性经济合作，认为中国应加入世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而减少外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关税阻力。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加入该组织，将有较大的发言权，并能和各会员国在经济上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国与各国的多边贸易。对于中国的合资企业问题，外国代表认为存在合资企业法、投资法等不完备，某些规定不明确，没有专利法；政策不稳定，难以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合营期限太短，只有十年，应该延长到二三十年；谈判拖延得太长等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代表提出应该多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有人认为中国应着重发展中小工业，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大工业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在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技术革新和普及科技知识上也大有好处。还有人强调了经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美国中央统计局有10000多人，日本有1000多人，而中国只有100多人，因此建议中国要舍得花费人力，搞好统计工作，使统计数字准确可靠。这些意见和建议，以西方的经验和世界眼光，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来，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界而言，是新颖而富有建设性的，有些建议如今看来也依然合理而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意见和建议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有利于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促进改革创新思想的形成。
198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联合主办、香港新鸿基公司协办的世界经济讨论会，就在此背景下于杭州召开。通过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的会内会外沟通与交流，我们可以窥察刚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与初步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西方经济界人士，是如何在试探中接触、在疑虑中沟通、在熟悉中信任，一点一点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热点和敏感问题，从充满疑虑、猜忌和偏见到惊讶、满意和理解的，进而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如何摸索着进行国际沟通与释疑，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是中美交流合作的产物■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迅速开展外交“补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议和筹划召开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就是中美之间交流合作的产物。1979年7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派代表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世界经济讨论会的倡议，建议先在北京开会，然后再到上海讨论。1980年3月、7月，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两次派代表访问中国，就举办研讨会问题继续与中国进行磋商。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终决定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于1981年3月在杭州联合举行。此后，美方代表于1980年9月、12月，1981年2月三次与中国代表商讨确定讨论会的主题、议程和整个筹备工作的细节。
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和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交流合作，是因为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与中国之间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原属斯坦福大学的一部分，1970年独立出来后，到1980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名专职人员的国际性研究和咨询机构。它主要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以及工商企业从事范围广泛的研究，同时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企业界以及著名的战略、政策和学术研究机构往来密切。进行经济问题的咨询和研究，是其一项主要业务，他们特别善于从事一些战略性、重大决策性的经济课题研究。战略性经济决策咨询，正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所急需的，而且通过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可以加强对美国的了解与沟通。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1年３月23日，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正式开幕。来自世界五大洲2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经济学家、银行家、企业家共聚一堂，讨论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与中国经济、外交密切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在中国举办得并不太多，因此讨论会的规格很高，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
讨论会中方主席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担任。美方主席由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所长威廉·米勒担任。钱俊瑞在开幕式上致辞，阐明了召开会议的宗旨。他说：相聚在这风光明媚的西湖之滨，目的就是为了展望80年代世界经济的前景，探索和寻求解决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世界各国尽管政治经济制度有所不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但认真研究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为克服困难而努力，是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所肩负的职责。威廉·米勒也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正处在一个动荡的过渡之中”，这种动荡既存在于国内，又存在于国际，因而影响了大家对经济理论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实践上的、互相之间政治经济交流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共同探讨。浙江省省长李丰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他介绍了浙江省经济社会概况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调整、改革，生产的发展，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必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出席讨论会并发言的中方代表，充分考虑到了国外代表的关切，可谓名家云集，涵盖了外资外贸、经济研究、金融管理等领域的重要人物，一些代表既是学术界很有造诣的专家，也是党和政府的智囊、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主要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于光远，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中国银行行长卜明，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季崇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等。这些领导和专家，就外国代表所关注的中国对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中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情况和政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科学技术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上海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做了阐述。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国外代表，主要以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为主，主要有所长威廉·米勒、常务副所长威尔登·吉布森、国际部主任亨利·罗比森、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梅尔文·小厄尔。另外，还有美国代表哈拉尔德·马姆格雷、戴维·哈登，西德代表冈瑟·施米特-韦兰，澳大利亚代表彼得·德赖斯德尔，日本代表小岛清等。他们就中国关注的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现代化计划的评论、地区经济合作、合作经营、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
围绕着上述问题，讨论会安排得很紧凑，每天上午代表发言，下午分为五个小组讨论。这五个小组分别是：影响和引导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论基础；80年代西方国家、苏联、东欧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80年代科技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能源问题；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合作问题。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很广，但中方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西方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看法；国外尤其是西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政策、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前景。
■美国代表阐释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主要由中国和美国的智囊机构组织，因此双方主要目的是了解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态度。美方代表主要由与里根政府和美国西部财团有密切联系的专家学者和一些银行家、企业界人士组成，比如哈拉尔德·马姆格雷曾任总统顾问委员会、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顾问，罗宾是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员。里根政府及其智囊迫切需要摸清中国的经济情况、方针政策以及中美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前景等问题。他们想通过会议讨论和考察交流，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在参加会议之前，由美国代表梅尔文·小厄尔撰写并发给参会西方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概况》，就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目的。《概况》指出：“本材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计划和影响及其实施的主要因素做了综述，其目的是对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商业机会和西方对华贸易政策和技术的观察提供一些背景材料。”里根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声称要“把马列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在1980年竞选总统期间，里根和美国亲台势力相呼应，抨击卡特对华政策，声称他上台后将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因而，在1981年里根上台前后，美国亲台势力有所抬头，美国此前出现的“中国热”降温，中美关系呈现冷却和下降的趋势。面对这一外交领域的变数，中国想通过讨论会了解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动向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因此，除了会上的发言与讨论、私下的沟通与交流，宦乡等人还邀请美方代表威廉·米勒、梅尔文·小厄尔、哈拉尔德·马姆格雷等举行座谈，进一步了解里根政府的外交战略，尤其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美苏关系的态度以及对波兰问题的看法。
对于中国关注的问题，美方代表做了比较坦诚的交流。美国代表把里根政府的外交战略指导原则归结为四个方面：确定美国的利益所在，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但不是美国第一；不向任何压力屈服；不出卖“朋友”；加强实力地位；等等。美国代表还透露，里根曾任州长，具有牛仔的性格，容易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比如，为了消除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之间的摩擦，里根决心削弱国家安全顾问的权力，把原来属于国家安全顾问的协调各方面力量以应对危机的权力，交给了副总统布什。美国代表还认为，里根班子里没有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因此里根的全球政策仍在形成之中，但是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会比较稳定地发展。他们也承认里根总统本人和国家安全顾问艾伦等是亲台的，但又指出艾伦等人在政府和国会中并没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美应当友好。左右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对华态度都比较好，都是赞成发展中美关系的。而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美国今后也只能这样做。只要台湾不受到“军事攻击”，中美关系就不会后退。美国《幸福》杂志总编辑威廉·鲁凯瑟说：美国希望中国好起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美国都是欢迎的。他还表示，美国有些人主张美中结成军事联盟，他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最恨苏联。如果中苏开战，美国不会出兵帮助中国，但肯定希望中国打赢。
在经济方面，美国代表认为，中国增加出口的关键是改革出口产品的结构。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购买中国的货物。中国有必要派代表团到美国去，了解美国销售中国货物的情况。关于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入境的问题，美国代表说，这是政府干预，相信这是暂时的，5年左右时间内就会取消，我们欢迎通过谈判让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
对于中国关注的美国对苏政策等国际问题，美国代表也并没有回避。梅尔文·小厄尔认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有四点：苏联企图利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国务卿黑格根本不能接受的；军事均衡问题，美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黑格认为，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国没有得到好处，还要继续进行谈判；关于美苏经济关系，美国将严格限制对苏出口尖端技术，但不会过多地限制企业家同苏联做生意，可能取消对苏粮食禁运。美国和西方代表还认为，里根政府对苏将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美国一个代表认为，如果苏联进攻西欧，美国的对策有两条：一是动用核武器，二是联合西欧共同对付苏联。他们还表示，单靠美国制止苏联的扩张野心是不够的，应该联合那些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同应对。
梅尔文·小厄尔还颇有自信地表示，不出6个月，苏联将出兵干涉波兰。他的根据是：苏联正有意识地恶化波兰的局势，为干涉波兰制造借口。如果出现苏联出兵占领波兰的情况，美国不会出兵，但一切美苏谈判都将停止，同时里根政府将会重新考虑它的对外关系，包括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他还坦率地表示，由于西欧国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密切，几乎占据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因此他们不会因波兰问题而同苏联断绝经济往来，这是苏联对西欧的一个很大牵制。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代表，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内部情况，如打探中国会不会出现波兰的“团结工会”，美国如出售武器给台湾，中国将做何反应等。中国代表按照相关外事规定做了回应。
■中国代表对经济调整与改革政策的释疑■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正值西方世界大肆讨论中国调整经济、放慢计划和停建一些工程以及出现能源不足、工业增速下降、国际收支逆差、财政预算赤字等问题的时候。亨利·罗比森表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注意，但是这些计划对西方贸易界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西方企业界和金融界里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一部分外国代表表示理解。西德DG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冈瑟·施米特-韦兰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对待中国的计划，不能用西方或欧洲的标准衡量。他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因为它是以两个事实为依据：一是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8亿即80%是在农村就业和生活的；二是中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如果中国的计划能实现，就可避免其他许多国家因为过分强调工业化而遇到的问题。他表示：“对中国的信誉从未发生过怀疑，现在仍不怀疑。”澳大利亚的一位代表认为，中国的经济调整政策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加速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以及使重工业更好地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就会增加出口产品的货源，从而加强能源、交通行业的建设，又会增加中国对外国某些技术设备的需求。
但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外国代表，对中国经济情况、对中国的调整方针和对外经济政策不太了解，产生了各种怀疑。有的认为中国大规模地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部分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是轻率和缺乏远见的表现，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失败了，又回到了高度集中、只有计划调节没有市场调节的老路上去了，从而担心在中国缺少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与条件。那些尝到了中国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的甜头、渴望获得更好贸易机会的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尤其感到失望和沮丧。他们对中国继续执行经济调整政策感到很不理解，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过于频繁，让人捉摸不透，尤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说：“从过去30年间中国不时地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的角度看，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造成了西方国家采取了中国方面认为实际上不必要的谨慎态度。”
如前所述，在外国代表中，多数是企业界、银行界人士，他们急于摸清楚中国的底，主要关心的是与中国的贸易前景。按照会议日程安排，第一天下午分组讨论主题是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前景，但是很多外国代表就已迫不及待地提出有关中国经济调整的问题，要求中国代表回应。当第二天全天都安排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后，西方代表十分满意，讨论会气氛异常热烈，会议讨论达到高潮。西方关注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迫切心态，中国了然于胸，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外贸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从容不迫地应对和回答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薛暮桥、卜明、季崇威、汪道涵和钱俊瑞等人在大会发言中详细阐明了中国经济调整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中国代表还充分利用座谈会、小组讨论和私下交流的机会，反复阐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坦诚地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强调经济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二是表明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并不矛盾，经济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大门是始终敞开的。
薛暮桥在《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的发言中，针对西方关于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各种猜疑，明确指出：“产生这些疑问，是由于他们不理解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对于因为经济调整政策造成与国外合作的一些项目不能继续实施，他给出了鲜明的态度：“有些引进成套项目的停建、缓建会使有关的外国厂商也要受到损失，我们一定会慎重负责地处理。目前，中国政府正同日本、西德的厂商和著名的经济界人士，就宝山钢铁厂项目等问题，共同磋商，看能否找到妥善的办法使某些工程能够继续建设下去。”薛暮桥的发言，讲到中国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决定大量压缩经济建设投资，同时又讲到中国所遇到的经济困难与西方国家不同，不是需求萎缩、产品过剩，而是需求膨胀、产品供不应求。有些外国代表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产品供不应求，就应该增加投资，发展生产，为什么反而要压缩生产呢？为了深刻阐明这个问题，薛暮桥接受了《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记者的采访，公开答复了相关问题。
卜明在《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讲话中，着重表明了两个态度：一是在调整期间，中国对进口的技术设备和有些同国外合作的项目可能做些调整，但是利用外资的根本方针不会改变。这是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强调了对外信誉问题。重合同，守信用，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无论是从主观因素还是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完全能够维护自己的信誉。
季崇威在《中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和政策》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还是今后，中国都将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稳妥地吸收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针对有些外国投资者担心在中国的投资将来会被“征用”或“没收”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对外国投资不存在“没收”和“征用”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同美国政府签订了投资保险和担保协议，和西德、加拿大、日本等国也将签订类似协议。针对有些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立法不健全、怕政策多变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立法的重视和相关立法的进度。最后，他还透露了80年代前期中国将吸收外资的重点领域。
■姚依林接见会议代表并与其进行交流■
1981年3月28日，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闭幕。在闭幕式上，钱俊瑞和亨利·罗比森分别做了总结发言。钱俊瑞在发言中，回顾和总结了会议对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再次阐明了中国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政策。他认为讨论会有三大收获：一是就80年代世界经济的前景交换了意见，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若干重大问题的对策；二是讨论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政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三是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友谊，为中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寻找了若干渠道。亨利·罗比森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国外代表的发言和交流，尽可能地解释了美国里根政府的政策和方案，介绍了西方经济管理制度，有利于中国更好地估计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中国代表对西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回答得越来越直率，这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方案。他也坦诚地表示：“我们彼此从不同的角度，都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最后，他表示：“我想声明一下，有一种所谓的信任危机。这个信任危机最近在你们的官方报纸上也都提到了。我认为这种信任危机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怀疑，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达到邻近国家的那种程度。不过，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广泛的要求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对国家领导人来说是一种健康的推动力。”在闭幕式上，还有四位国外代表自由发言。菲律宾代表华兴肯·赛西普指出：“我们东南亚联盟所深为感谢和深感慰藉的是中国政府对越南采取了如此强硬的立场，我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立场，将防止越南对泰国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他最后表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有两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即居住在东南亚的海外中国人问题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国家之间的官方关系的问题，一定能成功解决。奥地利代表克劳斯·利布斯彻发言时表示：作为奥地利银行的代表，到杭州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中国及其未来经济意图方面的资料。他认为，中国对计划的谨慎态度是正确的，由于经济计划过于激进而遭到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荷兰道塔姆集团总经理威廉姆斯·沃里杰发言指出：“随着我对中国人在独立经营和利润管理方面的进一步的了解，随着我对某些合营企业的西方参加者的经验的了解，我逐渐相信，合营企业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美国《幸福》杂志总编辑威廉·鲁凯瑟发言指出：“我观察到中国出现了一个有益的征兆，即中国人的有名的智慧正在相当明显地用来寻找这些艰巨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我毫不怀疑，寻找这些问题的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是无限地美好的。”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及外国代表的来访，受到中国政府高层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3月29日，美国和其他部分外国代表以威尔登·吉布森为领队前往北京，先后与外贸部、冶金部、国家科委、中国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举行业务会谈和座谈。4月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会议秘书长罗元铮的陪同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了来自13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43位代表及其夫人。姚依林说：“听说杭州讨论会开得很成功，你们这次了解了中国的不少情况，这对你们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是有益的，对于我们也是有益的。这种合作是能很好继续下去的。”姚依林明确表示，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将继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相信80年代中外经济合作将一年比一年加强。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不忘记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他希望合作应该是互利的，因为只有这样，合作才能持续发展下去。西方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希望扩大同中国的合作，并就中国调整经济的政策和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提问，姚依林回答了代表们的关切。
■“相当成功”的一次国际沟通与释疑■
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新形象、新气象的一个舞台，也是世界经济界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和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渠道。中外双方对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交流的效果感到满意。威尔登·吉布森说：“我们认为无论在杭州或在北京都是相当成功的。”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形象。1981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年不到，与国外的交流交往有限，因为长期与西方各国处于隔绝、半隔绝状态，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十分模糊，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尚没有直观概念，因此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对于中国展示改革开放新风貌、新形象十分重要。实际上，大多数国外代表，虽然是经济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或对中国感兴趣，但此前没到过中国，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如梅尔文·小厄尔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概况》，就对中国情况有不少误解和歪曲。通过会议交流，中方不仅介绍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向外展示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励志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新形象。一些代表原本以为中国只会在会议上搞一些“政治宣传”，但最终结果则是满载而归。威廉·鲁凯瑟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用“我对中国着了迷”来总结会议。他说原本对会议不抱希望，以为会和以往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大致雷同，那就是“口号”之争，你来我往，舌战一场，大家累了，提包走人。他认为：“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没有空谈，用了毫无偏见的语言。”外国代表纷纷表示，要将中国的新风貌、新形象带回国。尤其是参加会议的外籍华人，如新加坡海外联合银行总裁黄耀祖等，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十分兴奋，表示愿意为祖国强大而努力，将鼓励工商界朋友回国投资，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而多做工作。
澄清了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就紧密联系起来，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十分重要。因此，在经济调整政策影响到国际声誉和开放形象时，中国政府高层十分重视沟通和解释工作，这也是姚依林接见会议代表并就中国经济调整政策进行交流的根本原因。薛暮桥回忆：“由于这次调整也引起国外的关注，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要向外国朋友宣传我国经济调整的方针。”继在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上做说明后，他又于两个月后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在日本阐释中国经济调整政策，这也再次说明了中国对刚刚树立的国际新形象格外珍惜。讨论会经过深入沟通，基本达到了澄清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必要性的目的。亨利·罗比森认为：“我们原来关切的是你们是否不那么欢迎外国投资了。现在我们这点怀疑已打消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你们的政策调整的目的。”威尔登·吉布森表示：“中国的经济调整和现代化计划比西方国家看得更远。中国计划的规模确实使西方吃惊。”“这是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一个国家所从事的最大的计划和迈出的最大的步伐。”《瞭望》杂志在报道讨论会时，就抓住了核心问题，直接以《调整——中国经济稳步前进的新起点》为题进行了阐述。报道指出：“经过大会、小会坦率地交换意见，疑问得到了回答，误解得到了消除，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和发展方向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大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调整是必要的、稳妥的。它将成为中国经济稳步前进的新起点。”通过一次会议使误解完全消除可能并不现实，但毫无疑问，会议确实使得外国代表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有了更清晰而正面的认识。
获得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有益意见和建议。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初期，中国十分重视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出国访问考察，到国外取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已为大家公认。傅高义甚至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但其他渠道的学习沟通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实际上，当国门打开后，中国接受外部信息是多渠道、多维度的，是一个“走出去”与“请进来”的互动模式。举行国际会议，就是中国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上，国外代表就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意见和建议，对中国借鉴国外经验大有裨益。有代表建议中国应主动参加地区性经济合作，认为中国应加入世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而减少外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关税阻力。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加入该组织，将有较大的发言权，并能和各会员国在经济上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国与各国的多边贸易。对于中国的合资企业问题，外国代表认为存在合资企业法、投资法等不完备，某些规定不明确，没有专利法；政策不稳定，难以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合营期限太短，只有十年，应该延长到二三十年；谈判拖延得太长等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代表提出应该多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有人认为中国应着重发展中小工业，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大工业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在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技术革新和普及科技知识上也大有好处。还有人强调了经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美国中央统计局有10000多人，日本有1000多人，而中国只有100多人，因此建议中国要舍得花费人力，搞好统计工作，使统计数字准确可靠。这些意见和建议，以西方的经验和世界眼光，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来，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界而言，是新颖而富有建设性的，有些建议如今看来也依然合理而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意见和建议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有利于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促进改革创新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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