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四位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他们的称谓比较复杂。首先，正式的称谓都不叫总书记，就连中共六大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也是如此。其次，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向忠发、博古、张闻天，都曾被称为总书记，这是一种习惯叫法，与中共第一位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正式称谓是总书记有关，与苏共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是总书记应该也有关系。再次，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谓，但只有向忠发正式担任过这一职务。为了说明上述情况，下面对瞿、向、博、张四位最高领导人的称谓逐一进行考察。
■瞿秋白的称谓■
瞿秋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被推选成为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总负责人。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当时瞿秋白所担任职务的正式称谓。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瞿秋白都没有被称为总书记。
作为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为什么没有被称为总书记？这应该与瞿秋白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关。八七会议不是一次中央全会，它选举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临时性和过渡性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中央政治局除了负有领导全党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任，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准备召开六大，选举正式的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说：“在八七会议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已规定在六个月内召开六大。”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虽然后来六大延至1928年6月才召开，但临时中央政治局存在的时间也不到一年。它虽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领导全党工作的重任，对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贡献，但也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对此，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是负有责任的。这些情况使得瞿秋白担任最高领导人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六大召开后，随着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瞿秋白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使命也告结束。在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瞿秋白的任职时间是最短的。“临时性”和“过渡性”，使得瞿秋白还没有来得及获得总书记的名义就下台了。
■向忠发的称谓■
向忠发是1928年7月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虽然他后来因失节叛变而臭名昭著，但为尊重历史，对他的称谓仍有考证的必要。现在的党史论著中，一般都把他称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中共党内乃至共产国际对他也是以总书记相称。如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左”倾盲动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批评：“周恩来、瞿秋白正在莫斯科和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病中，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决议，将来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共产国际远东局在这里所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便是指向忠发，他和周恩来、瞿秋白当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有人曾提议：主席由总书记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可见，当时中共党内也是把向忠发称为总书记的。
然而，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后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的正式称谓并不是总书记，而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设立总书记的职位，是从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开始的。四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仍然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这次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四大和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和非同一般的影响，自此总书记的称谓便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画上了等号，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代名词。但是，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没有继续设立总书记的职位。六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只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撤销了此前党章关于设立总书记的规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谓。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陈独秀曾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影响，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在提到向忠发的职务时，一般仍以总书记相称。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与总书记画等号，认为前者相当于后者；一种则可能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六大不设立总书记职位，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种情况，想当然地以为中共六大后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有没有从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变为总书记呢？有一种看法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仍任总书记”。但事实上，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是参加过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任弼时年谱》《陈云年谱》中，以及在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中，在写到六届四中全会时，均无将“主席”改为“总书记”的记载。迄今所出版的重要党史著作和教材中，也均没有六届四中全会将“主席”改为“总书记”的记载。王健英著的《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主席仍是向忠发”。李维汉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亲历者，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一文中说：“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有两次提到向忠发被捕叛变，都没有称其为总书记，一次是将其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一次是将其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的任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写道，六届四中全会后，“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上述材料都能够说明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没有由“主席”改为“总书记”。
因此，向忠发从1928年7月成为最高领导人，到1931年6月被捕叛变，他的正式称谓始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习惯上将其称为总书记。这也不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开始的，而是之前就已经这样称呼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