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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记(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10期  作者:舒 云  点击次数:3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记(上)

图片说明:田汉

1949927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19666月田汉被关押,代国歌的歌词被禁唱。1978年换上集体填词的新歌词,各方面意见很大,且没有流行开来。1982年恢复原歌词,并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于2017101日起施行。

■新政协筹备会登报征集国歌■

19496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分为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7415时,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由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征集国旗、国歌,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征集启事,报送筹备会常委会批准发布。

79日,周恩来审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当即修改并批复:“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沈钧儒等表示“完全同意”。714日,征集启事送到人民日报社。《启事》第三条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之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从715日起,《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连续8天刊登征集启事,国内外报纸纷纷转载。

85日,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等专家为顾问。选稿工作设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经过连续五天的突击审稿,23日,第六小组召开国歌初选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既要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而应征稿件普遍不尽理想。2410时,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1.从应征稿中复选13件,排印200份,以备提供参考。2.因复选出的歌词似尚未臻完善,仍由文艺家继续拟制。3.据专家意见,复选提出的歌词,经常委会通过后即制定曲谱,并登报公布、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作最后选定,但需要相当长时间。此种意见是否可以采纳,请常委会决定。

在这次征集中,除国旗征集稿选中五星红旗外,国徽、国歌征集稿都没有满意之作。国徽暂缺无碍大局,而按照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能没有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在报告中说: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他们向周恩来提出,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周恩来说:“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毛泽东拍板代国歌不改歌词■

在第六小组多次讨论会上,不少人推荐《义勇军进行曲》,但也有人觉得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应该修改。第六小组决定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并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郭沫若当即拟就三段歌词,于913日打印200份。9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决定将第六小组负责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等工作移交给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主席团。

19499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收到应征国歌曲谱632件,歌词694首。

92520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的意见。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应邀参加。马叙伦汇报了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结果,根据目前情况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画家徐悲鸿说:有些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指定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差不多。抗战中它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李立三说:《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田汉等人认为这首歌曲已是历史,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大家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全体起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9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国歌定下来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927日,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四个决议案,其中关于国歌的决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29日,《人民日报》刊登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谱。10115时开国大典,解放军军乐队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初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做亡国奴”成了全国人民的心声。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抗日外,还涌现出了东北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抗日组织。上海文艺界也掀起了创作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的热潮,从19319月至19352月,左翼剧团联盟党团书记田汉创作了20多部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电影,以及几十首救亡歌曲。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9岁父亲病故,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6年,他在上海与唐槐秋等人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8年,他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推进新戏剧运动,并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19303月,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电通公司是左翼影界人士抗日的阵地,由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等人在幕后领导。193412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上映,其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二部电影是田汉编写梗概的《风云儿女》,反映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青年人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田汉在影片结尾为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首长诗,因“催稿甚急”,长诗只写了一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1935219日晚,田汉拜访即将赴苏联访问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刚返回家就被捕了,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田汉被捕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风云儿女》的梗概写成电影剧本。记录田汉诗稿的那页薄纸,是稿本的最后一页,其中“大炮飞机”被茶水浸湿了,辨认不出来,夏衍将其写成“炮火”。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的诗稿作曲。1933年初,田汉与赵铭彝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算上《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与田汉合作了14首歌曲。为了让曲调和节奏更加鲜明有力,聂耳和电通公司工作人员孙师毅商量,在不影响歌词内容的前提下,对田汉的歌词作了字句上的修改。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聂耳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自学了二胡、三弦、月琴、风琴等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7月,聂耳为躲避追捕,取道越南、香港来到上海。19313月,他考进联华影业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接着又考入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师。19344月,在党组织安排下,聂耳到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后升任音乐部副主任。他与安娥以灌制唱片为名,录制了一批进步歌曲的唱片,并灌制了自己创作的22首歌曲。

19351月,聂耳出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的音乐部主任,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3楼,开始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田汉自由体的歌词长短不一,最多的一句有14个字。尽管作曲有相当的难度,但聂耳对田汉充满战斗气势的歌词深有同感,认为田汉的歌词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聂耳对朋友许幸之说,他是受了《国际歌》《马赛曲》的影响,而《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后来,田汉说:“聂耳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善于处理别人很不容易驾驭的语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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